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六畜”對中國人來說具有特別的意義，“五穀豐登，六畜興旺”，象徵著好年景，國泰民安，老百姓有好日子過。
“六畜”，傳統的說法是“馬牛羊雞犬豕”，“豕”就是豬，豬雖然對老百姓很重要，“無豕不成家”，但在傳統“六畜”裡的排名在末尾，說明人們對它的重視程度還是不夠的。真正讓豬的地位有了火箭一般上升的，是毛主席，他主張把豬的地位來一個大的提高，讓豬從“六畜”之末，躍居為“六畜”之首，《現代漢語詞典》對“六畜”的釋義為“豬、牛、羊、馬、雞、狗。”當時採納了毛主席的主張吧。
1959年10月31日，毛主席給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寫了一封關於發展畜牧業問題的信，提出“養豬業必須有一個大發展”，要“大辦而特辦”，“大養而特養”，他說：
“有人建議，把豬升到六畜之首，不是“馬、牛、羊、雞、犬、豕（豕即豬）”，而是“豬、牛、羊、馬、雞、犬”。我舉雙手贊成，豬佔首要地位，實在天公地道。”
毛主席為什麼對豬如此看重呢？他的理由是：
“我國的肥料來源第一是養豬及大牲畜。 一人一豬，一畝一豬，如果能辦到了，肥料的主要來源就解決了。這是有機化學肥料，比無機化學肥料優勝十倍。一頭豬就是一個小型有機化肥工廠。而且豬又有肉，又有鬃，又有皮，又有骨，又有內臟（可以作製藥原料），我們何樂而不為呢？肥料是植物的糧食，植物是動物的糧食，動物是人類的糧食。”
1959年11月30日，毛主席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一九六○年國民經濟計劃問題的彙報，當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講到農業生產時，毛主席說:
“還要養豬。各省要專開一個養豬的會議，明年豬至少要增加一倍。豬的地位要提高，
把‘馬牛羊雞犬豕’改為‘豬牛羊雞馬兔’。”
毛主席對養豬的重視可以追溯到更遠的戰爭年代，紅軍在閩贛時期，毛主席做過幾次著名的調查——“尋烏調查”、“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每一次的調查物件無不包括著豬的產出、貿易、行情、稅收等，在“尋烏調查”中，他調查得知“這一條路上的生意，大宗是雞，次是牛，又次是豬。” 他調查了尋烏生豬貿易主要有兩條來路，全年有五千只豬透過，每斤價四毛半，每隻四十五元，五千只豬共值二十二萬五千元，尋烏政府每隻抽稅二毛。有劉二、陳老二、劉世渭三個屠宰攤，平均每天殺兩個豬，每豬一百斤，每年殺豬七萬二千斤，買豬進來每斤二毛半，賣肉出去每斤二毛八，每斤賺三分，全年可賺二千一百六十元。紅軍入城後，銷路大增。稅又不要，賺了一個就是一個，屠戶人人歡喜。肉價， 紅軍未來前每斤三毛二， 現在每斤二毛八。他還調查到開豆腐店的主要目的是拿豆腐渣喂小豬子，因為只做豆腐每天只能賺毛半子到三毛子錢，用豆渣餵豬每年可畜兩道“豬媽帶子”，每道可賺三四十元。如果用豆渣喂肉豬，每個店可喂四頭豬，賺一百元，但喂肉豬供米多，不如餵豬子划得來。
毛主席的調查真是細緻入微，頭頭是道，把養豬這一行當的門道摸了一個門兒清。
毛主席做調查，為了行軍打仗，佈政施令，對豬行的調查也如此精透深細，是不是會讓人覺得枉費心力呢？其實不然，毛主席對豬的深入調查瞭解，由此獲得的這方面的知識，在後來的革命及建設過程中，全都派上了用場。
1939年1月2日，毛主席為《八路軍軍政雜誌》撰寫發刊詞，指出抗戰中最困難的問題之一是財政經濟問題，解決這一問題的出路除了執行正確的財政經濟政策，就是軍隊參加生產，他說：
“在比較鞏固的根據地上，戰鬥部隊擔任作戰，後方機關人員擔任生產。在戰鬥許可的情況下，戰鬥部隊亦可利用時機，進行發動士兵群眾做衣服，做鞋襪，打手套等等工作。在鞏固的根據地上，種菜，餵豬，打柴，都可以發動非戰鬥部隊做的，開辦合作社更應該做。這樣做去， 一方面改善了軍隊的生活，補助了給養的不足；又一方面必然能夠更加振奮軍隊的精神，增強軍隊的戰鬥力。”
1942年12月，毛主席在其著作《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中介紹了公營經濟建設的歷史，他說：
