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門原為元大都十一門之一的文明門，民間又稱“哈德門”“海岱門”。明朝永樂年間營建北京城，將南城牆向前拓展2裡，但新開闢的3座城門仍沿用元代名稱，直至正統年間將文明門改稱崇文門。
嘉靖年間修建外城之後，崇文門與正陽門、宣武門（即“前三門”）成為內外城往來的通衢要道。清朝定都北京後，在城中實施“旗民分治”政策，內城由皇城和旗人居住區組成，外城則由漢官平民居住區和商業區組成，前三門為南北城分界。
明清時期的崇文門具有極為重要的經濟地位，明代運河終點由城內的積水潭改為通州，外地客旅經運河北上進京，一般在通州上岸之後經朝陽門外大道，再由崇文門進城。基於崇文門的交通樞紐地位，明清時期均在此設有稅關，這裡也成為仕宦往來、商旅流通的重要節點。如乾隆《北京形勢大略》記載，崇文門“又曰海岱，言山陬海澨皆梯航納貢，稅課司在焉”。
1890年代,經過崇文門甕城外沿城根兒西行的駝隊。可見內城南垣外壁、護城河，以及遠處的正陽門（微信公眾號“北京日報舊京圖說”）
九門統於崇文
崇文門不僅僅是一座城門，對於所有外地來京人員而言，順利透過崇文門稅關的查驗，是決定能否真正進入北京城的關鍵。明清時期的崇文門作為京城東南大門，是進京的重要通道。
明初，崇文門設有宣課司，是京城“九門宣課司”之一，最初由順天府派人員管理，歸地方管轄。從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開始，“京師九門”稅課“統於崇文一司”，差官也從地方任用改為中央派遣，彰顯出崇文門宣課司的重要地位。
清代關稅體系基本承襲明代。據康熙《大清會典》記載，崇文門作為中央設於京城的總稅關，於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開始徵稅，與此同時，還在往來京城的重要關口設立了多處分稅口，如盧溝橋、海淀、板橋、東壩等地。
此外，因京師往往是全國各地商貨的最終目的地，至此基本不再轉運他處，所以清政府在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六月頒佈了一條重要的免稅政策，即“停崇文門監督出京貨物稅”。
也就是說，與當時設定在其他流通樞紐地區的戶部稅關不同，崇文門稅關只徵收進城商貨稅，貨物出城並不需要繳納稅款。這項特殊的條例，在清代稅關體系中是獨一無二的，成了北京作為全國消費中心頗具說服力的佐證。
自設關征稅以來，明清時期的崇文門稅關顯示出強大的徵稅能力。明代崇文門宣課司成為運河沿線“八大鈔關”之一，萬曆年間商稅即達到了68929兩，僅次於山東運河邊上的臨清關；天啟年間上升到88929兩，位居“八大鈔關”之首。
天啟元年（公元1621年）九月，因遼左用兵，軍費開支大增，明政府臨時調整各地方關稅以應付巨大的軍餉支出，其中崇文門、臨清關“各八萬四千兩”，成為“八大鈔關”中增繳稅額最多的兩處，從側面顯示出這兩處稅關之實力。
1876年,崇文門箭樓東南面。顯然是冬季，護城河已是冰封，冰面上有一人坐在冰床上（微信公眾號“北京日報舊京圖說”）
進入清代以後，隨著政治秩序的穩定及商品流通的不斷擴大，崇文門的稅收也隨之得以顯著增長。從具體資料看，清政府原本規定崇文門稅關的課稅為10萬兩左右，但其實際稅收遠遠不止，“每歲額徵正、餘銀三十萬兩”，最高時多達32萬兩，超過額定稅課數倍，成為中央財庫收入的重要來源。
清代，崇文門稅關進入與內務府關係最為密切的“小差稅關”之列，肩負皇室日用以及一些臨時性財政支出的重任。
