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考試，歷史悠久、影響深遠，也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執行得最好的制度。
即便如許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也頗發生了一些出乎意料之事，謹摘取明朝科舉考試諸事如次，興致之餘，或有所啟也。
印象中的科舉考試，都是文士之天下，侷限於四書五經，沒有武人、武功什麼事。但大明的科考，卻是不分文武的，明確“科舉取士，期必得乎全才”，在鄉試、會試的第三場，考的就是“騎、射、書、律”，要求考生得會射箭騎馬。考官也是職兼文武，例如成化二十三年的考官尹直，就是“兵部尚書、翰林院學士”，真的是才兼文武。
其實早在從周朝開始，學校教育要求的“禮、樂、射、御、書、數”中，就包括了“武”的射箭、騎馬。古之君子，是不分文官武將的，都是“上馬管軍、下馬治民”。
由是觀之，現在的只重視考卷成績，不重視身體素質，以及很早就文理分科，是否合適，有待商榷。
奇聞
1451年景泰辛未廷試，發生了一件趣事：“廷試日，旋風起，揚其（王越）捲去，更給卷，乃畢事。”要知道，這是“廷試”，考場裡有萬歲萬歲萬萬歲的皇帝、烏央烏央的大臣、浩浩蕩蕩的隨從，甚至還有虎視眈眈的錦衣衛，一入侯門深似海，何況還是皇宮，這考卷怎麼就能被一陣風給颳走呢！
更稀奇的是，第二年朝鮮把這飛去的卷子送了回來！
然後皇帝大喜，越級提拔王越為御史（事見錢謙益《列朝詩集》）。
王越後來三次出塞、兩次遠襲韃靼，官至兵部尚書、以功封威寧伯、進少保兼太子太傅，追贈太傅，亦以詩文見長。憲宗皇帝讚揚他“計武烈，不減漢朝之衛霍（衛青、霍去病）；論文事，無慚宋室之範韓（范仲淹、韓琦）”——確實是一位文武兼具的“全才”啊！
太和殿——清朝早期殿試處
1436年正統戊午應天試，失火把試卷燒殘了，皇帝只得下詔“更試”。
但更駭人的是1463年的天順癸未會試，考試當天大火，“焚死者九十餘人”，但即便如此，也沒有阻擋本年度的科考。
1580年萬曆庚辰會試，首輔張居正的兩個兒子張敬修和張懋修兄弟、蕭良有和蕭良諭兄弟、王廷撰和王廷諭兄弟，俱同榜，所以時論“若為之湊巧者”。
誰都不會想到，東廠的偶像居然是岳飛嶽爺爺、立的牌坊竟然是“百世流芳”，有時候有些事，是傳為美談還是淪為醜聞，也就當事人一念之間。
狀元
科舉在中國最受歡迎的是狀元之金榜題名，但狀元的產生，亦有許多出人意表者。
1400年建文庚辰會試，本來已議定王艮奪魁，但殿試的時候“以貌不及胡廣”，加上當時正值靖難之役，“廣策多斥親藩（朱棣）”，於是由天子欽點胡廣為庚辰科進士第一甲第一名狀元，並賜名靖。
但後來的結果讓人大跌眼鏡：靖難之變，朱棣兵臨城下，被建文帝黜去狀元的王艮，自殺殉國；而被建文帝欽點為狀元的胡靖，轉身就跑去迎附朱棣，連名字都改回了胡廣！
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一失已不可，再失何可言，建文帝失國亡身，大概不是沒有原因的罷？
1424年永樂甲辰會試，初擬孫曰恭為一甲第一。奈何在古代是豎排字，這“曰恭”豎起來看就是一“暴”字。殿試的時候，一向殺人不眨眼的朱棣突然回頭是岸，高呼“孫暴不如刑寬”，加上自明朝以來欽點的所有狀元俱為南人，無江北之人，而邢寬恰為江北人，於是朱暴君直接點了邢寬為狀元。
