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個世紀40年代，貴州省遵義縣楓香鎮裡住著一個“跛子瓦匠”，這個泥瓦匠的左腿相較右腿短了10釐米，走路一瘸一拐的，因此得了這麼一個綽號。

在當地人看來，這個泥瓦匠就是一位活“菩薩”，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這個泥瓦匠，是一名掉隊的老紅軍。

新中國成立後，泥瓦匠在報紙上看到了自己的老戰友開國上將楊勇的名字，遂主動給他寫了一封信，請他幫忙給自己安排一份工作。

楊勇

那麼，面對老戰友寫來的信件， 楊勇將軍會作何安排呢？這名老紅軍又是因何掉隊的呢？後來又有著怎麼樣的結局呢？

關於這個故事，要從1935年的婁山關戰鬥說起。

婁山關上“程咬金”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勝利召開後，中央紅軍渡過赤水在扎西一帶休整。

有鑑於國民黨的主力部隊已經被吸引至川滇邊境，黔北地區的國民黨軍兵力空虛，中革軍委決定擺脫川、滇之敵以及蔣介石中央軍的包夾，揮師東進二渡赤水返回黔北，和戰鬥力最弱的王家烈的“雙槍兵”（王家烈手下部隊人手兩杆槍，一杆真槍，一杆煙槍，故而得名）進行交戰，以圖立足黔北、赤化黔北。

王家烈眼見紅軍主力重返黔北，慌忙調遣遵義及周邊之兵前往婁山關、桐梓一帶增援，妄圖阻止我大軍東進。有鑑於此，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當即決定，趁敵援軍尚未抵達，我軍迅速佔領婁山關一帶，以圖遵義。

王家烈

婁山關，又名太平關，地處大婁山脈中段的脊樑上，是沿裂隙溶蝕而成的一個天然隘口。大婁山是赤水河與烏江水系的分水嶺，同時也是貴州高原與四川盆地的界山。大婁山上的婁山關更是黔北至川南的交通要道，險峻異常，有“萬峰插天，中通一線”之稱，被譽為“黔北第一險礙”，為兵家必爭之地。

為了順利攻取婁山關，中革軍委決定以紅五、九軍團在桐梓西北地區阻擊、遲緩川軍之敵，以紅一、三軍團及幹部團為主力攻打婁山關及以南之黔軍，爭取一鼓作氣將婁山關奪下，乘勝奪取遵義。

在戰鬥正式開始之前，為了摸清敵人的部署，時任紅三軍團12團作戰參謀孔憲權，奉命帶領偵查員偷偷地摸上婁山關，抓了幾個“舌頭”，獲得了不少的情報。

婁山關

孔憲權原名孔權，湖南瀏陽人，1932年8月時由黃克誠親自介紹入黨，後來還參加了中央蘇區一至五次反“圍剿”作戰。曾經給紅一方面軍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當過傳令排長，結果因為喝酒誤事被彭德懷給撤了職，可以說是一位有著傳奇經歷的幹部。

1935年2月26日，孔憲權接到命令，率領突擊隊攻打敵人設在婁山關南側黑神廟的指揮部。 當孔憲權等人抵達距離黑神廟不足百尺的地方時，遵義方向來的敵人援軍也抵達了此地，見到人數稀少的突擊隊後，敵軍指揮者當即大喜，覺得這是“立功”的大好時機，立即對突擊隊發起了猛烈進攻。

孔憲權知道我軍不佔優勢，趕緊命令戰士們在敵人之前挖掘好的戰壕內進行抵抗，成功擋住了敵人的第一波攻擊，給敵人造成了大量的殺傷。

然而，“雙槍兵”戰鬥力雖然低，但是人多勢眾，敵軍指揮官在第一波攻勢失敗後，沒有給突擊隊以任何的喘息之際，迅速組織起了第二波攻勢。在這次攻擊中，突擊隊戰士們的子彈打光了，就衝出戰壕抄起大刀和敵人進行肉搏。

孔憲權

孔憲權拿的是十響的“連珠匣槍”，有80發子彈，在剛才的戰鬥中已經消耗了不少彈藥，眼見戰士們衝出去後一個個地倒下了，孔憲權咬咬牙，再也顧不得隱蔽，直接站起來對著敵人進行射擊。

