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的這個決定，開啟了“大豐”與“上海”70多年的唇齒相依

在作家蔣峰的中篇小說《翻案》中有這麼一個情節：主人公從上海前往鹽城大豐辦事。事情辦完後，欲搭長途大巴返回上海。在長途車站，他詢問排程亭內的一位老人去上海的車幾點走。但老人卻說“這裡就是上海”，並以自己的上海身份證來加以證明。大豐距離上海數百公里，怎麼會是上海呢？實際上，這位老人並沒有說錯。大豐雖然地處蘇北，但其境內的上海、川東、海豐三個農場卻隸屬於上海管轄，也就是所謂的“飛地”。三個農場合計307平方公里，佔據了大豐約十分之一的面積，也是上海最大的一塊“飛地”，被人們俗稱為“北上海”。這塊“飛地”已經“飛”了70多年，見證了蘇滬兩地一段不平凡的情緣。

大豐區點陣圖 (圖源：搜狐號“愛大豐”)

應運而生

新中國成立之初，上海的地域面積僅600多平方公里，人口卻達500多萬，發展空間極其有限。當時，上海的各個監獄和看守所的關押場地非常擁擠，民政部門還收容了數千名無業流浪人員。1950年2月6日，已敗退臺灣的國民黨當局對上海進行轟炸，造成全市工廠大停產，並新增災民約5萬人。為了確保市面穩定，上海市政府決定將無業流浪人員、在押犯人等進行緊急疏散。但上海實在缺乏可永久安置他們的場所，必須尋找一塊麵積廣闊的疏散地。

1949年上海街道圖

時任上海市長的陳毅便想到了鹽城，這是他曾帶領新四軍戰鬥過的地方。他知道鹽城一些地區一面是海，另一面是面積廣闊、人煙稀少的灘塗和鹽鹼地。需要疏散的群體在那裡可以得到安置，並發展生產，解決上海的“米袋子”和“菜籃子”問題。而大豐成為了最終的選擇。1915年，民族實業家張謇便在大豐創立鹽墾公司。經過多年開墾，小部分土地已可種植棉花，有一定的生產基礎。同時，還有約20萬畝的荒地可供開墾。

大豐鹽墾公司總部裕豐區遠景圖

於是，在經陳毅報請中央同意後，相關地區便劃歸上海管轄。上海也在很短的時間內組織了一支200多人的幹部隊伍，前往黃海之濱的這塊土地。1950年3月12日，大豐墾區籌備人員先來到興化，建立了臨時領導機構。在同一個月，上海共將7597名無業流浪人員及在押犯人送往蘇北。由於墾區剛開始籌建，房屋等基本設施尚未完全落實，這批人便暫時被安置在興化。5月，上述人員進駐大豐墾區。6月，上海市墾區勞動生產管理局（簡稱“墾管局”）成立，三大農場中的上海農場也在同年率先成立。這標誌著“北上海”的正式誕生。

職能的轉變

在誕生之初的近20年中，“北上海”並不為上海人和大豐當地人所熟知，這主要由於其主要人員為無業流浪者和在押犯人。在社會管理中，此類人員往往是需要重點控制的物件。因此，“北上海”最初是作為收容改造場所而存在，實施嚴格的封閉管理，與外部社會絕少發生聯絡。到1956年初，上海農場的在押犯人已達約1.1萬人。1957年12月，還成立了勞動教養隊，接受勞教任務。

上述情況一直維持到1968年。這一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大規模展開。此後的3年中，所有的城市畢業生都要到農村去。於是，許多上海的知識青年將目光投向了大豐的上海農場。農場是國家單位，有正式的工資收入，上海農場又是距離上海最近的外地國有農場。而且，由於歸屬上海管轄，這裡的許多人還可保留上海戶口。因此，上海農場便成了許多知青理想的上山下鄉去處。

農場辦公室，如今建起知青紀念館

知青紀念館

1968年，第一批上海知青來到上海農場。到1969年，上海農場已接收了約7000名上海知青。但這時的上海農場還是刑滿人員的就業場所，不適宜長期安置知青。到1973年時，已有約8.4萬名知青來到大豐。於是，便在這一年組建了專門安置知青的海豐農場。而知青的到來打破了農場與外界的隔絕狀態，令大豐與上海產生了緊密的聯絡。大豐當地人也與上海知青之間有了許多交往，彼此之間也都會講大豐話、鹽城話和上海話。這塊上海的“飛地”不再是那麼神秘莫測，而是向世人揭開了它的“廬山真面目”。大豐當地人直接從這裡感受到“大上海”的都市脈動。這裡逐漸成了真正的“北上海”。

