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著作是毛澤東思想的集中概括。在漫長的革命歲月中，毛澤東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撰寫了大量文稿，作過許多講話和談話，及時為中國革命指明瞭航向。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滿足全國廣大幹部群眾學習毛澤東思想、瞭解中國革命歷史的迫切需要，
1951年10月12日，經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主持編輯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正式向全國發行
。
早在建國前，各個解放區都曾分別出版過毛澤東同志的文章，有的還編輯成集。但由於當時處於戰爭環境，各解放區只能根據電訊稿排版，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錯訛；而編輯成集的毛澤東著作，也由於未經作者審閱，在選擇的文章內容或文字上，難免有不當之處。
晉察冀邊區革命紀念館陳列的《毛澤東選集》（圖片來源：人民網）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革命形勢的需要，廣大幹部和群眾迫切需要透過進一步學習毛澤東著作，掌握毛澤東思想，以指導革命實踐。同時，由於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國際共產主義者也迫切需要更深入更全面地瞭解和研究毛澤東思想。為此，1950年5月，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
這項工作是由毛澤東同志直接主持的，胡喬木、陳伯達和田家英是參加編輯工作的主要成員。出版工作交由人民出版社承擔，田家英同志負責與出版社聯絡。
毛澤東曾邀請蘇聯理論家
參與編輯工作
1951年3月初，毛澤東把負責警衛工作的汪東興叫來，交待他說：
“搞《毛選》，在北京事情太多，要找個地方，集中精力搞出來。《毛選》現在中國需要，蘇聯也催著要，要集中突擊一下。要找個地方，離北京不要太遠。不準佔老百姓的房子，也不要住招待所。”
經過一番奔波，汪東興選中了石家莊西郊的一所保育院，毛澤東表示滿意。協助毛澤東工作的，主要是他的三位秘書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
人民出版社同志在檢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精裝本裝訂質量
1950年7月，蘇聯理論家尤金來到北京，參與了一段《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對這件事，過了8年之後，毛澤東曾當面對尤金說出原由：
“為什麼當時我請斯大林派一個學者來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樣沒有信心？連文章都要請你們來看？沒有事情幹嗎？不是的，是請你們來中國看看，看看中國是真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半真半假的馬克思主義。
你回去以後，說了我們的好話。你對斯大林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中國人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斯大林還是懷疑。只是朝鮮戰爭才改變了他的看法，也改變了東歐兄弟黨和其他各國黨對我們的懷疑。”
尤金來華後，對毛澤東的著作大為稱讚。他看了《實踐論》的俄譯文後，立即送斯大林，並建議在某個刊物上發表，斯大林接受了尤金的意見。因而，《實踐論》竟先於中國而在蘇聯首次發表於1950年12月出版的《布林什維克》雜誌上。同年12月18日，《真理報》又發表編輯部文章《論毛澤東的著作〈實踐論〉》。中國首次發表此文，則是在同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報》上。
1951年10月11日，上海新華印刷廠工人正在印刷《毛澤東選集》封面（圖片來源：新華社）
毛澤東親自編輯選稿
修訂校閱最多達六七遍
《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是毛澤東從頭到尾親自做的。“他參加選稿和確定篇目，對大部分文章進行精心修改和校訂，併為一部分文章寫了題解和註釋（有些題解和註釋，與正文具有同等的文獻價值）。”
毛澤東對自己文章的修改，絕大部分是文字性的，也有少量屬於內容方面的。毛澤東選稿極為嚴格，約一百萬字的清樣稿，被他選掉了一大批，上面都批著“此件不用”四個大字。
經過全黨理論精英的努力，《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於1951年10月出版，成為當時全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第一次印行達106.6萬冊。
當年10月12日，出版總署召開了一個慶祝會，在當天的日記中，出版總署副署長葉聖陶有如下記載：各篇取捨，經毛澤東“審慎考慮，存錄者復親加修訂校閱，多者六七遍，少者亦兩遍”。
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於1951年10月12日舉行“毛澤東選集出版慶祝會”（圖片來源：新華社）
之後，在毛澤東親自把關下，《毛澤東選集》第二、三卷，先後於1952年4月、1953年4月出版。
1956年3月14日，毛澤東會見越南勞動黨領導人長征、印尼共產黨領導人艾地，三人圍繞《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出版，進行了一番對話。長征問了一個國內外都關心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什麼時候可以出版？”
