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
當市民們清晨開啟大門，看見成排的解放軍戰士寧睡街頭、決不擾民時，他們明白：國民黨在上海的時代已經結束。
第二天下午，陳毅走進了位於黃浦江側的上海市政府大樓，入主市長辦公室。這裡，不久前還坐著國民黨的代理市長趙祖康，現已被打掃得乾乾淨淨。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接下來的日子裡，能文能武的陳老總要在這打一場漂亮的“城市管理仗”，讓國際社會都看到共產黨人管理大城市的能力。
這間辦公室有80平米，桌前擺著幾部不同顏色的電話。電話一直響個不停，陳毅也忙得團團轉。上海號稱“冒險家的樂園”，有多少社會名流、多少幫派大佬，各種關係盤根錯節。要處理好這些，陳毅需要花費大量精力。
這天，一封求助信擺到了陳毅市長面前，寫信的是一位國軍少將夫人，她叫凌維誠。信的內容概括起來就是一句話：
說明上海吳淞路466號三層樓和膠州路附近一塊空地的歷史，請求政府把它們批給她繼續使用。
上海解放前，國軍家屬基本已想辦法逃了，他們留下的公館住宅也將陸續被我軍接管。在這個節骨眼上，一位國軍少將夫人不配合交接工作，還寫信向政府提請求，若她沒有說得過去的理由，顯然是挺過份的。
然而，當陳毅細細地把信上的內容看完後，立馬下令房屋管理處和財政處答應她的全部要求：那三層樓給她用，房租不用交了；那塊地也給她用，地捐不收了。
陳毅為何會答應？這位夫人憑啥會有這樣的待遇？原因無非兩點：
其一，她的丈夫是謝晉元；
其二，與其說她寫的是一份請求信，不如說這是一封求助信。透過這封信，陳毅才知：原來在上海還有100多名窮困潦倒的抗日英雄。他們，曾有一個響亮的名字：八百壯士。
一：戰場揚名後，他們的悲慘才剛剛開始
1937年10月，當謝晉元決定留下來，以414人“冒充”800人對抗日軍時，他和他的兵註定將成為上海乃至全國的焦點。
4天4夜的激戰，他們擊斃了200多名日軍。一輪輪猛攻下，日軍始終不能前進一步。1937年10月30日晚，在日軍精疲力竭之際，全體戰士以3挺機槍為掩護，撤退進租界，完成了突圍。
多數關於“八佰壯士”影視劇作品，演到這裡便結束了。
之後的事，似乎是人們心裡的一道疤，讓人不忍揭開。
壯士們撤入租界前，本是全副武裝的，英國租界事先說好了將給他們一定的庇護。但一過橋，他們就讓壯士們繳械。後來謝將軍收到上峰命令，讓他們先繳械，並稱英軍會想辦法把他們護送出上海，重回前線。
然而，國軍高層還是太天真了。壯士們聽命繳械後，並沒有被放出來，而是被扣押了起來。英國人在公共租界騰出了一塊15畝的荒地，這裡雜草叢生。而後，他們在四周架上鐵絲網，並派一群白俄兵看守。
從此，曾經的“八百壯士營”成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孤軍營”。
從1937年到1941年12月，300多名壯士就這樣被關了整整4年多。
在裡面，他們過得如何？一名曾進過“孤軍營”，參加劇團的上海女學生，這樣回憶：
當我跨進營門時，眼前的一切，讓我非常驚訝……路的右邊是一排排用蘆蓆蓋頂、粗毛竹支撐、泥土砌牆的營房……最引人注目的是操場近海防路的一側，有一座升旗臺，高高的旗杆上，中華民國的國旗仍在隨風飄揚。這是我們萬萬想不到的，整個租界裡都看不見這面旗幟了……
是的，在被關的歲月裡，謝將軍一直盡力維持著戰士們日常的生活。他們在社會的捐助下，蓋起了營房。平時除了軍訓、練拳外，他們還開辦了制毛巾、織襪、制肥皂等作坊，以維持平時的生活。
當然，上海市民來看望、慰問的也不少，每天這裡都人來人往。畢竟，這裡牆上寫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標語，是當時人們在上海其它地方很難看到的。
