提到成功，人們首先想到的是超乎常人的智商，還有優沃的家世背景，提供更廣的資源，但是這些一般“成功學”的論調，並不是本書的觀點。這本書中從全新的視角，分析我們耳熟能詳的成功案例。《紐約客》怪才關於成功的深度剖析，看似不可思議卻又無比真實！
作者用社會心理學研究的方法，對個人案例從縱向時間軸追蹤，同時代橫向比較，科學而嚴謹地得出結論：“如果沒有機遇和文化、環境因素，即使智力超過愛因斯坦，也只能做一份平庸的工作。”
機遇是一系列偶然與必然的結合，一個又一個機遇的積累，促成了最後的成功。同時，文化環境與文化傳承，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影響著人們的決策與生活。但是作者堅信，即使文化的力量再頑固，也不是完全不可改變。
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Malcolm Gladwell）被《快公司》譽為“21世紀的彼得•德魯克”，曾是《華盛頓郵報》商務科學專欄作家，目前是《紐約客》雜誌專職作家。
2005年被《時代》週刊評為全球最有影響力的100位人物之一。他的代表作品《引爆點》、《異類》、《眨眼之間》均創造了書市神話。《紐約時報》更是把格拉德威爾對社會思潮的影響稱為“格拉德威爾效應”。
好了介紹完這本書的情況和基本作者概況，下面我詳細講述書中的內容。本書一共二個要點。
第一個要點是：機遇。機遇包括哪些因素？是如何成為成功途中的助力的？
出生的時代，誘發“馬太效應”，讓一些人享受到更多的教育資源，這是機遇之一。在學習與實踐的過程中，有些人能夠幸運地率先完成1000小時的積累，這是機遇之二。在成長過程中，有機會培養高水平的“實踐智慧”，這是機遇之三。正是一個又一個機遇的積累，促成最後的成功。
第二個要點是：文化傳承。文化傳承在生活中有怎樣的作用？其負面影響，是否有辦法克服？
文化傳承，以非常強大的力量，植入後代的生活，流淌在子孫的血液中，影響著子孫處理問題的態度和方法。文化環境是影響人們生活的重要因素，可能成為積極的因素，也可能造成惡劣的影響。但是文化的力量再頑固，也不是完全不可以改變。正視文化傳統中的優勢與劣勢，堅決做出調整與改變，也可以成功完成逆襲。
01 機遇包括哪些因素？是如何成為成功途中的助力的？
- 首先，出生的時代，誘發“馬太效應”，讓一些人享受到更多的教育資源，這是機遇之一。
“凡是有的，還要叫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有的，也要奪過來”——來自《新約》中的這個名句，被稱為經濟學家稱為“馬太效應”。在精英教育的選拔體制中，“馬太效應”也同樣適用。
我們先從加拿大的冰球運動員的選拔與培養說起。在加拿大，孩子學冰球從幼兒園之前就已經開始。各個年齡段的孩子，經嚴格地分類、評估、篩選之後，能進入更高一等級的訓練和比賽。在20世紀八十年代，一位心理學家發現，青年職業隊的球員生日大多在1月、2月、3月。究其原因，精英教育的選拔體制，是這個結果的始作俑者。
稍微懂得一點發展心理學的人，都知道在身體與心智發展迅速的幼兒、兒童甚至青少年時期，幾個月的年齡差距，孩子的智力、體力、學習能力都會有明顯差距。那麼，一月出生的孩子，幾乎比十二月出生的孩子，多將近一年的發育成長和鍛鍊時間。
這就是精英教育中的“馬太效應”：同年出生的孩子，月份大的，因為生理的成熟、鍛鍊時間的充裕，他們有可能被關注、誇獎和特殊對待；一旦被選入更高等級的團體，會有更優秀的教練輔導、更好的訓練條件、更多的集訓時間，於是 成為“最優秀的球員”。這個現象同樣也發生在歐洲足球、美國棒球等選拔形式基本相似的體育比賽中。