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毛澤東又重申自己的文章不是“一氣呵成”：
“因為我怠工，所以拖遲了。出版之前想把過去寫的東西再看一遍，但總懶得看。對已經發表過的東西，完全滿意的很少。比如，《實踐論》算是比較滿意的，《矛盾論》就並不很滿意。《新民主主義論》……經過反覆修改才定了稿。《論聯合政府》則只是把政綱排列起來，加工不多，不好。”
按原定計劃，《毛澤東選集》第四捲包括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著作。但由於新中國成立不久，接著出版第四卷時機還不成熟，就擱置下來了。不想，這一擱置就是6年之久，且出版後內容也僅限於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著作。
1951年10月12日，上海新華書店發行《毛澤東選集》，讀者們在書店門前排隊等候買書（圖片來源：新華社）
毛澤東對第四卷特別偏愛
1960年1月27日，毛澤東在上海召集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後，經杭州抵達廣州，在這裡最後讀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廣州期間，毛澤東還完成了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審定《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全部正文。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主要為解放戰爭時期的著作，它是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的記錄，反映了中國人民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英雄氣概和所向披靡的革命氣勢。毛澤東對這一卷特別偏愛，曾說：
“一、二、三卷我都沒有多大興趣，只有個別的篇章我還願意再看，這個第四卷我有興趣。那時候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不如此，不足以對付我們這位委員長。”
在通讀第四卷時，毛澤東顯得特別興奮，“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的氣概，油然而生。
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時，正值廬山會議批彭反右之後，彭德懷的名字和他的戰績，能不能寫到《毛澤東選集》裡面，這在當時是一個極敏感的問題。為此，田家英專門向毛澤東請示，毛澤東明確回答：“應該寫，過去那一段應該承認。”因這一卷軍事方面的註釋比較多，涉及四個野戰軍和華北部隊等，所以由黨的總書記鄧小平掛帥，請三位元帥、五位大將參加了註釋工作。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於1960年9月出版，隨即在全國出現了一個學習熱潮。至此，作為毛澤東思想最集中的代表《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全部完成。
1951年10月12日，上海新華書店發行《毛澤東選集》，一位老讀者（前左）在買書（圖片來源：新華社）
毛澤東著作是中國共產黨人
集體智慧的結晶
毛澤東著作、毛澤東思想不僅只是毛澤東個人的智慧，也是中國共產黨人集體智慧的結晶，是無數革命先烈的鮮血換來的。對此，毛澤東本人一貫有著清醒的認識。
- 1945年4月21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作報告時說：“決議案上把好事都掛在我的賬上，所以我對此要發表點意見。寫成代表，那還可以，如果只有我一個人，那就不成其為黨了。”
- 1956年9月10日，毛澤東在談關於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問題時說過：“我們民主革命的時間那麼長，打了那麼久的仗，犯了那麼多的錯誤，才搞出一套正確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我們才逐步學會如何處理黨內關係，如何處理黨跟非黨人員的關係，如何搞統一戰線，如何搞群眾路線，等等。這就是說，我們有了經驗，才能寫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經過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是不可能寫出來的，因為沒有經驗。”
- 1961年3月23日，毛澤東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時又說：“沒有那些勝利和那些失敗，不經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不經過萬里長征，我那個《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小冊子也不可能寫出來。因為要寫這本書，倒是逼著我研究了一下資產階級的軍事學。”
- 1964年3月24日，在聽取薄一波、譚震林等人彙報時，毛澤東仍然深情地說：“《毛選》裡的這些東西，是群眾教給我們的，是付出了流血犧牲的代價的。”
來源：紅色之聲（ID：hszs1921）綜合青田釋出、《領導文萃》、《黨史縱橫》、《人民出版社往事真情》等
編輯：董俊成、shirely
審稿：卞英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