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0月，新世紀伊始，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受邀出訪日本。訪日期間，他又受到東京廣播公司的邀請，在演播廳與日本民眾展開了一場別開生面的“直面對話”。有意思的是，雖然這場對話是與普通民眾進行的，但談及的大都是當時日本與中國的歷史遺留問題以及未來關係走向，可謂意義非常。
在對話中，有群眾問起關於中國要求日本道歉的問題，聽到這個問題後，演播廳的主持人筑紫哲也頓時也來了興趣，開始面帶疑惑地向朱鎔基問道：“我們為戰爭已經做出了很多反思。但中國一再要求日本這個舉動，讓我們很是不解，請問我們到底要道歉到什麼時候？”
這個問題，使得熱鬧的演播廳頓時安靜了下來，在場的所有人，幾乎都對朱鎔基接下來的回答充滿了期待。
中日關係這個話題，其實在中日正式建交以後就一直保持著相當高的關注度，雖然兩國在1972年建立起了外交關係，可時至今日，厚重的歷史恩怨都籠罩在兩國人民頭上，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兩國關係的進展。
誠然，中國人民對日本侵華史的仇恨是中日關係如履薄冰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歷屆日本政府對於那場侵略戰爭的語焉不詳和刻意隱晦，才是造成兩國不能坦誠相待的主要原因。我們翻看1972年宣告中日建交的文書《中日聯合宣告》，其中也只有“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反省”一條涉及戰爭，且我們並不能從中讀出日本政府有所表示的任何歉意。
而且，日本在戰後重點維護的靖國神社，更是成為了其不願反思、死性不改的標誌性建築，受到了亞洲人民的一致唾棄。可是，就是這麼一個明明被東亞、東南亞各國人民視為了挑釁的存在，卻被日本首相頻頻參拜，這不由得讓人費解：日本一再標榜自己也是戰爭受害國，但卻始終不願與戰犯劃清界限，他們到底安的是什麼心？
從1951年吉田茂成為戰後第一個參拜靖國神社的日本首相開始，他的跟風者就層出不窮。至2000年朱鎔基總理出訪日本為止，先後還有4任首相參拜過靖國神社，其中三木武夫還是在中日剛剛建交不滿三年後（1975）參拜的，而且那天還是8月15日（日本投降日，日方稱終戰日）。其用意不由得讓人警惕。
更為諷刺的是，就在朱鎔基出訪日本後的第二年，新就任的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就開始了連續噁心中國及亞洲戰爭受害國的“壯舉”。從2001年到2006年卸任，小泉以每年一次的頻率堅持參拜了靖國神社，憑實力狠狠打了國內外“對日寬容論”分子的臉。
需要指出的是，小泉純一郎還是日本歷屆民意支援度最高的首相之一，甚至在卸任之後，他在國內都依舊保持著相當高的支援度。雖然民意不見得表現在支援小泉參拜靖國神社上，但從日本國內鮮見的批評聲音來說，對於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一事，日本民眾並不反對，至少不會因為中韓等國的抗議而反對。
至於中國一再要求日本道歉一事，筆者認為這個說法本身就有失偏頗，且不說日本確實沒有在任何官方檔案上向中國表達過歉意，單是道歉這個方式，想必也難以撫慰戰爭給中國人民留下的創傷。換句話說，道不道歉，是你的態度，可就算你道了歉，我也未必原諒，而且，我們這些後人，也從來沒有資格去代替先輩原諒。