突然從戰壕裡站出來的孔憲權立馬就成為了敵人的“活靶子”，一名敵人的機槍手迅速朝著他掃了一梭子子彈過來，孔憲權的左腿當場就中了六發子彈倒在了地上。這時突擊隊的戰士們已所剩無幾，敵人當即嗷嗷叫著衝了過來，倒在地上的孔憲權強忍疼痛，翻身滾到了旁邊的一個水溝裡面，掏出搶放倒幾個敵人後，槍裡只剩下三發子彈了。

就在孔憲權覺得自己要交代在這裡了時，營長鄧克明帶著主力部隊抵達了戰場，孔憲權順利得救，被衛生員用擔架抬到了安全場所。

婁山關戰鬥打了一天一夜，26日午後，在被我紅軍主力部隊截斷了後路的情況下，婁山關守敵眼見增援無望倉皇撤退。我軍順利奪取婁山關後，略作休整就朝著遵義城猛撲過去，成功於第二天晚上佔領了遵義城。

紅軍進入遵義城後，孔憲權等傷員被安排到了遵義老城內的天主教堂裡面治療。紅軍醫生在為孔憲權治腿時，發現他的左腿胯骨被子彈打碎了，為此專門用鴉片水對他實施了麻醉，動刀將他腿裡碎掉的骨頭取了出來。

當時在醫院裡接受治療的還有一個人，那就是時任紅三軍團第五師第十三團黨總支書記的胡耀邦。胡耀邦清楚地記著，孔憲權做完手術的當天晚上，嘴裡面一直在高聲喊著：“殺！殺！殺！”這是紅軍進攻時候的口號，即便是睡著了，孔憲權仍然想著“上陣殺敵”。

胡耀邦

雖然被孔憲權吵得睡不著覺，但胡耀邦也不由得打心眼裡對孔憲權感到佩服，稱他為“打不死的程咬金。”

脫離部隊的“跛子瓦匠”

孔憲權受傷時正值長征，我軍時不時地就要進行戰鬥和轉移，傷病員難免會拖累行軍速度。為此，紅軍總政治部專門對傷病員的安置問題做了規定：團以上傷病員，抬著隨部隊轉移；營以下傷病員就地安置；普通戰士發放10至15塊銀元的安置費，團以上實在無法跟隨部隊行動的幹部，則會留下300塊大洋，同時還會配備一名衛生員，一名通訊員。

身為營級軍官且受傷較重的孔憲權顯然達不到隨隊轉移的標準，但上級念在他打仗勇猛，所以給了他特殊待遇，讓幾位戰士抬著他走了兩個多星期，孔憲權也因此得以跟隨大部隊來到了貴州畢節的黔西縣。

抬著擔架的紅軍戰士

這兩個多星期裡，孔憲權的身體一直沒有好轉，傷口也沒有任何癒合的跡象。為此，紅軍不得不將他留在了黔西縣。做出這個決定後，上級讓他享受了一把團以上幹部的待遇，不但專門給孔憲權留了300塊銀元充當生活費，還專門留下了一名軍醫和一名通訊員照顧他的起居。

孔憲權所寄宿人家的家主叫做宋少前，開了一間藥鋪，是本地知名的財主。當紅軍戰士護送著孔憲權來到宋少前家時，宋少前對此十分歡迎。

雖然宋少前是一個財主，但卻對紅軍很有好感，因為在紅軍到來之前，他家沒少受軍閥的欺壓，眼見紅軍部隊將王家烈的軍隊打得屁滾尿流，宋少前感覺像是狠狠的出了一口惡氣一般。與此同時，宋少前覺得紅軍的“紅”字很吉利，說不定留宿紅軍戰士，能讓自己“時來運轉”，因此才會滿口答應。

為了保證宋少前不會將孔憲權交給國民黨，護送他前來的紅軍戰士拿著照相機對著宋少前家照了幾張相，然後對著宋少前搖了搖手裡的相機說道：“以後這個人的安全就交由你負責了，如果他沒出什麼問題，紅軍將會感謝你，如果他要是出了任何意外，我們就拿你是問。”