那麼，學校教育制度，也有同樣的問題，同是四年級的學生，智力水平相近，月份大的比月份小的學生，成績高出4%-12%。在學校中，教師很難分辨到底是學生的能力，還是發育水平，造成孩子的成績差異。
作者在書中呼籲，我們為了更公平、公正地讓孩子擁有發展的機會，應該從體制上進行變革，儘量把相同發育水平的孩子分在一個班級，分班時參考出生月份的差異，把臨近三個月生日的孩子分在一起。
其次，在學習與實踐的過程中，有些人能夠幸運地率先完成10000小時訓練的積累，這是機遇之二。
心理學家很早就發現，人的大腦平均要花費10000小時，才能完全理解和消化某個領域的專業知識，達到精英的程度。這就是10000小時法則。
我們回憶剛才提到的精英選拔機制，就能夠發現，能夠在同齡人中，最先完成 10000小時積累的，也是那些“幸運兒”。從某種程度說，是機遇的眷顧，幫助這些幸運兒完成了“數量的積累”，成為精英。
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搖滾樂隊，甲殼蟲樂隊的經歷，佐證了這個理論。機緣巧合，他們被邀請到德國的漢堡演出。在此之前，他們每晚只需演奏一個小時，只表演最經典的曲目。但是應邀去漢堡的時候，被要求每天晚上演奏8個小時，最受歡迎的時候要到凌晨2點才結束。
超量的演出造就他們的體力和耐力，還迫使他們嘗試學習不同風格曲目，更積累了豐富的舞臺經驗。於是1960年到1962年之間，五次漢堡之行，1200場演出，幫助甲殼蟲樂隊完成了“10000小時的積累”，脫胎換骨地出現在人們視野裡。
完成10000小時訓練的原始積累，的確要依靠機遇的幫助。然而機遇並不是隨時隨地可以出現的。作者列出人類有史以來，最富有的75人的名單，竟有十四人都出生在1830年到1839年之間。
因為他們十分幸運地搭上了一般經濟高速發展的列車——1860年到1880年美國經濟的轉型與發展。這正應了中國的古話“時勢造英雄”。
一批出生於1953年到1956年之間的電腦軟體大咖，也是時代發展的幸運兒。1975年是個人電腦時代的黎明，年齡稍大已經獲得了工作的地位，過小還沒有從學校畢業。所以1975年處於21歲左右，剛剛從學校畢業的年輕人，就擁有了享受第一縷曙光的最好位置。
其中就包括了神話一般的人物比爾·蓋茨和比爾·喬伊。1968年的電腦還如整間屋子般大小，程式設計師排隊執行程式，好比今天的北京三環堵車。那時，中學在學的比爾蓋茨就幸運地享受到分時系統的計算終端。
後面他獲得的一系列的機會，都指向一個結果，他在別人沒機會使用計算機的時候，他就率先積累1000小時，用來學習程式設計。有“網際網路領域的愛迪生”之稱的喬伊，經歷有異曲同工之處。
10000小時的積累，如何能更快實現？機遇的眷顧，加上個人的努力，缺一不可。特殊的成長環境與個人的奮鬥，共同作用，促成了他們的成功。從某個角度說，他們是被時代眷顧的幸運兒。
一個斯坦福大學的教授特曼，他層層篩選出智商最優秀的孩子，作為追蹤調查的物件。他本以為，這些智商處於金字塔頂的孩子，一定能在長大後成為美國社會的中流砥柱。
但是若干年過去後，這些“特曼人”並沒有變成被期待的樣子。智商的“門檻效應”，為我們解釋了這個現象。當智商到達120以上的時候，更高的智商不能同比例轉化成更多的現實優勢。
既然智商不是最重要的因素，那什麼使得高智商的孩子沒有獲得成就呢？ “實踐的智慧”！心理學家斯滕伯格提出這個概念，“實踐的智慧”本質是一種處世的哲學與能力，擁有這個能力的人能夠平衡自己與世界的關係，最大程度地獲取資源，最大程度地獲得信任與幫助。
書中舉了兩個天才的例子。
一個是智商爆表的天才克里斯托弗蘭根，他經常在美國電視節目中出現，智力比賽中無人能出其右，從小就表現出驚人的數學天賦。但是五十已過的蘭根只是一個普通的農場主，終身只上了一年半大學，閉門造車地做了一輩子研究，不能得到任何權威學術機構的認可。一生中兩次從大學退學，一次因為母親沒有按時寄出獎學金申請表，另一次因為校方拒絕為他調整上課時間。