日本給中國造成的苦難，從來就不是隻言片語就能原諒的。
從1894年甲午戰爭算起，日本就對中國人民犯下了旅順大屠殺的罪行，那一年，臺灣還被日寇侵佔，日寇由此大肆屠殺臺灣原住民。
1905年，日本罔顧中國主權，與沙俄在中國的土地上打了一場爭奪中國領土的戰爭，這場戰爭，是中國人民永遠不能忘卻的恥辱。
1928年，中國革命北伐之時，日本趁機發動了濟南慘案，數千無辜軍民被屠殺。幾個月後，皇姑屯事件爆發，張作霖慘遭日軍毒手。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更是開始了自己為所欲為的侵略鐵蹄，所到之處，皆血流成河，罪行罄竹難書。那場苦難，長達十四年，中國人民硬是憑著血肉之軀，生生抗下了敵欲亡我中華之種的炮火。
中國要求日本的一句道歉，從來就不是什麼過分的要求，更為可惡的是，為了促成中日建交，我們甚至已經放棄了很多合理權益，只為表達我們的誠意，可精於算計的日本人，卻還是覺得自己是吃虧的那一方。
我們知道，二戰結束以後，日本作為戰敗國的一方，不可避免會面臨鉅額的戰爭賠款。對於這筆賠款，美國將其轉化成了其在遠東的利益，使得日本成為了他們在亞洲的一大軍事家基地。可是，我國的這筆賠款卻一直杳無音信，特別是美蘇冷戰後，隨著世界陣營的劃分，更讓我國無法追討這筆鉅款。
但中日正式建交以後，為了表示我國的誠意，在1972年釋出的《中日聯合宣告》中，慨然寫道：“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這一條款，算是為這筆未竟的歷史債務畫上了一個句點，也算是我國送給日本的建交禮物。
要知道，當年的一紙《馬關條約》，硬生生讓我國賠償了4.5億兩白銀，清政府賠不起，日本就讓其向各國列強借款賠付。那一次賠款，幾乎榨乾了整個中國國庫。
可是，新中國與日建交以後，我們卻主動放棄了這一賠款，如此決議足夠彰顯我國魄力。然而，日本人卻並沒有從中感謝中國，在他們看來，這筆賠款早已是陳倉爛事，中國的慷慨只是順水推舟而已。
不得不說，中國人民，真的是太善良、太善良了。
中日建交以後，政府層面一直都沒有什麼進展，特別是田中角榮卸任以後，繼任的歷屆日本政府都對中國不夠重視，當時兩國幾乎所有的交流都是由民間開展的。如果說中美建交是迫於國際形勢變化的話，那麼中日建交就完全是日本跟風美國之舉，讓人看不到日本的誠意。
不過，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到來，中日之間的橋樑終於還是開啟。那段時間，中國除了與美國度過了一段蜜月期外，與日本的關係同樣有了突破，我們在市場經濟的探索上，日本幾乎成為了我們最好的學習物件。
但是，由於日本政客的胡鬧，中日關係在政府層面依舊沒有太多進展，兩國關係也由此進入了一種“政冷經熱”的狀態。這種狀態持續了非常久的時間，直到我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國家主席楊尚昆相繼訪日，兩國關係才開始在政治上有所鬆動，但主要還是集中在經濟交流上。
1998年，國家主席江澤民受邀訪日，兩國才正式進入了政府間合作的新篇章。當時江主席與日本首相小淵惠三聯合發表了《關於建立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的聯合宣言》，這預示著兩國政府對未來發展做出了跨世紀定位，也為兩國的友好交流與合作制定了長遠規劃。
正是從那時起，中日關係總算在政府層面有了階段性的進展，而這也為朱鎔基總理日後的訪日奠定了條件。