謝晉元在等待，等待再次率兵征戰的日子。在此期間，他曾多次拒絕汪偽政府的勸降，並曾大罵前來“好言相勸”的陳公博。
1939年，日本人在中國越發囂張，謝晉元似乎預感到了什麼。於是，在給父母的信裡，他這樣寫道：如敵劫持之日，即男成仁之時。
他說的“敵”指的是日軍，可惜最終他是死在自己人手裡的。
1941年4月24日，他如往常一樣帶兵操練，有4名士兵遲到。於是，他把4人叫到一旁訓話。結果這4人拿出早就準備好的匕首朝他猛刺，謝將軍當場失血過多而亡。後來，人們才知道這4人都是被日偽政府收買的叛徒。
一代名將，沒倒在戰場上，卻命喪鼠輩之手。除了一聲嘆息，我們還能說什麼！
生前孤立無援、無人營救，死後榮譽加身。謝將軍死後，國軍為他舉行了盛大的葬禮，追晉他為陸軍少將，租界超30萬人前去弔唁。
幾個月後，太平洋戰爭爆發，“孤軍營”的戰士們失去了最後的保障，日軍接管了租界。日偽政府給了他們兩條路：其一，加入偽軍，不但能重獲自由還能飛黃騰達；其二，被送去做苦力，從此不見天日。
沒有人選第一條。
於是，300多名戰士被日偽分成了4隊：第一隊被送到蕭山做苦力，第二隊被送到安徽煤礦上幹活；第三隊被送到南京養馬；第四隊，也就是最“不聽話”的一批人，被送到巴布亞紐幾內亞的一個島上幹活。
從此，這300多名抗日英雄命運迥異：有人順利從日本人眼皮子底下逃脫，而後東躲西藏；有人被日本人當成玩摔跤的“工具”，被折磨致死；有人被送到細菌實驗室，從此再沒出來；有人熬到1945年日本人投降，才被釋放。
日本投降後，存活下來的100多孤軍戰士又重新聚集在大上海。這群老兵唯一的想法是：在這個城市，好好地活下去。
二：團長夫人現身上海
重新回到大上海的老兵們，在諾大的城市裡舉目無親。事實上，他們多數人都是原湖北保安團出來的，在上海沒有任何背景。
僥倖在日本人手裡活了下來，他們不願意再捲入國民黨發動的內戰：一方面他們是不想把槍口對準中國人；另一方面，國軍高層過去這些年的不聞不問，也確實寒了他們的心。
思來想去，他們想到了一個能重新帶領孤軍的關鍵人物：謝將軍的夫人凌維誠。
迎團長夫人回上海，是老兵們的心願；而回上海祭拜丈夫，也是凌維誠在過去幾年裡最大的願望。
凌維誠本就是上海人，父母一直在上海徐家彙做生意。雖談不上是大富大貴之家，但肯定是吃穿不愁的。而且，凌家父母還有餘力把女兒送到學堂唸書，學音樂。在學校拉拉小提琴，和女同學們逛逛街，是凌維誠年輕時的生活。
20歲那一年，因為一場朋友的婚禮，凌維誠認識了比自己大兩歲的謝晉元。當時謝晉元還只是國軍中的一名小將，他出生在廣東梅州的一個農村。
一開始凌維誠家裡並不同意二人交往，父母認為在亂世裡，嫁個當兵的，以後肯定要吃苦頭。是凌維誠的堅持，讓他們之間有了可能。
1929年9月，兩人在漢口大華飯店舉行了婚禮。這一年，24歲謝晉元也因表現優異被任命為中尉連長。
此後的7年時間，是凌維誠一生最美好的時光。別的國軍將領常流連於外面的花花世界，謝晉元僅有她一人。他們住在上海龍華寺對面，生下了兩女一兒。
1936年，謝晉元任88師師部中校參謀，為全面抗戰作準備。眼看大戰將至，謝晉元打算將妻兒送回自己在廣東的老家。
對凌維誠這樣的上海姑娘來說，讓她帶著孩子一個人回到廣東鄉下生活，無疑是個挑戰。凌家父母都不同意，他們認為：謝晉元憑什麼讓老婆一個人去鄉下吃苦，更何況她肚子裡還懷著第4個孩子。
凌維誠是懂謝晉元的，她沒說什麼，默默地收拾東西、辭別父母。謝晉元親自把他們送回了廣東，臨別之際他對賢妻說：如果不安頓好你們，我無法安心殺敵……到勝利的那一天，我就來接你們回上海。
對謝晉元來說，這一安排是合理的。只是，對凌維誠來說，生活的磨難才剛剛開始。