另一個例子是奧本海默，他在美國原子彈研究中的地位，相當於鄧稼先在中國同領域的地位。奧本海默的實踐智力遠遠超過了他的智商。他在競爭曼哈頓計劃首席科學家時，最大限度地表現個人魅力，與評學者相談甚歡，在很多問題上達成共識。
這兩個人的“實踐智慧”，此時高下立辨。從社會環境中，獲取助力，比單打獨鬥，更易於獲得成功。這也是成功獲得機遇的因素之一。
那麼“實踐的智慧”是如何獲得呢？我們看了兩位天才的家庭成長背景，就可以一目瞭然。蘭根出自一個社會底層家庭，貧困與暴力，讓年幼的他對世界充滿防備之心，不知如何與人相處。一旦校方拒絕了他的請求，他就立刻否定對方，用以自衛並以世界為敵。學不會與世界和諧相處，也就失去了獲得世界認可的機會。
而奧本海默來自自由、平等、和諧的中產階級家庭。“協同培養”是中產階級家庭的培養模式，家長鼓勵孩子在談話中參與意見，要求孩子參加各種活動與課程，鍛鍊和老師、同伴、教練相處的能力。
經常為孩子講解各種成人世界的規則，為的是讓孩子做好獨立解決問題的準備。這樣培養長大的孩子，具有“權利意識”，這是蘭根那樣環境成長的孩子，所不可能具有的。這也是根本的階級差距。
正是一個又一個機遇的積累，促成最後的成功。
喬·弗洛姆是美國世達律師事務所唯一一位目前仍在世的冠名合夥人。他成功之路，充滿了機遇的眷顧。
他出生於20世紀30年代，整個國家處於生育低潮，但是當時醫院規模、裝置、水平，學校教育師資力量，都處於優勢水平。他求學時期，經濟蕭條的局面已經過去，很多地方都能給年輕學生提供工作，他能輕易依靠打工完成學業。
他畢業時求職被拒，當時知名主流律師事務所拒絕聘請一個猶太人，於是他到同學創業開辦的小事務所工作。舉步維艱的小事務所不得不辦理各種訴訟業務，這些是被“主流律師”瞧不起的。
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訴訟案件需要辦理，他們的事務所在行業變革之際，率先積累了“10000小時”，成為行業精英。
那個時代，很多律師與醫生都如弗洛姆一樣，出自猶太移民家庭。當時猶太移民家庭大多從事手工製衣業。從這些猶太父母身上，孩子學到了對待工作的態度——做有意義的工作，生活也會變得有意義。
同時猶太父母也教會了孩子靈活、智慧地與身邊的人和世界相處，合理地為自己爭取更多的權利。製衣業，是自主、符合、付出才能有回報的職業，律師與大夫這兩種職業也具有這一特點。所以這個時期，猶太家庭的孩子中，出現了很多律師與醫生的精英。這就是一個又一個機遇的積累，綜合發生作用的結果。
02 文化傳承在生活中，如何影響著人們？其負面影響，是否有辦法克服？
在這要點中，作者給我們舉了三個例子。
第一個事例，是“榮譽文化”在百年後的傳承。
“榮譽文化”來源於遊牧民族，因為他們的生活充滿不安定因素，牲口物資更容易丟失，只有表現得更為強大，才能保護自己和財物。
於是他們當受到威脅與侮辱的時候，表現得更加憤怒，更具攻擊性，時刻準備著“為榮譽而戰”。十九世紀初，阿爾巴契亞地區，很多地方多缺少政府有效管束和法律約束，世家之間因“榮譽而起”的血戰恩仇，非常普遍。
20世紀90年代，密歇根大學心理學家，選取了一些學生做“被激怒”難易程度的測試，這些學生都出自年收入十萬的家庭，結果是出自美國南部的青年更容易被激怒。
即使這些青年出生、生長都在城市，也依舊保持著祖先生活在窮鄉僻壤世的性格特徵。看一個人如何應對問題，看他祖先生活在哪裡，看他的家庭來自哪裡：這些文化傳承的力量，非常強大地植入後代的生活，遺澤百年。