2000年10月，朱鎔基總理赴日訪問，與日本在“以史為鑑、面向未來”的精神指示上推動兩國關係進展。完成了備忘錄要事之後，朱鎔基接受了東京廣播電視臺的邀請，參加了一檔有日本群眾參加的電視採訪，這也是中國領導人第一次近距離的與日本民眾接觸。
當時除了現場觀眾可以和朱鎔基總理互動以外，日本群眾還可以透過電話和傳真的方式參與進來，向朱總理提出他們心目中的問題。根據電視臺主辦方透露，早在一週之前，臺方就提前開通了參與通道，截至朱總理正式接受採訪，他們已經收到了2000多個問題。由此可見朱總理訪日一事，在日本確實引起了不少關注。
當然，在現場回答中，朱總理完美展現出了他高超的語言藝術和人格魅力，並向日本群眾展現了一個別開生面的中國領導人形象。
比如在對話中，有民眾問了朱總理這麼一個問題：“聽說朱總理什麼都不怕，但是勞安夫人除外，您覺得貴夫人有哪些地方可怕呢？”
對於這道“送命題”，朱鎔基不慌不忙地答道：“我根本不覺得她可怕，我只覺得她可愛。”
得到這個答案，民眾自然不會買賬，於是又追問道：“假如貴夫人不在這裡，您的回答也是一樣的嗎？”
聽罷，朱鎔基笑笑，說道：“當然，表裡如一嘛！”
話音落罷，滿堂喝彩。
在輕鬆的氛圍中，自然難免會有一些刁難的問題，比如有一位來自大阪的婦女就對朱鎔基問道：“總理先生，大阪和北京都在申辦2008年的奧運會，我非常希望大阪能申奧成功，您看能不能把主辦權讓給我們？”
聽罷問題，朱鎔基並沒有直接回答，他開始回顧起自己擔任上海市長的過往，還特別提及了大阪與上海的友好城市關係。最後，他才一本正經地說道：“我作為大阪友好城市上海的前任市長，我希望你們支援北京。”
穿針引線，巧妙化解。
在整個採訪過程當中，最受群眾關注的，還是關於兩國曆史恩怨和未來展望的問題。
當時有一個正在學漢語的日本女生向朱鎔基問了這樣一個問題，她說有一箇中國朋友提到，中國人要努力忘記歷史，日本人要努力不忘記歷史。並就此問朱總理有什麼看法？
這個問題是相當敏感的，朱鎔基在思量片刻後，才冷靜回答道：“任何人都不應該忘記歷史，忘記歷史就是背叛。大家應該正視歷史，當然也應該面向未來。吸取歷史的教訓，避免錯誤的重犯，這對中日兩國人民尤其重要。”
“對於當前出現的這樣一種傾向，就是要隱瞞或者是淡化，甚至於篡改歷史的傾向，我們認為是不正確的。這沒有一點好處，不能夠使人民從歷史裡吸取教訓，來更好地創造未來。所以我們要做一些提醒，這些提醒絕對不是要傷害某國人民的感情，而是我們希望大家共同地吸取歷史的教訓，使中日兩國人民能夠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朱鎔基的回答，使原本熱鬧的演播廳頓時陷入了短暫的安靜。
這時，主持人筑紫哲也為了化解尷尬的氣氛，就根據朱鎔基的回答追問了一個問題，而這便有了文章開頭的那一幕。
朱鎔基這一次並沒有作太多思考，他面帶笑意向觀眾們答道：“我這一次就沒有要求日本人民道歉嘛。”
不過，話鋒一轉，朱鎔基又堅定地說道：
“我想提醒一點，就是在日本的所有的正式檔案裡面，從來沒有向中國人民道歉過。當然在1995年，村山富市先生，當時的首相，籠統地向亞洲人民表示過歉意。但是，日本在所有的正式檔案裡面都沒有向中國人民道過歉。因此，不能說中國沒完沒了地要求日本道歉，沒有！道歉不道歉是你們自己的事情，但是我們希望你們考慮這個問題。”
兩個問題的回答，朱鎔基都完美地將責任推到了日本人身上，雖然他沒有半句直言日本人的不是，可字裡行間都是對號入座的指責，如此處理方式不得不令人敬佩。當然，朱總理的每一句話都是有理有據的，他沒有半分冤枉日本人的發言，他的話代表了所有中國人民的心聲。