此外，中國歷史上的最後一位狀元的產生，與此亦是異曲同工：1904年大清朝的殿試，頭名是朱汝珍，但當時的“皇帝”是慈禧太后，剛把珍妃推下井，這“珍”字就犯了老佛爺大忌了；當時正是大旱，慈禧一看第十名有個祖籍肅寧的劉春霖，大大地欣賞：春霖這不就是春風化雨普降甘霖嘛，這肅寧不就是恭敬安寧嘛，雙料的大吉大利嘛！於是“御筆”一揮，第十變第一，這末代王朝的最後一個狀元，就和被歷史淘汰的大清帝國一樣，成為一出鬧劇而收場，令人唏噓不已。
看來，名字自帶風水，不是沒有道理，家長給娃起名字，一定要負責。
1532年嘉靖壬辰會試，知貢舉的禮部尚書夏言經皇帝同意，“疏正文體”，對於不按照新規定答卷的，“擯不得取”。但恰巧“（林）大欽以後至，不及聞”，於是成為全場唯一一個違反規定、自由發揮的考生。結果嘉靖皇帝對其文章大為欣賞，把二十歲的林大欽從第三名拔為頭名狀元，後人“因嘆榮進有數，非人所能沮也”。
林大欽性至孝而淡名利，認定“人生不須做官，只能孝親、弟長、親賢、愛人。”因此不久就辭官返鄉。
林大欽在中國對聯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家喻戶曉的名聯“天增歲月人增壽 春滿乾坤福滿門”就是出自這位遲到狀元之手。
1544年嘉靖甲辰會試，還是這位嘉靖皇帝，因為夢到雷鳴，於是把原本的第一名吳情拿掉，“遂拔（秦）鳴雷為狀元”！
但這位愚人節出生、出格提拔的狀元也不含糊，26歲當狀元，37歲就“主會試，取陳有年、王一鶚、王錫爵等，以後皆成名公卿”，38歲“總校《永樂大典》，教習庶吉士”。尤難得的是此公生性是一達觀之人，習禮而不拘於禮、居宦而不溺於宦，50來歲就辭官不幹、悠遊林泉——在那個由嘉靖帝和夏言、嚴嵩、徐階、張居正等一干大牛人構成的朝廷，成日血雨腥風的，能居官有道、全身而退，方為真本事啊！
1499年弘治己未會試，南闈第一的唐寅大名鼎鼎的大才子唐伯虎，因為恃才傲物，被人給告了，不僅沒有高中狀元，還和同樣“才高負文學，常俯視儕偶，頗為人所疾”的考官程敏政一起下獄，從此大好前程，毀了個乾乾淨淨。
看來，“疏狂”不應該成為才子的藉口，更不應該成為常態。潔身自好、謹言慎行方是學子之本分也。
有以貌取人的狀元、有以名取人的狀元、有因為遲到才得的狀元，傳說狀元是文曲星下凡，莫非也可亂點鴛鴦譜？但這恰構成了一個五彩繽紛的狀元世界，和世態。
舞弊
科場舞弊，一向是不管是什麼時候都是焦點。大明科場，也是千姿百態，不僅僅是夾帶個小抄本、串通個槍手、竊取個試卷、買通個考官這麼簡單。
1508年正德戊辰會試，權傾朝野的大太監劉瑾，直接寫了50個人的名字“欲登第”，主司不表態，劉瑾道：“先生輩恐奪賢者路耶？”於是劉公公大手一揮，“即開科額三百五十人，皆上第”：明代科舉會試所取人數基本上定額為三百人，這劉太監真是大手筆啊！（事見王世貞《弇山堂別集》）
現在商店、彩票店做宣傳，說是即開即中，這即開即中的始祖，就是劉公公啊！公公也算是留了個後了。
1511年正德辛未，史上最牛的狀元誕生了。1508年戊辰會試原第一名，卻因燭花燒壞試卷而落榜的楊慎小友，捲土重來。這次“而首相長沙密以策題示慎，所對獨詳，遂為冠首”。別人的狀元，或者考、或者買，而楊慎居然是人家主動“送”！
這位1+1狀元，就是後來的明代第一才子。李贄對其人品、道德、才望大加歎賞，謂其為唐、宋、明以來三大才子——“李謫仙、蘇坡仙、楊戍仙”！
“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為第一”，天啟中，追諡文憲（事見《明史·列傳第八十》）。
1568年隆慶戊辰會試，廷試“系內批，不因閣擬”，大致是皇帝心思，可謂真正的“天子門生”。國人素有罵宰相不罵皇帝的傳統，大致是為“為尊者諱”之意也，故本文不贅述也。
