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學史上，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宋代的蘇軾、蘇洵、蘇轍、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合稱為“唐宋八大家”，也稱“散文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
為便於記憶，民間有諸多順口溜流傳：“一韓一柳一歐陽，三蘇曾鞏帶一王”；“韓柳歐三蘇，曾鞏王安石”；“唐有韓柳，宋為歐陽、三蘇和曽王”；“韓柳加歐陽，三蘇並曾王”等。還有聯想記憶法：“一個叫三蘇的人在柳樹下拱石頭，汗如雨下，然後休息。”
簡單地說，韓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運動的領袖，先後掀起古文革新浪潮，使詩文發展的陳舊面貌煥然一新；歐陽修、三蘇是宋代古文運動的核心人物；曾鞏、王安石是臨川文學的代表人物。
明朝初，朱右選韓、柳等人文章為《八先生文集》，八家之名遂始於此。明朝中葉，唐順之所纂《文編》中，唐宋文也僅取八家。明朝末，茅坤承二人之說，選輯了《唐宋八大家文鈔》共164卷，流傳甚廣，“唐宋八大家”之名也隨之流行。自此，文人寫文章學習的物件就是這八個人，影響力也越來越大。
先看“唐二家”，韓愈和柳宗元。“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這句千古名言，就出自韓愈的《馬說》；“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則是柳宗元《小石潭記》中之言。從中可看出他們“簡而有法，流暢自然”的文章風格。在此之前，文壇以駢文為主，很多經典作品都講求對偶、排比等手法，言辭要華麗、形式要工整，連政府公文也如此。長此以往，導致很多講求形式而忽略內容的作品出現，言之無物，無病呻吟。為此，韓、柳從改變文章形式入手，提出“文以載道”“文以明道”，師法先秦兩漢的古文，拋棄駢文形式，注重質樸語言的表達和文章內容的沉澱，從根本上扭轉了文風。
再說“宋六家”，三蘇和歐曽王。六人皆為宋代詩文革新運動的骨幹力量。當時， “西昆體”等浮靡文風大行其道，使文章軟弱無力、言辭華麗、內容空洞。於是，王安石把詩文革新作為推行“新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歐陽修繼承“文道合一”“文以明道”，蘇洵、蘇轍“史論縱橫”，蘇軾提出詩文應“有為而作”，曾鞏弘揚中正平和之氣，他們的文學理論和創作實踐，都對當時的文風產生了極大的衝擊力。
另外，八大家都有政績在身。比如，蘇軾從京城到杭州，再到密州、徐州、湖州等地，凡是他去過的地方，都造福一方百姓；再比如，王安石主持變法，致力振興國家頹廢的局面；又如，韓愈在朝為官時，直言進諫，寫下“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的忠言……他們用文章來宣示自己的理想，又用實際行動來證明自己的初心。可以說，古代士人修齊治平的理想，他們都做到了，無論是從其不朽的文章來說，還是對文風的變革來講，抑或是對家國貢獻來論，八大家成為士人的楷模當之無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