在長達一個小時的問答中，朱鎔基呈現了無數次超高智慧的語言藝術，整場節目下來，在場日本觀眾無不對這位中國總理肅然起敬。最後，在現場觀眾的盛情邀請下，朱鎔基還即興為大家表演了一段拉二胡的表演，其高超的琴技再度贏得滿堂喝彩。
但是，日本人民在對朱總理不吝鮮花與掌聲的同時，或許不會意識到，他們眼前這位致力於推動中日和平的中國領導人，也經歷過其侵略者前輩給中國帶去的深重苦難。
1928年10月1日，朱鎔基出生在湖南長沙。如果用一個詞概括他的幼年的話，那就是“亂世孤兒”。
棠坡朱氏自明末清初以來就一直潦倒，直到朱鎔基的曾伯祖父才開始發跡，後一度成為長沙首富。
照理說來，朱家雄財，朱鎔基的少年生活不會太苦。但可惜的是，他的父親寬澍天生有肺疾，救治無果後英年早逝，那時朱鎔基尚未出生。就這樣，他以腹遺子的身份來到世上，與母親相依為命。
然而，母親張氏在照顧父親的過程中，也不幸感染了肺病，等到朱鎔基長到九歲多的時候，一場大病再度奪去了母親的性命。從那以後，年幼的朱鎔基就跟著伯父一起生活，而少年悲慘的經歷，也讓他從小就養成了穩重的性格，使得他在同齡玩伴中顯得非常早熟。
次年，日軍開始了對長沙城的轟炸，鑑於局勢的緊張，蔣介石下達了“長沙如失陷，務將全城焚燬”的命令。結果沒過多久，負責放火的部隊就因錯聽日軍進城的訊息而放火，長沙城頓時毀於一炬。
在大火燒了三天三夜以後，長沙城百分之八十的房屋都被損毀，死傷高達3000人。雖不知朱鎔基的家是否也被燒燬，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此慘烈的景象必然會對一個心智尚未成熟的孩童產生巨大沖擊，這也勢必會影響他的一生。
而事實也確實如此，在國破家亡的刺激下，朱鎔基成長得非常迅速，他不僅養成了隱忍堅毅的性格，也培養出了自己的同理心和正義感，這也為他日後雷厲風行的處事手段奠定了基礎。
經歷過朱鎔基時代的讀者想必都知道，朱鎔基可謂是鐵腕反腐的急先鋒，他甚至還在就任上海市長期間被稱為貪官的“閻王爺”。朱總理有這麼一句名言：我從來不嚇唬老百姓，只嚇唬貪官。或許這便是他始終堅守的本性，也是他劫後餘生的無所畏懼。
但是，性情直率的朱鎔基，卻在對待中日關係時選擇了坦然面對。儘管在他的記憶深處，日寇曾給他和他的百姓帶去了無比深重的災難，可在國家利益面前，他不會將情緒帶到自己的工作中，還能以一種尤為輕鬆的心態與敵之後人談笑風生，這無疑是非常難得的。
誠然，日本曾經給我國帶來了無法治癒的傷痕，但銘記歷史，並不意味著就要放棄未來。縱觀國際大勢，沒有永恆的朋友和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這是真理，也是國家發展的至理。
我們不能生活在仇恨之中，可歷史責任感卻又要求我們，永遠不能忘記歷史。因為，苦難能夠鞭策我們，做好當下，把控未來，使我們永遠不會重蹈覆轍。總之，銘記不等同於仇恨，憧憬不等同於原諒。
中日兩國，作為一衣帶水的鄰居，從來就不應該成為敵人，只有合作，才能共贏。過去的兩千年證明如此，近來的三十年亦證明如此，而未來的時間，一定也會證明如此。
因此，我們奉勸日本政府，以及那些熱衷於篡改歷史、混淆歷史的右翼分子，早日明白這些道理，不要一昧地視中國為敵對。直面錯誤不可怕，承認錯誤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明知是錯卻將錯就錯，屆時受反噬的，一定是日本本國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