這個事例，給我們展示了一個突破性的觀點：雖然有些人與他們的祖先生活的年代相差幾個世紀，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經濟水平也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可是一旦他們遇到與祖先相同的事情，他們還是會採取同樣的方式應對。
第二個事例，是大韓航空公司，如何成功實現文化變革的。
大約20年前，大韓航空公司的“飛機損失率”是美國航空公司的17倍。空難事故不會經常發生，因為一個失誤不足以引發事故。 通常駕駛員疲勞駕駛、判斷失誤、操作失誤、與地面溝通問題等等，一個又一個錯誤的疊加，才最終導致空難。
為什麼大韓航空公司的飛機事故頻發？我們還是要從韓國文化中找到核心原因。飛機的設計是機長操控，副機長檢查，兩人協同合作，避免操作失誤的發生。但是實際上，機長在飛機上具有絕對的權利。
在書中，作者詳細地記錄了幾次空難發生前的詳細情況，分析了機長與副機長對話的過程。在韓國等級制度森嚴的文化氛圍之下，副機長很難使用祈使句指出機長的錯誤。檢視幾次災難發生前的記錄，副機長都使用了緩和性語氣。
這樣說話，讓聽的人不會覺得被冒犯，但是難以引起足夠的重視。比如，“我覺得油好像不太夠”“今天天氣太糟了”，其實想要表達的意思是“注意油量不足”“這樣的壞天氣，沒有預備方案降落，不安全”。
暗示性的語言、委婉的提醒，根本達不到預想的交流效果。
“權利距離”是人們對待比自己等級高的人的態度，是對權威的重視尊重程度。韓國無疑是權利距離指數非常高的國家之一。想要副機長與機械師克服心理畏懼，向機長明確地提出自己的觀點，確實是一個難題。
這個難題是如何解決的呢？
韓國航空公司從美國青來了專家，這些美國指導者第一項任務，就是要求機上人員在工作時，嚴格履行英語交流的規定。用英語規範地在工作程式中交流，有效地打破了韓國森嚴的等級文化，在與各國的塔臺交流，也更加流暢。大韓航空公司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文化變革的案例。
我們每個人都處於自己民族的文化環境之中，當我們的文化習俗在某些時候對事情發展並無好處的時候，個人的努力就會顯得束手無策。習慣性地屈從於文化傳承，可能會帶來負面的影響。正視文化環境與文化背景中的優勢與劣勢，是作者向我們提出的警示。
第三個事例，為我們解釋了中國孩子擅長數學的原因。
數學的基礎教育水平，中國明顯高於歐洲的國家。為什麼如此呢？作者從語言文化和民族習慣傳統等方面，給出答案。
語言結構的差異，給中國孩子提供了更便利的條件。中文是表意、表型的語言體系，你讀出一列數字的時候，在頭腦中就能形成相應數字的形態。而英文是表音的語言，你數數的時候，只是讀出音，還要大腦加工成相應的數字，在頭腦中成形。
那麼哪個更加直觀？當然是中文了。中國四歲的孩子能夠數到40，而美國大多隻能數到15。學習數學，中國孩子具有先天的優勢。
但這不是中國孩子數學水平高的全部原因。生活觀念與生活方式的傳承，功不可沒。珠江三角洲流域，人們善於種地，把土地當做孩子一樣精細地對待。為什麼？因為那裡人多地少，為了高效地利用有限的土地，養活全家，種田在中國人生活裡，成為一門學問，並且需要全家人的協作。
什麼時候耕種，什麼時候灌溉，如何施肥等等，莊稼人把此當做一門藝術來鑽研與實踐。即使是冬天的農忙季節，全家也會從事各種手工編織工作。
有一句俗語“一年忙到頭，吃穿不用愁”。這樣看來，付出的質量與數量，與收穫的產量，成正相關。中國人種地，是運用智慧、強調協作、辛勤付出，三者的有機統一。這就孕育出中國特有的“稻田文化”。
與屬於“技術導向型”的中國式耕種，西方呢，自古就傾向“機械導向型”，他們收穫莊稼，用中國話說，就是全靠老天爺賞口飯吃。這種消極怠工的生活方式，也降低了子孫學習時，樂於付出辛苦的程度。