“還在內戰時，中共中央曾經為了戰爭需要而在江西蘇區建立了一部分公營工商業。 那時， 為了補助伙食之不足，也曾經發動過各機關學校種菜養豬的事。那時，只有軍隊還無生產的經驗。抗戰以來，我們之注意公營經濟建設事業，是從一九三八年開始的。那時，在軍隊方面，由於經費不足，開始了生產運動。但在那時，我們還只是令一部分部隊試作種菜、養豬、打柴、做鞋等生產，其目的只是藉以改良戰士們的生活，還沒有企圖藉以解決一般的財政供給。後來看見試辦的戰士們在做這些工作中生了成效，他們果然能於教育之暇做出許多生產工作來了，他們的生活果然改良了，他們因生活改良，逃亡現象也減少了。由於看見這些成效，我們就把這個經驗普遍地應用到那時留守邊區的部隊，由留守處下命令叫各部隊都學著這樣做。”
1943年10月1日，毛主席為中共中央起草黨內指示《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號召進行大規模的生產運動，他說：
“一切機關學校部隊，必須於戰爭條件下厲行種菜、養豬、打柴、燒炭、發展手工業和部分種糧。除各大小單位應一律發展集體生產外，同時獎勵一切個人（軍隊除外）從事小部分農業和手工業的個人業餘生產（禁止做生意），以其收入歸個人所有。各地應開辦七天至十天為期的種菜訓練班、養豬訓練班和為著改善伙食的炊事人員訓練班。”
從毛主席的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養豬已不僅僅是為了改善生活，而是成了一項解決一般的財政供給的大政策，成為解決戰爭中的財政困難的不可忽視的重要手段。
新中國成立以後，面臨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迫切需要，面臨著提高土地肥力發展生產的迫切需要，面臨著出口創匯換回亟需的工業品的迫切需要，生豬生產的重要性再次凸顯出來。
1955年7月26日，毛主席出席第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談到辦合作社問題時，他說：
“要做發展豬、牛、油料的計劃，多搞點油料。”
1955年9月、12月，毛主席為主持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為編入書中的一百多份材料寫了按語，他對編入該書的浙江省蘭溪縣上華高階農業生產合作社增養毛豬經驗的材料《上華社採取有效措施積極發動社員增養毛豬》改了題目叫《這裡養了一大批毛豬》，他寫的批語是：
“養豬是關係肥料、肉食和出口換取外匯的大問題，一切合作社都要將養豬一事放在自己 的計劃內，當然省、專、縣、區都應有自己的計劃。豬的飼料是容易解決的，某些青草，某些樹葉，番薯藤葉和番薯都是飼料，不一定要精料，尤其不一定要用很多的精料。除了合作社公養以外，每個農家都要勸他們養一口至幾口豬，分作幾年達到這個目的。某些少數民族禁止養豬的和某些個別家庭因為宗教習慣不願養豬的，當然不在此內。發展養豬事業要有一套獎勵辦法，浙江省上華合作社的經驗可供各地參考。”
1955年12月21日，毛主席為中共中央起草給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區黨委的通知，“徵詢對農業十七條的意見”，通知中指出：
“全面規劃保護和繁殖牛、馬、騾、驢、豬、羊、雞、鴨，特別要保護幼畜。繁殖計劃待商，請你們準備意見。”
1956年11月9日，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召開前夕，毛主席閱《我們一個社要養豬兩萬頭》一文，這篇文章介紹山東陽穀縣養豬的情況，他為該文寫批語說：
“請各省市區負責同志注意:如果你們同意的話，就把這篇文章印發一切農業合作社，以供參考，並且仿照辦理。要知道，陽穀縣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鄉，可是這一帶沒有餵豬的習慣。這個合作社改變了這種習慣，開始餵豬。第一年失敗，第二年成功，第三年發展，第四年大發展，平均每人約有豬二頭，共計二萬頭。這個合作社可以這樣做，為什麼別的合作社不可以這樣做呢？”
1956年11月11日，商業部長陳雲在八屆二中全會上發言，提出“解決豬肉和其他副食品供應緊張的辦法”，他說：