到鄉下不久，凌維誠生下了兒子謝繼民。當時，謝家一共是8口人：年邁的公婆、6歲的大女兒、4歲的小女兒、兩歲的大兒子、還有剛剛出生的次子，再加上大伯家的一個孤女和凌維誠自己。
一家8口人，只有兩個生活來源：一是謝晉元定時寄來的一些錢，但隨著戰事的吃緊，這已是杯水車薪；二是，凌維誠種田賺來的錢。
為了活下去，凌維誠脫下旗袍，換上農家衣服，扛著鋤頭下地。以前拉小提琴的手，被磨出了一個個老繭。每天出門前她會給孩子煮上一鍋米飯，老人孩子餓了，就自己去盛。直到她晚上回家，孩子們才能見到母親。
寒暑春秋，凌維誠沒啥可抱怨的，或者說她也不知向誰抱怨。唯一的願望只有一點：丈夫一定要說到做到，早點來接她回上海團聚。
遺憾的是，5年過去了，1941年4月，她等到的是一則死訊。得到訊息那一天，凌維誠心灰意冷。她癱坐在地上哭，老人和孩子也跟著哭。
孩子們的哭聲，最終讓凌維誠站了起來：為了孩子，總得活下去。此後，失去家庭支柱的她便在廣東鄉下住了下來，直到抗戰勝利，丈夫的老部下請她回上海。
1946年4月，由廣東出發，輾轉多地的凌維誠終於出現在上海，見到了丈夫昔日的幾個老部下。
帶著4個孩子，她站在了丈夫的墓前，淚如雨下。一別10年，她守住了對他的承諾，照顧好了兒女，替他在父母跟前敬孝；他，卻躺在了這一方小小的墳墓裡。
當日，上海的報紙上登了一則訊息：謝團長夫人已回滬。時過境遷，沒多少人會關注這麼一則小小的通訊。但流落四處的孤軍老兵們，卻注意到了。不久，越來越多的孤軍從各地輾轉來到了上海。
三：為何凌維誠會在解放後，向陳毅求助？
既然和丈夫的老部下們重聚在了一起，為何凌維誠會在1949年上海解放後，向陳毅市長求助呢？其實原因很簡單：在過去的3年時間裡，他們真的窮困潦倒。
謝將軍英勇殉國後，老蔣為了收買人心確實承諾過要照顧凌維誠一家，並表示一定會妥善安置這些抗日老兵。
甚至，1941年秋天，凌維誠還專門長途跋涉去了一趟重慶。很顯然，這又成了蔣介石和宋美齡宣傳的好機會。他們夫妻二人，都公開接待了凌維誠。老蔣十分篤定地答應凌維誠：“待抗戰勝利後，國家定會照顧你們！”
而一向自以為聰明的宋美齡，還打起了感情牌。她當著眾人的面，緊緊地抓住凌維誠的手，專用用上海話說：“維誠啊，儂放心，國家不會忘記儂的。今後可以每年來重慶一趟，搭儂一道講講。”
而後，他們給了凌維誠5萬法幣，算是撫卹金，打發她先回廣東老家待著。這筆錢，凌維誠分成了兩份：一份給了公婆，以作養老之用；另一份，則自己留了下來，以保證孩子將來能上學。
但是沒過多久，通貨膨脹下，這筆錢就再也幹不了什麼了。4年後，她要帶孩子們回上海與孤軍戰士們匯合時，甚至連路費都拿不出來了。要不是汕頭當地有人聽說她是謝晉元的遺孀，免了她和孩子們的船費及食宿，她根本不可能趕到上海。
一到上海，她就被幾個孤軍士兵請到了吳淞路466號的一棟樓房裡，在那住了下來。
那裡本是日本人搶下來的地盤，日軍離開後，上海一片大亂。國軍各地方軍官都忙著爭搶接收敵產，國軍三青團也看中了這幢房子，想跟孤軍戰士們搶。
後來迫於“八百壯士”當年的名氣，再加上老兵們說謝團長夫人仍在世，需要府邸，這才保了下來。
這是一幢3層小樓。老兵們把二樓打掃出來，留給凌維誠母子住；其它地方，他們則隔成許多小隔間，分給老兵們住。在那樣一個烽火年代，這些來自天南地北、吃盡苦頭的異鄉人，就算有了一個“家”。
因為不願再為反動派打仗，他們雖是老兵，卻完全沒有人管，只能自己謀生。凌維誠畢竟是上海本地人，又是團長夫人，所以她一直儘量為老兵們想辦法。
一開始，她想著讓老兵們接管黃浦江上的一個碼頭，早前這也是日本人控制的。但他們毫無背景，搶不過那些有背景的幫派。只要他們一輕舉妄動，警察就找上門來了。