先天的語言優勢，再加上勤懇為基礎的文化傳承，成為不可抗拒的合力，影響著世界歷史的發展。
現在我們知道了時代背景、文化傳承、文化環境對人有如此重要的影響，感到冥冥之中，就好像有一雙命運之手，在覺定誰在哪個時期，被機遇之神眷顧，一步步走向成功。
那麼，對此我們就無能為力了嗎？面對文化傳承中的劣勢，我們有辦法改變自己的道路，實現逆襲嗎？作者在書中為感到茫然中的你我，提供了答案。
20世紀90年代中期，實驗性公立學校KIPP學院的“教育逆襲神話”，這裡的孩子是隨機抽選的，沒有特意的篩選。他們來自底層家庭，有四分之三半是單親家庭，大多數學生都符合學校“免費午餐計劃”的條件，可見他們家庭的貧困。這個學校最重要的課程之一，就是數學。這裡的孩子到了八年級，有84%的孩子數學水平超過了國家同齡平均水平。
這裡的孩子是如何取得這樣的逆襲的？套用中國的古語來說：“無他，但勤奮而已。”西方的教育主張不要給孩子太大的課業壓力，他們有比中國孩子更長的假期。但是，中產階級的家長依然會在假期，把孩子送進各種學習班，參加各種實踐活動。
堅持學習的孩子，在假期結束時，閱讀與數學等方面，少有退步，還有更明顯的進步。但完全享受假期的孩子，就達不到這個水平。
而這個貧民區中的KIPP學院，就引入了中國“稻田文化”勤奮的理念。孩子在學校時間更長，減少假期休息。老師有充裕的時間，在課堂上講解知識，方法也更靈活多樣。開始孩子們對這樣的轉變並不適應，但後來堅持下來，從學習中體會到了興趣和成功的喜悅，孩子就變得自覺自願地學習。
他們在家完成功課的時間，遠遠超過普通的公立中學。有一個小女孩驕傲地說：“現在，我所有的朋友都來自KIPP學院。”這意味著，她的朋友們，都在生活中犧牲娛樂時間，付出更多努力，也意味著這樣的學業，將幫助她脫離自己原先的“圈子”，有更大的可能實現階層的逆襲。
在課程的結尾，我想對讀此書的讀者，分享一點自己的讀書感悟。
03 總結
第一個要點是：機遇。教育體制中的“馬太效應”會讓同年出生的孩子，享受到不同的教育資源，出生月份就變成了機遇的重要因素。比別人更快地完成人生中的10000小時訓練，成為某一領域的強者，是機遇的又一個要素。
甲殼蟲樂隊、電腦天才他們在完成10000小時積累的過程中，都受到了時代的眷顧。原生家庭中，父母的生活方式、工作態度，決定了孩子能否具有把握機遇的能力。一個又一個機遇的積累，是促成成功的關鍵因素。
第三個要點是：文化傳承。民族傳統、文化傳承，對個人的發生有不可小覷的影響。看一個人如何應對問題，看他祖先生活在哪裡，他的家庭來自哪裡，這些文化傳承的力量，非常強大地植入後代的生活，遺澤百年。
民族文化、文化環境，都將影響你關鍵時刻的選擇，或者帶來災難，或者成就你的一生。但是改變並非無望，正視文化環境中的優勢與劣勢，你所做的努力，會有成果。大韓航空公司和美國KIPP學院孩子的故事，都是正視文化傳承中的劣勢，做出改變，逆襲成果的案例。
在課程的結尾，我想對讀此書的讀者，分享一點自己的讀書感悟。
第一，“靜待花期”這個充滿爭議的培育方式，我們可以從這本書中，找到理論支援。因為當孩子年齡小的階段，幾個月的年齡差距，就會有智力發育水平的差距。
拿自己的孩子與“別人家的孩子”比較，不是科學的行為。在丹麥，十歲之前就不以年齡為分界，劃分教育的等級，儘量把成長中的差異影響減到最低。
第二，雖然KIPP學院強調學習中的付出與辛苦，但他們的延長在校時間，不是填鴨式教學，而是老師用更多的經歷幫孩子演算數學的過程，培養學習的興趣，從中找到樂趣。這和家長逼著孩子學習與做題，是大相徑庭的。
第三，家長對生活工作的態度，會給孩子很大的影響。 透過言傳身教，讓孩子獲得“有付出才有回報的理念”，是能給予孩子最好的家庭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