“除了必須堅持私養為主、公養為輔的方針以外，還必須採取以下措施。第一，農業生產合作社必須負責安排社員養豬的飼料。……第二，有計劃地恢復農村的粉坊、豆腐坊、榨油坊和小集鎮的碾米廠。開作坊是解決飼料的很合理的辦法，人吃豆腐，豬吃豆渣；人吃粉條，豬吃粉渣。……第三，適當地提高豬的收購價格。……要使農民養一頭豬都能夠得到相當於二百斤到二百五十斤原糧的利益。……農民每賣一頭豬，應該至少留給他們十斤到十五斤豬肉。他養了豬，沒有肉吃，那是不公平的。我們要給他肉票，全年可以用。……除此以外，農業生產合作社要給農民留出相當時間，讓他們養豬。餵豬不一定要用全勞動力，婦女、老人、小孩都可以。總之，要給一點時間。……減少豬肉和油脂的出口。明年出口豬肉減少十萬噸，油脂減少七萬噸。”
1956年11月15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屆二次全會上發表講話，要求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要抓財政、抓計劃，他說：
“以前有些同志沒有大抓。糧食、豬肉、雞蛋、蔬菜等問題，請同志們注意，這個問題相當大。”
1958年8月4日，毛主席到河北徐水縣南梨園鄉大寺各莊農業生產合作社視察，他指示縣委：
“要早抓明年的糧食規劃，多種小麥，多種油料作物，種菜也要品種多，滿足人民的需要。小麥地一定要深翻，翻到一尺以上。以後人民就主要吃小麥，玉米和紅薯喂牲口，餵豬；豬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1959年7月5日，毛主席寫下《糧食問題》的批語，指出要“多打糧”，“手裡有糧，心裡不慌，腳踏實地，喜氣洋洋。”肥料問題怎麼解決呢？他說：
“在三、五、七年以內，力爭做到一畝田一頭豬。一頭豬就是一個小型有機化肥工廠。肥料的主要出路是豬，是一畝田一頭豬。”
1959年7月，毛主席在審閱李先念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大中城市郊區發展副食品生產的指示稿時，對其中部分內容進行了修改和加寫，其中改寫道：
“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豬吃，有魚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雞鴨鵝兔吃，有蛋吃。我們應當有志氣、有決心做到這一項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有偉大意示義的社會主義事業，也應當有信心做到這一項事情。 一切為了人民利益，望各級黨委接到這個指示以後，精心籌劃，立即動手辦起來。 不但大中城市，縣城及四鄉集鎮都要照此辦起來。各級黨委要有一個專門管副食品的書記或精心從事的幹部。”
1959年10月31日，毛主席閱李先念報送的天津市畜牧局整理的《大幹一年翻了身，魁星莊生產隊養豬積肥改變貧困面貌》的材料。這篇材料說，河北省吳橋縣王謙 寺公社魁星莊生產隊由於土質沙性大，肥料不足，歷來糧食產量低 ，群眾生活貧困。他們克服種種困難，集資買豬，採取“男女老少，人人動手，誰打歸誰，多餘出售，隊裡不足，現款收購 ”等辦法解決飼料問題 ，大幹一年翻了身。不僅解決了吃肉問題，而且解決了肥料問題。以豬為綱，“六畜”興 旺。毛主席閱後給吳冷西寫了那封“關於發展畜牧業問題”的信，這封信發表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八日編印的《內部參考》第二九二九期上。
1959年11月3日，毛主席在杭州召集周恩來、彭真等國家領導人開會，談到旱災等情況時，毛主席提出要搞水利，搞肥料，他說：
“有了水利沒有肥料也不行。我看解決肥料的方向還是養豬，養豬的利益極大，它可以產肥料，肉可以吃，又可以出口，什麼單位都可以搞，家庭也可以搞。全國如果每人搞到一頭豬，就有六億五千萬頭，這個事情就好辦了。我現在找了一個吳橋的材料，那一天早晨心血來潮，寫了封信給吳冷西。”
毛主席給吳冷西的信發表後，各級政府積極推動，許多地方第一書記親自掛帥，建立了養豬領導小組，召開養豬會議，全國迅速掀起了一個養豬積肥的群眾性運動。
1959年12月16日，毛主席為轉發中共農業部黨組關於當前養豬運動情況的報告，起草了中央發至人民公社黨委的批語，其中寫道：
“各級黨組織都應設立一個畜牧業委員會或小組，省、地、縣、社四級都應有一個不管別事、專管畜牧業的書記；凡尚未召開養豬會議的，除禁豬民族區域外，都應迅即召開省的(市、區的)、地的、縣的、社的養豬會議，總結經驗，規定任務和辦法。此種養豬會議或畜牧會議，一年至少開兩次。”