知青用河塘水洗臉

與此同時，這塊“飛地”的職能也開始轉變。上海農場逐漸不再收押犯人，並在1981年完全轉為勞動教養機關。1983年1月1日，上海農場川東分場單獨組建為川東農場。1995年，上海農場與川東農場劃歸上海市勞教局管轄，對內稱上海第一、第二勞教所。2009年，分別成立具有法人資格的上海農場與川東農場，劃歸上海光明食品集團管理。2014年，上海、川東、海豐農場合併成立新的上海農場，隸屬光明食品（集團）有限公司。與此同時，這塊上海最大的“飛地”也在生產、生活、風俗、思想等方面與大豐當地互相影響、互相滲透。上海的生活方式和觀念不知不覺地進入大豐人的世界，而大豐這個地方也在許多上海人的腦海中留下了印象。大豐與上海彼此間日益密不可分，也為江蘇與上海的互相合作提供了動力。

1977年9月20日海豐農場四分場(下明分場)小分隊演出，樂隊留影。（圖源：上海農場知青網）

蘇滬合作的紐帶

如今，大豐與上海的這段緣分還在延續，併成為蘇滬之間合作的紐帶。這種合作首先體現在上海人的餐桌上。如上文所述，當年開拓大豐墾區的主要任務之一是解決上海的“米袋子”和“菜籃子”問題，並一直成為這裡的基本職責。據統計，上海市場上約15%的鮮奶、12%的優質大米、8%的生豬和3%的淡水產品來自於大豐。這裡還誕生了諸如海豐大米、愛森豬肉、三添小磨麻油等許多令上海人耳熟能詳的品牌。不少上海人因此來到大豐旅遊觀光。僅在2018年，大豐便接待了約226萬人次的上海遊客。而隨著這塊“飛地”在大豐的長期發展，許多當年前來紮根的上海人已與當地人通婚，安家落戶，使大約70%的大豐人在上海有了親戚或朋友，這使大豐與上海兩地的民眾更增添了一份親近感。

鹽城大豐荷蘭花海

這份親近感使兩地的友情日漸深厚，並被賦予了新的使命。隨著蘇通長江公路大橋在2008年的通車，上海與大豐的高速公路也隨之接通，以往至少要花費1天1夜的路程被縮短為數小時。交通便利之後，有更多當年的知青從上海重返大豐“探親”，追尋青春記憶。2008年11月，以光明集團為主要投資方的上海知青紀念館在大豐開館，進一步推動了知青“探親”潮的升溫。在這些知青中，不乏事業有成的企業家，他們在重溫昔日崢嶸歲月的同時也為大豐帶來了投資，成為推動大豐對接上海，深化蘇滬合作的積極因素。

大豐上海知青紀念館

在情感因素之外，也有現實的推動力。根據2019年的資料，上海和江蘇的人均GDP已分別達15和12萬餘元，而大豐的人均GDP尚不足10萬元。大豐面臨著持續加快發展，追上全省平均水平，積極融入長三角的迫切需求。而一系列的政策利好也隨之出臺。一方面，江蘇實施“沿海開發戰略”，大豐也被定位為鹽城的臨海新城區。另一方面，上海提出了“創新驅動發展、經濟轉型升級”的戰略目標，需要對傳統產業實施一定程度的轉移。這使得大豐與上海的關係不再僅僅侷限於“農場”“知青”等關鍵詞，“產業轉移”“聯合發展”成為新的時代主題。承載著兩地情誼的“飛地”也正謀求實現華麗轉身，成為大豐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點。

滬蘇大豐產業聯動集聚區

而蘇滬之間更深層次的合作也早已隨之展開。2014年，江蘇省與上海市決定共同發展滬蘇產業聯動集聚區，在鞏固“飛地”農業基礎地位的同時，進一步深化大豐與上海的產業合作。集聚區位於上海農場境內，於2015年11月正式設立，主要發展包括海洋工程裝備、港口運輸、工程機械裝備、電子元器件製造、智慧機器人、有機食品、休閒食品、功能飲料、新能源汽車等產業。集聚區是在上海所屬區域上新建的園區，屬於已有“飛地”模式的升級，並實行“省市完全授權、園區封閉運作”的管理模式。經過數年的發展，集聚區已形成了“上海溢位、大豐承接；上海需要、大豐配套；上海成果、大豐轉化”的局面，並帶動了大豐當地相關產業的發展。如僅在2018年，大豐本土的新能源及裝備製造、新能源汽車及零部件、新一代電子資訊及智慧終端等新興產業便實現開票銷售174.2億元、同比增長14.4%。

大豐經濟開發區

而在集聚區的帶動下，大豐及鹽城進一步對接與融入上海。截止2017年，已有450餘家上海企業在鹽城投資，總金額約1700億元。大豐連續數年參加上海國際旅遊節花車巡遊，上海臨港、上海紡控、上海電氣、上海建工、綠地集團等一批龍頭企業匯聚鹽城，推動雙方產業合作持續深化。鹽城與上海共建園區達12家，占上海對外共建園區的約三分之一。

隨著投資基礎環境的持續改善，尤其是2020年12月鹽通高鐵的開通，大豐正式接入全國高鐵網，前往上海的時間也縮短至2小時左右。昔日偏僻的“北上海”正成為崛起中的產業新高地，為今後的經濟發展和蘇滬合作注入不竭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