就這樣，孔憲權在宋少前家裡住下了，在這期間，他一直心心念念地想要回歸軍隊繼續打仗，可惜一直沒有機會。

在宋少前家裡住了20個月後，回部隊的機會終於來了。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悍然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被囚於西安的蔣介石被迫同意放棄內戰方針，同意和我黨聯合抗日。

西安事變

國共兩黨再次開始合作後，國內的白色恐怖氛圍大減，貴州省政府主席專門發出呼籲，要求所有隱藏在貴州省的紅軍戰士走出來，國民政府將保證他們的安全，如果願意，政府還會幫他們與原部隊取得聯絡。

孔憲權聽到這一則訊息後非常激動，在這20個月的時間裡，他的醫生和通訊員已經偷偷地離開了，孔憲權因此和部隊失去了聯絡。現在這個難得的機會擺在眼前，他當然不願意放棄。然而，孔憲權沒想到的是，當他將自己離開的想法告訴宋少前後，宋少前竟然說什麼也不同意讓他離開。

宋少前之所以不願意讓孔憲權離開，是因為他擔心，萬一過上個三、五年的紅軍回來了，到自己家裡發現找不到孔憲權人，那自己可就麻煩了，到時候誰來證明自己把孔憲權保護的很好呢？

沒辦法，孔憲權只得繼續在宋少前家裡住了下來。

數年後，孔憲權再次跟宋少前提出了辭行。此時正值抗日戰爭時期，國內局勢混亂，宋少前幾經勸告後見孔憲權去意已決後，他也不確定紅軍還能不能回來，因此嘆了口氣放他離開了。

泥瓦匠

孔憲權離開宋少前家後，走走停停來到了遵義縣楓香鎮一帶定居了下來。為了謀生，他在本地當了一段時間走街串巷的貨郎，後來又幹起了泥瓦匠。

孔憲權小時候曾經讀過一年半載的私塾，在部隊裡也學過一些文化，工作之餘，他沒事就幫著附近的父老鄉親們寫訴狀，如果鄉親們需要，孔憲權甚至會親自出頭替人家打官司。

也正因此，孔憲權逐漸在附近的七里八鄉都出了名。後來，鄉親們偶然得知了孔憲權曾經是一名紅軍戰士的事情，於是紛紛傳言：“那個‘跛子瓦匠’不是一般人，他是一位‘活著的紅軍菩薩’。”

當時國內民風淳樸，迷信之風盛行，當附近的鄉親們得知孔憲權是“紅軍菩薩”後，紛紛上門討要孔憲權穿過的鞋和破爛衣服，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當地不知道從哪兒傳出了謠言，說“將菩薩的隨身物品燒了，剩下的灰泡水飲用能‘包治百病’。”

孔憲權並沒有聽到過這個謠言，面對登門求助的鄉親們，他來者不拒，將很多自己穿過的草鞋、布鞋還有爛衣服送給了鄉親們，鄉親們也因此更相信他是“菩薩”了。

沒想到你孔憲權還活在人間！

開國大典

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訊息傳到江西后，孔憲權的內心無疑是十分高興的。他十分想要出來繼續為革命做貢獻，可惜卻無人能幫他證明身份，因此只得作罷。

孔憲權沒想到的是，僅僅過了一年多，事情竟然就出現了轉機。這一天，孔憲權在看報紙時看到了一個熟悉的名字：第二野戰軍第五兵團司令員、貴州軍區司令員、貴州省人民政府主席楊勇。

楊勇和孔憲權可以算得上是老戰友了，兩人當初同屬一方面軍紅三軍團，同樣參加了婁山關戰鬥，可以說是能夠同生共死的兄弟。不甘寂寞的孔憲權，當即給楊勇寫去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將自己這些年的遭遇詳細的講了一遍，表示自己還活著，腿雖然殘疾了，還是希望能為革命出一些力，做一些所能及的工作，希望楊勇能給予安排。

當楊勇看到這封信後十分高興，迅速給他寫了一封回信，驚喜萬分地表示：“沒想到你孔憲權還活在人間！”

不過，當時楊勇馬上就要去軍事學院高階系學習了，因此勸孔憲權直接給中共湖南省委書記、湖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黃克誠將軍寫信，向他尋求幫助。

黃克誠

作為孔憲權的入黨介紹人，黃克誠得知孔憲權還活著的訊息後也很高興，專門為他出具了書面證明，使孔憲權成功恢復了黨籍。不久後，中共遵義地委的同志經過考察，將孔憲權任命為第7區副區長。