1616年萬曆丙辰會試，出現了轟動天下的“是科會試竟無第一名，從第二名起”，史上最牛槍手，也在此現身：沈同和“賄買編號，與趙鳴陽聯席”，由後者代作，居然考了個第一（會試會元），於是眾考生譁然，事發後沈同和除名，因此本次會試就沒有了會元——但是，但是槍手趙鳴陽同學居然給自己也考了個第六名！見過牛的，沒見過這麼牛的！
《隋書韋鼎傳》曰：“卿是好人，奈何作賊？”有如此才學而不走正道，殊為可惜，可嘆。
有史上最牛考生，自然有史上最牛考官：
1625年天啟乙丑會試，顧秉謙、魏廣微為考試官。《明史·閹黨》說：“秉謙為人，庸劣無恥，而廣微陰狡......曲奉忠賢，若奴役然”——這都是著名的魏忠賢“閹黨”，壞事做盡。於是“顧秉謙令家人大索與選者賄”——科考本就是為國求賢，結果搞得士子們尚未做官，先要犯法！以至於連同黨都看不下去：“魏廣微幾欲發其事”！
科舉是中國封建時代的一項非常有意義的政治制度，不僅僅是為統治階級發掘人才。從積極的意義上說，也促進了社會階層的流動，讓寒門士子有一個出人頭地的機會。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唐以後庶族逐漸取代了士族，從只講出身到注重才具，是社會的一大進步，而庶族政權的一大支撐，就是科舉制度的實行。
因此後來的歷朝歷代，從皇帝到庶民，都極其重視科舉，將其視為國家、個人的生死攸關的大事。
1370年，即洪武三年，太祖朱元璋下詔科舉，明令“非科舉毋得與官”，確定了科舉在國家的地位。
1397年洪武丁丑會試，因懷疑錄取偏私，朱元璋誅殺考試官白信蹈、狀元陳䢿和探花劉仕諤、參加複試閱卷的侍讀張信和侍講戴彝等人，並親自閱卷，取任伯安等六十一人。
1409年永樂己丑，因被御史彈劾出偏題，考試官鄒緝等“俱下獄”。
1460年天順庚辰會試，“有下第舉人訴（考試官）呂原等徇私。上試之，皆不稱，囊三木於禮部前以徇”。
1532年嘉靖壬辰會試，“上閱卷，疑有私，遂報罷。”而1634年的廷試，“俱有御批。”1538年的廷試，“皆御筆親定，不由閣擬。”1543年，嘉靖帝親自看山東鄉試錄，發現譏訕之語，結果監臨御史葉經死於杖下。
嘉靖是著名的不上班皇帝，卻來親自閱卷，可見朝廷對科舉的重視。
或許從接連的科舉舞弊事件中，有人會認為科舉的不實不公。但筆者則認為，正是從歷次對舞弊的嚴厲處理，以及參與者對制度的敬畏和堅守，看到了舉朝上下維護科舉的意識和決心。封建社會的各項主要制度中，科舉是維護得堪稱最好的一項——這也一直延續下來，即便當下的高考，雖然也有不同的看法，但其嚴肅性，確實是做得非常好的。
擔任過5次考官的王鏊，在年輕時曾遇到舉子以千金求通關節，並且說“當國者（劉吉，後任首輔）已許矣”。但王鏊的回答是：“當國者可，吾固不可。”
這是中國科舉考場的最強音。
明·商喜《關羽擒將圖》
求賢
1505年弘治乙丑會試，“是歲，相傳孝宗於內殿祈籲真才”。
漢朝時，漢高祖回故鄉，浩嘆“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唐朝時，唐太宗私幸端門（考取進士處），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事見五代·王定保《唐摭言》）
這些都表達了歷代有為之君的求賢若渴。
明·戴進《三顧草廬圖》
明太祖朱元璋於洪武三年的詔書這樣說：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
善良之民、賢良之士——此則吾中華之樂土也！
明·呂紀 呂文英《竹園壽集圖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