後來，她還找到關係打算在外灘開一條公交線路，這樣老兵們就能有司機、售票員的工作。可惜，一切工作都準備就緒後，幾名警察又出來挑事了。
這些事，很明顯都是故意衝著老兵來的，不過是想逼他們再上戰場打內戰。凌維誠只能再次由上海趕到重慶，面見蔣介石和宋美齡，希望他們能給個說法。
這一次，老蔣夫婦沒有再給凌維誠好臉色看了。老蔣見都沒見她，宋美齡則冷冷地說了一句：你們先回去吧，會安排上海市政府照顧你們的。
沒辦法，凌維誠只能回到上海，找當時的上海市政府討說法。可惜，宋美齡的嘴上承諾註定是空談。上海方面跟凌維誠玩起了“甩鍋”的把戲，市裡推到社會局，社會局又推到其它部門，一圈下來沒有任何人活著部門願意管這些老兵的死活。畢竟，這些老兵已經沒有利用價值了。
認清了這一事實後，凌維誠只能四處求熟人，把老兵分開一個一個解決就業問題。她去求上海鐵路局的領導，安排了幾個稍有文化的老兵去做鐵路警察；又去求一些私人企業的老闆，讓他們去公司裡幹活。老兵們一個個都很爭氣，在社會上的美譽度很高，這讓凌維誠頗為欣慰。
但就算是這樣，還有一些沒什麼文化的老兵。他們要麼身上有槍傷、落下了終身的殘疾，要麼大字不識一個，這些人要在當時的上海生存下來太難了。
凌維誠和這類老兵們想了個辦法，把丈夫墓地附近的六十幾畝地拾掇好，租給各地逃到上海的難民搭棚過日子。他們則一面負責保護這些難民的安全，一面每戶收一兩鬥米的少量租金。這樣，既給了難民一個安身之所，自己也能有點兒收入。
這筆租金全部交給了凌維誠管理。凌維誠只留下了極少的一部分，給孩子們上學用，其它的全部拿出來。她把所有老兵的名字都記錄了下來，每個月，每名老兵都能來領一次錢。
日子過得不錯的老兵們，基本不領這筆錢，還時不時帶些吃的、用的分給兄弟們；在外做苦力、窮困潦倒的老兵，才會來領。
到了1948年後，國軍節節敗退，更加肆無忌憚地搜刮老百姓，大家的日子越來越難過了。從那時起，每個月都會有100多名窮困潦倒的老兵來領錢，這讓凌維誠的日子越發艱難起來。
1949年，上海解放，老百姓歡天喜地。凌維誠和老兵們住的這幢3層小樓，以及他們圈起的這片地，以前都算是國軍資產，按理來說解放軍是要把它們都接收過來、統一安排的。
凌維誠早就聽說解放軍仁義，陳毅也是個公正的將軍，於是抱著試一試的態度寫信求助。希望陳毅能想想辦法，讓這些殘弱的老兵們有條出路。
於是，便有了本文開頭的這一幕。
陳毅當時作了幾項安排：
其一，房子和地照舊先給他們用著。
其二，給凌維誠安排工作。此後凌維誠在一個託兒所任副所長兼保育員，一家人的生活都得到了保障，孩子也都能安心讀書了。
其三，給尚能工作的老兵安排正式工作，如果他們要返鄉，也都一一優待安排。
到50年代後，大部分非上海籍老兵都準備返鄉。臨行前，他們都會來跟團長夫人告別。每一次，凌維誠都會拿出點錢，交代他們回家要好好生活，要讓謝團長放心。老兵們都散去後，凌維誠停止了收租。
晚年時，凌維誠過上了兒孫繞膝的生活。看見兒孫里人才輩出，她很是欣慰。1991年1月6日，凌維誠在上海病逝，享年84歲。人們按她的遺願，把她葬在了謝晉元身旁。
2005年，91歲的“孤軍營”老兵楊養正，代表昔日的兄弟們重回上海。
在謝將軍墓前，他立正敬禮。“報告團長，楊德餘來看你了”，他一句話讓在場眾人落淚。當年他還叫楊德餘，堅守四行倉庫時他才23歲。2010年，在兒孫的守護下，楊養正安詳離逝，享年96歲。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四行倉庫的那4天4夜，已經是84年前的事了。但謝將軍墓前不曾斷過一日的鮮花，證明了老百姓沒有忘記他。謹以此文，紀念謝將軍及其夫人、當年的壯士們、以及新中國第一任上海市長陳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