1959年12月21日，毛主席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讀到教科書說“化學化是提高農作物單位面積產量的最重要的條件。創造豐富的消費品要求國民經濟廣泛實行化學化”時，毛主席說:
“對農業，我們現在不提化學化。一是因為若干年內還不可能生產很多的化肥，已有的一點化肥，只能集中使用於經濟作物；二是因為提了這個，大家的眼睛都看著它，就不注意養豬和充分利用農家肥料了。農業生產必須依靠有機肥料，有機肥料和無機肥料相結合。”
1960年1月9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講到解放生產力問題時，他說：
“養豬搞肥料是多快好省的。一年要開幾次畜牧會議，各級畜牧書記要抓緊。”
1960年1月，毛主席閱國家統計局印發的《國家經濟統計報告》刊登的一份材料《養豬對於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的重大意義》，這份材料用統計數字說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十年中，養豬業的發展及其對農業生產、人民生活和出口的重要意義。材料說：一九四九年全國豬的總頭數下降到五千七百七十五萬頭，而一九五九年底豬的存欄總頭數預計可達一億八千萬頭。在我國曆年畜牧業的產值中，豬的產值都佔到一半或一半以上。從歷年來我國居民消費的肉類來看，豬肉一般都佔到百分之八十以上。豬肉、豬鬢、豬腸衣等，是我國重要的出口物資，每年為國家換回大量的鋼材和機器。毛主席對這份材料做出批示：
“科學性總結文章。各同志即閱，準備談一下。”
1960年3月，中共黑龍江省委農村工作部電話彙報記錄說，黑龍江各級領導對食堂抓得比較緊，大多數食堂辦得較好，一般都有菜園子，大多數養了豬，一部分養了雞，飯菜花樣也多，衛生情況也好。毛主席閱後寫下批語：
“加強領導，全民食堂，豬菜豐富，計劃用糧，指標到戶，糧食到堂，以人定量，憑票吃糧，節餘歸己，按月算賬，明明白白，賬單上牆，生產生活，兩樣都強，人心振奮。”
1960年3月23日，新華社編印的《內部參考》刊載一篇材料《哈爾濱市建成兩條養豬自動線》，材料說，東北農學院實驗農場的養豬自動線由飼料加工室、母仔豬食堂、肥豬舍三個部分組成，由電力帶動作業。香坊人民公社的養豬自動線由飼料粉碎、蒸煮、送食三個部分組成。毛主席閱讀這個材料後感到很好，他批示道：
“各省、市、區可派人到哈爾濱去參觀、學習；學成回來，仿照辦理。”
1960年4月13日，毛主席召集會議，談到國際上注重實力政策、實力地位，他說：
“人家是要看實力的。養豬，絕不能放鬆，有了化學肥料，也還要大養其豬。糧食很重要，是寶中之寶，要突出出來，不要被棉花、大豆等東西壓掉。沒有糧食吃會死人，糧食不但決定吃飯，還決定畜牧業發展。”
1960年12月27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會議，聽取中央工作會議各小組討論情況的彙報，對養豬問題，他說：
“養豬問題，我贊成"公私並舉，以私為主‘的方針。今後可能有多種形式，公有公養，私有私養，公私合養，公有私養，私私合養。從豬的頭數算，私養還是主要的。現在公養的豬還是要鞏固下來，不要又分散。”
1961年6月11日，毛主席閱田家英報送的“中共中央關於討論和試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的指示稿”和“中央農村工作部關於王國藩公社西鋪大隊糧食生產與畜牧業生產相結合的調查報告”,關於西鋪大隊的調查報告透過西鋪生產大隊糧食和畜牧業生產一直在穩定地上升和與西鋪村一路之隔的東鋪村糧食和畜牧業生產不斷下降正反兩方面的例子證明了糧多、畜多、肥多；畜多、肥多、糧多的道理，西鋪村生豬逐年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他們一直堅持了公養與私養同時並舉、以私養為主的方針，採取各種措施鼓勵社員養豬。在整個畜牧業的發展上，則貫徹了自養自繁的方針。毛主席非常重視這兩個檔案，在第二天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全體會議上，在大家發言之後，他說起了西鋪大隊的調查報告：