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崇文門稅關支出2萬餘兩，用來賞賜各級官員及相關機構，包括內務府武職官員、景山南府教習等人的月糧銀、武備院銀，提供普濟堂和功德林的救濟銀，以及用作賞賜大學士來保、富德和劉綸等人的銀兩。崇文門稅關還承擔著圓明園歲修粘補銀及同樂園的日常經費銀。
另外，除徵稅之外，崇文門稅關還負責宮廷採辦事務。據《清稗類鈔》記載：“每屆冬季，崇文門進呈冬筍及冰鮮魚。冬筍來自楚皖，分年進京。楚筍當年，則入京在秋杪；皖筍當年，則入京必冬初也。冰鮮產於津沽，以總督署前玉帶河所產者為上品，即銀魚也。”
民國以來，崇文門的稅收成為北洋政府的重要收入來源，一度被北方各軍閥競相爭奪。1928年都城南遷後，北平各界認為崇文門稅關的設定阻礙了城市工商業的繁榮發展，紛紛請願廢除。最終，崇文門稅關於1930年被正式撤銷。
京官最優之差
屢被歷史書寫的崇文門，還是一道讓人畏懼的“鬼門關”。崇文門稅關作為明清都城總稅機關，職高位重，顯系人人豔羨的“肥差”，故清代官場流傳戲言：“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管崇文門。”據清代曾擔任幫辦委員的崇彝在《道鹹以來朝野雜記》中記載，“餘充任崇文門幫辦委員，歲約可得四五千金”，彼時“視此差遂為京官最優者”。而在崇文門稅關負責具體稅務工作的吏役，更是以“最侈且暴”著稱，即使“言官屢劾，諭旨屢誡”，仍然“積習如故”。
明清時期，來往京城的行人眾多，攜帶的是行李還是商貨，其性質往往難以迅速清晰釐定。特別是每逢科考之年，士子行李輜重繁雜，這也為胥吏以此為由惡意徵稅提供了機會。
1901年，崇文門城樓北面（微信公眾號“北京日報舊京圖說”）
據《清朝續文獻通考》記載：“會試舉子皆受其累。”士子進京，往往都會被勒索錢財，四五兩或十餘兩不等。嘉慶五年（公元1800年）二月，一名監生進京經過盧溝橋稅口，被管稅的胥吏以收稅為由訛索錢財，及至廣寧門時，再次被攔阻勒索。因該監生所攜錢財已在盧溝橋稅口用盡，只得繞至城東，其行李仍舊被送到崇文門稅關查驗。當他的箱籠被開啟後，發現並無應行上稅之物，方準放行，“聞該監生本在廣寧門內居住，因各處婪索輾轉繞道，以致守候兩晝夜方得到寓”。
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浙江武進士楊鑾候選進京，在崇文門稅關查驗過程中，被管稅官吏計箱索賄，“以十二兩之稅勒罰至數百兩之多”，後探知楊鑾赴城控告，才按照定例收稅放行。
實際上，位於天子腳下的崇文門稅關，一直以來極受清政府的重視。雍正帝即位之初，發現崇文門收稅“有多方勒索、分外苛求之弊”，為整頓關務，釋出“剔弊四條、便商四條、設口二條”等諭令，不斷細化徵稅則例。此後，歷任統治者也多次強調應嚴加管理崇文門稅關弊政，如有惡意勒索徵稅者，必“從重懲辦”。
為節制權力，清政府對崇文門稅關官員體系的設定也多有考量，分別設正、副監督兩職，其中正監督由戶部報呈，副監督由內務府委派，以達到相互制衡的目的。中央對崇文門稅關的監督，一般由“特簡大員管理”，如乾隆朝“歷來俱特派親信大臣經理，目今即系阿里袞，上任則系舒赫德，溯此而上則為大學士傅恆”。這些人都是當時權傾一時的朝廷要員。
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皇帝又“責成巡視五城御史隨時前往，認真稽查，如有濫行需索擾及行旅情事，即行據參奏”。不過，分別由不同部門的人員共同管理稅務，雖有相互制衡，確保稅關正常執行之意，但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問題更多。各方力量多從自身利益出發，造成工作起來多有掣肘、衝突不斷。
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據內務府奏報，崇文門正、副監督或在變賣抄沒官員財產過程中互相推諉，或為擴大各自勢力、盲目攀比而大肆增加家丁數量，嚴重影響了崇文門稅關的正常秩序。