遵義會址何處尋

1951年，為慶祝中國共產黨誕生30週年，遵義地委、行署決定修建“遵義會議紀念館”，專門抽調孔憲權擔任遵義會議紀念館籌備委員會秘書，負責籌建紀念館相關工作。

想要籌建紀念館，就要先面對一個問題：遵義會議是在哪召開的？

因為遵義會議召開時正值戰爭時期，這次會議又很重要，所以會議的相關情況高度保密，孔憲權當時只是一名營級幹部，無權知道這次會議的相關情況。遵義本地更是沒有一個人知道這次會議召開的地點。

遵義會議

此時距離遵義會議的召開已經過了整整26年，當時參加過這次會議的領導幹部，對遵義會議的詳情也只有模糊的印象了，因此，找到遵義會議會址，是一件並不輕鬆的工作。

為了完成上級交代的任務，孔憲權進行了三年多的走訪調查，初步將遵義會議的會址判定在了遵義天主教堂，並擬定了一份報告上報中央。

不久後，中國革命博物館籌備處給孔憲權發來了一份回函，表示不久前在一份檔案裡面找到了線索：“遵義會議是在軍閥柏輝章的公館裡面召開的”。有了這一條彌足珍貴的線索，孔憲權立即展開了調查，很快就找到了位於遵義老城子尹路的柏公館，並將柏公館內的房屋及周邊的環境拍成照片，繪製成詳細的圖片送交中央。

過了不到半年，曾經參與過遵義會議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專門給貴州省委打來了電話，說道：“遵義會議，是在黔軍軍閥柏輝章的房子裡召開的。”

最合適的紀念館館長

確認了遵義會議會址後，孔憲權立馬對會址進行修繕和清理。在修復期間，孔憲權為了讓會址和當年紅軍離開時保持一致，走訪了大量柏輝章家的街坊鄰居，從他們口中瞭解了柏輝章家原貌，並做了相應調整。

為了確認當初會議是在柏公館哪個房間裡面召開的，孔憲權還專門去了一趟北京找到楊尚昆打聽當年的情況。楊尚坤想了想後告訴他：“開會的那間房子是在樓上，有窗戶，靠天井。”

經過孔憲權的不懈努力，遵義會議紀念館基本上還原了遵義會議召開時候的佈置。上級部門對孔憲權的努力成果十分讚賞，於1955年2月正式將他任命為遵義會議紀念館館長。

1958年11月，鄧小平到達遵義後特別參觀了遵義會議紀念館，他對孔憲權做出的成績非常滿意，拍著他的肩膀說道：“你是遵義會議紀念館館長最合適的人選。”

1964年，遵義會議會址進行了一次全面大維修，在維修過程中，孔憲權突然有了一個大膽的想法，他想請毛主席親自為紀念館題字。

這件事情在當時的人看來是非常困難的，因為自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從沒有為任何革命紀念舊址題過詞。

不過，雖然十分困難，孔憲權還是展開了行動。他想方設法地找了很多人，成功說動了毛主席，請他老人家在工程竣工時，為紀念館題寫了“遵義會議會址”6個大字，並製成了匾額。時至今日，這一塊由毛主席親筆題字製成的匾額，，無疑有著極其重要的歷史意義，後來被評為“中華第一匾”。

改革開放之後，孔憲權的故事逐漸為外國所知。美國、歐洲、日本等西方國家曾專門邀請他出國講述長征和紅軍的故事。美國一位叫做哈里森· 索爾茲伯裡的作家，對孔憲權的遭遇很是讚歎，還將他的故事寫到了自己著作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裡面。

1988年11月7日，孔憲權老人因病逝世，享年78歲。訊息傳開後，胡耀邦親自發來唁電，對長征路上的老戰友的逝世表示了深切的哀悼。

孔憲權

孔憲權和遵義之間可以說充滿了奇妙的緣分，在進攻遵義之前的婁山關戰鬥中，他不幸負傷，跟著部隊離開遵義後，幾經輾轉又回來了。在遵義他看到了老戰友的訊息，重新參加了革命工作，還因此當上了遵義會議紀念館館長，如此種種，不得不讓人感嘆命運的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