“河北省遵化縣王國藩公社西鋪大隊的那個檔案，請你們好好看一下。這個大隊是糧食、牲畜、豬並舉。他們說，有了肥料就有了糧食，有了糧食就有了牲畜;倒過來，有了牲畜就有了肥料，有了肥料就有了糧食。因此，西鋪村就年年增產，沒有刮過‘共產風’。豬是私養為主，公養為輔。這個檔案，你們可以當作一個教育材料，在三級幹部會上學習一下，當然各省總可以找到個把王國藩這樣的大隊。你們還要到馬克思那裡去問？馬克思是德國人，那麼遠！到列寧那裡，列寧是俄國人，也不近。而我們河北省遵化縣有個王國藩，為什麼不可以去學習他的具體經驗？糧食年年增產，過去每年都要國家救濟，而這四五年內，每年都向國家提供了糧食，國家的徵購糧增加了，賣給國家的豬也增加了。”
1960年6月19日，在印發這兩個檔案的中共中央檔案上，毛主席做出批示：
“江青精讀。兩個好檔案，可以為各級幹部的學習教材。現在是一定要重新教育一切上中下幹部的時候了。”
1962年12月10日，毛主席在天津聽取河北省委當前農村情況時，談到養豬問題，他說：
“豬就是化肥廠，現在看生產隊非養不可，大隊和公社也可以養一些，養種豬，養母豬。但是不要變為機關生產，萬萬不能再搞一平二調，不要把戶養的豬調上來，調一頭豬也要受處分，要自己搞豬苗。……農業要上去，首先要解決水和肥的問題。水，就要修水庫、打井、排澇。肥，主要是養豬。”
1965年6月11日，毛主席在杭州聽取華東局工作彙報，當浙江省委負責人彙報說過革命化春節，沒有人買肉時，毛主席說：
“要生產，也要消費。講節約，結果豬肉沒人吃，花布無人穿，東西賣不出去，節約節得先念不好過。豬肉有人要，農民才會養豬。物價是一個問題，貴得沒有道理，貨物多就要賣便宜些，薄利多銷這個問題講了多少年，總是行不通。”
毛主席對養豬事業的高度重視，極大地促進了中國養豬業的發展。在毛主席的倡導和關心下，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養豬制度體系，包括派養制、獎售制、公養私養及公私合養制等多樣化養豬形式，還包括養豬的服務體系，遍佈每個村莊的獸醫，公社的獸醫站，縣裡的畜牧局，負責生豬的醫療保障及定期和日常防疫工作；公社的食品站，負責生豬的收購、銷售等工作，農民養豬，完全在制度保障之下，可以獲得一條龍的服務保障，農民不用擔心養的豬病了無人治，不用擔心養大了豬賣不出去，不用擔心價格的大起大落賣不上好價錢，只要做好一件事——專心養豬就行了。
據統計，1961年全國生豬出欄3300萬頭，存欄7552萬頭；到了1965年，出欄頭數達到了12167萬頭，存欄量達16693萬頭。中國成了世界豬肉生產第一大國，豬肉產量佔了全球總產量的半壁江山，實現了毛主席讓人民“有豬吃”的目標。那時候雖然還做不到“大口吃肉”，但日常炒菜都是可以放上幾片肉的，是吃得少，不是吃不上。有些年份，豬肉還出現了供大於求，豬肉賣不出去，降價出售，每斤從七毛多降到六毛多，有時低於收購價，甚至採取賒銷方式，號召老百姓吃“愛國肉”，這也說明，從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以後，豬肉對老百姓來說，已解決了匱乏問題，那些習慣於把“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掛在嘴邊的人，在說這個話的時候，煩請把豬肉排出在外。
六七十年代，老百姓養豬的熱情很高，真是“無豬不成家”，家家戶戶養豬，多數的家庭養兩頭豬，一公一母，記得我父親有一次養了兩頭公豬，沒想到“同性相斥”，兩頭豬見面就打架，睡覺各在豬窩一邊，各睡各的，因此也長得不好，正常的豬每天能長八九兩到一斤，我家的豬每天只長四五兩，氣得我爺爺大罵我父親是個“怪物”，來我家一次就氣不打一處來，就大罵一次。
在那個年代生活過的農村人，都會有或多或少的關於豬的記憶，打豬食，餵豬，攢豬糞，殺年豬，吃豬肉，當然，更忘不了的還有過大年貼“福貼”，每家都會在豬圈牆上貼上“六畜興旺”或“大耳元帥”，過去一直不懂為什麼豬會叫“大耳元帥”呢？元帥應該是很威猛雄壯才是，豬看哪裡也夠不上這一點，後來看到毛主席重視養豬，為了讓人民吃上肉，為了積肥需要，把豬提升到“六畜”之首的地位，開啟了一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六畜興旺”的時代，才知道豬為“大耳元帥”，可能與此有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