1901年庚子之變後，崇文門箭樓已毀，城臺被扒成豁口，後砌成券洞，與崇外大街連成一線，鐵道橫貫甕城而過。選自《從阿穆爾到北京紫禁城》（微信公眾號“北京日報舊京圖說”）
九土財貨之聚
“輪蹄絡織，曳挽邪許，歡聲徹昕夕不休”。清代朝陽門外大道碑記，形象記錄了當時京通大道行旅往來的盛況。作為進京大門，崇文門外也呈現不同於他處的熱鬧景象，“崇文門乃五方輻輳之地，商販多於外省”。
特別是每到春夏兩季漕船北上之際，紛至沓來的南來貨物充斥著京城商業貿易市場，“五方物產，九土財貨，莫不聚集於斯”。據道光年間監察御史任伯寅奏報：“查國朝設立崇文門稅務，為天下總彙之區。每歲額徵正餘銀三十萬兩，自煙、酒、茶、布及一切雜項，計貨取稅，皆有定例。”
明清時期經由大運河載糧北上的漕船，按照規定可攜帶一定數量的地方特產隨船發賣，包括食物、紙張、瓷器、糖醋、油酒、雜貨、竹木器等，“均為京師日用必需之物”。據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崇文門稅關檔案記載，當年南來漕船多達3400餘隻，攜帶茶葉、白糖、各色紙張、檳榔、白蠟、桐油、薑黃、魚膠等商品數十種。
其他還有來自東北、西南、閩廣等地的商人販運大量當地商貨來到京城，並紛紛在此建立了各地商業會館。如嘉慶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在京藥材商人商幫建立藥行會館，碑記言：“京師商賈雲集，貿易藥材者，亦水陸舟車輻輳而至。”
煙、酒、茶、布是明清時期販運到京城的四大宗商品。以酒為例，據乾隆年間史料記載：“京師九門，每日酒車銜尾而進。”嘉道年間每日由城外販來的酒多達四五十車，甚至在咸豐年間還出現年運送燒酒“八九千車”的記載。
因崇文門的稅收較重，清代京城曾出現私酒氾濫的情況，據查緝官員奏報，在嘉慶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曾查獲“私酒五萬斤”。清代京城酒肆林立，“京南一帶素系設聚燒鍋之所”，南路燒酒經崇文門源源不斷進入京城，故崇文門在民間又被稱為“酒門”。
稅關的設立，成為崇文門商業區興起並發展的重要引擎，明清時期崇文門躋身“前三門”之列。崇文門外設有米市，交易興盛，為“奸商叢集之區”。花市是北京最大的絹花貿易市場，時人以竹枝詞描述道：“梅白桃紅借草濡，四時插鬢豔堪娛。人工只欠回春手，除卻京師到處無。”
清末崇外一帶往來商旅眾多，因而附近還設有專門為行旅休閒消費的民間雜耍和說書演出，“海岱門前傍兩衢，布棚連線小行廬。遊人到此圍環坐，聽唱盲詞說大書”。太平宮前的廟市，每逢集期，“百戲競陳，大堤入曲，衣香人影，搖揚春風，凡三里許”，被譽為京城廟會之“最盛”。
從一座門，到一座城，崇文門是元明清以來北京城市發展最直接的見證。歷史上的崇文門具有多重身份：它是一座政治之門，對內標識著京城的空間秩序，對外則是都城與非都城人員交往的重要通道；它是一座文化之門，文人仕宦由此行走往來，營造出獨特的京師人文環境；它更是一座經濟之門，各地貨物的流通匯聚，打造出一個全國最大的消費中心，支撐起歷史上“北京什麼都不產，北京什麼也不缺”的獨特經濟發展格局。
作者：高福美，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文章來源：《前線》雜誌2021年第10期，原標題“天下總彙崇文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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