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學習、生活了多少年，我就在日本逛了多少年的書店。有時候逛得久了，還是能覺察出來日本書店和中國書店許多不同的地方，但要說其中最大的不同是什麼，我個人的意見是，日本書店不太容易見到所謂的“經典”，或者說“名著”。
中國的書店裡，經典從來都是主角，從文學經典說起，我們總能看到人民文學出版社、譯林出版社等幾家出版大社反反覆覆以各種版式推出的托爾斯泰、雨果、巴爾扎克等名家作品；至於社科經典，柏拉圖、盧梭、費孝通等前賢的作品也總會以不同的面貌展現在我們面前。我們還是更信賴“經典”，因為我們相信經典總會給我們更多的教益，就好像絕大多數家長領著孩子進入書店，想要找的書，首先是世界名著。家長們自己未必能判斷哪本書適合孩子讀，但只要封面印有“世界名著”的字樣，總歸錯不到哪裡去。
而在日本的書店裡，稍顯麻煩的一點在於，這樣的“經典”讀物往往不太多。與中國大異其趣的是，日本人熱衷的是活著的人寫的書。在日本書店裡，文學類最容易見到的是一些當代日本作家的小說和散文，社科類則主要是當代日本學者所寫的小書，往往圍繞一個主題。就像這兩年，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介紹“傳染病小史”“西班牙大流感”“病毒”“人類疫苗史”的書一下子湧現出不少。經典固然是經典，但今天的日本人似乎已經不太有心力去啃讀那樣的經典了。相反，一些學有餘力的學者，以短小精悍的方式，讓人們在一次火車長途旅行的時間裡，就能對一個社會議題有一些大致的瞭解，似乎才是今天日本人閱讀的主流。在今天的日本，最能把握這種社會動態的是一個叫池上彰的媒體人。社會上有什麼熱點議題，過不了三個月，就會有一本池上彰給你進行詳悉解說的小書出來。換句話來說，康德永遠沒什麼人讀，但解讀康德的小書，卻可以賣得不錯，甚至，我還見過一本漫畫書，是專門講康德哲學的。
兩個國家的閱讀模式，其實各有優劣。中國的經典出得多，其實也就意味著經典出得太濫。這些年大家極力聲討一些假冒偽劣的譯本，大概也是因為這類經典讀物既無版權的約束，又有大量孩子要按著“指定書單”去買單，實在是一本萬利的事，濫竽充數者也就多了起來。與之相反，日本的經典讀物基本只由巖波、中央公論等幾家很有威望的知名出版社操刀，請一流的學者譯定以後，很少再有競爭者，某種意義上也避免了資源的浪費。但這類經典逐漸淡出日本人的閱讀視野後，我總還是有一種“買櫝還珠”的遺憾感，譯得再好，讀者不多，又有多少意義呢？這個世界上最具有原創性的大經大典乏人問津，依附於其上的小書卻大行其道，我總覺得很難說是一種特別健康的閱讀生態。
有時候我們自己可能都意識不到，當下的中國還非常難得地保留著一種尊崇“經典”的心態。說個很簡單的例子，我們今天的課本里都還保留了那麼多要求“背誦全文”的篇章。背誦經典，從來都是我們語文教育裡不可或缺的一環。而在日本，這個和我們的文明傳統最接近的國度，背誦越來越失去了市場。日本人過去也有對所謂“美文”或者“範文”的講究，但今天更多的日本人會覺得，美文美矣，欣賞一下足矣，背誦則大可不必。漢字行文的獨有魅力，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的一種對“文”的追求，可能都是導致我們至今仍注重背誦的因素，但從心理的因素來說，這種對經典的尊崇恐怕也不可忽視。
我們當然也有很多需要反思的問題，譬如，囫圇吞棗讀經典的太多，沒有什麼好的導讀類圖書也是不可忽視的頑疾，被粗製濫造毀掉的經典也不少，但是，有時候，我在中國的書店裡看著從天頭到地腳，排得滿滿的一架又一架經典讀物，以及在其中逡巡的小孩子，總覺得，保護這樣的閱讀風景實在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情。
（作者：劉幸 系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