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當我們提起北京，第一反應當是偉大祖國的首都，燕山腳下，永定河畔，“雄雞”版圖的咽喉部位。不過，如果嚴格按照地名學的理論分析，“北京”應該算是一個通名，具有很強的“流動性”。
《春秋公羊傳》上對“京師”一詞解釋說：“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從此“京師”就成為國家都城的稱呼。由於我們國家地域遼闊，歷代王朝為了加強對地方的控制，在京師之外，往往還會設有陪都，這樣就出現了多個都城。為了便於區分，通常會在都城前面加上方位詞，於是就出現了“東京”“西京”“南京”“北京”的稱呼，意思自然就是東面的都城、西面的都城等。
現在史書中可見的，較早使用“北京”的是西晉時期江南人。當時江南名士陸雲在《登臺賦》中寫道：“乃啟行乎北京，巡華室以周流兮。”西晉都城洛陽，對江南人來說在他們的北方，因此稱之為“北京”。結果沒叫“北京”多少年，晉朝就被北方少數民族趕到南方去了，晉朝的“北京”也就不復存在了。
晉朝被趕到江南以後，北方地區陷入一片混戰，大大小小的王朝國家此起彼伏。在這其中，有個叫赫連勃勃的匈奴貴族在西北地區建立了大夏政權，定都統萬城（位於陝西榆林靖邊縣白城子村）。統萬城規模宏大，建築精良，文人做賦吹捧赫連勃勃功績：“龍升北京，則義風蓋於九區；鳳翔天域，則威聲格於八表。”可見大夏政權也將統萬城稱為“北京”。
比赫連勃勃稍晚，江南的劉宋政權也有一個“北京”，就是劉宋開國皇帝劉裕起家的地方——京口。劉裕經營京口多年，以京口、晉陵地區的流民為主要的軍事力量，內徵外討，完成了覆晉建宋的大業。因為劉宋以建康（今南京）為都城，京口位於建康以北，故被稱為“北京”。到了北魏的時候，有近百年的時間以平城（今大同附近）為都城，後來孝文帝遷都洛陽，平城是故都，並位於洛陽北面，故一度稱平城為“北京”，認為這裡“北京根舊，帝業所基”。
隋唐時期，大一統王朝重新建立。因為唐高祖李淵以太原為發祥地，依靠山西高原居高臨下的地勢優勢和能征善戰的軍隊南下攻入長安，建立大唐，太原由此被視為唐朝的龍興之地。唐朝國都為長安，太原在長安的北面，因此唐代時太原就成了“北京”。這一觀念影響深遠，五代的後唐、後晉、後漢，都把他們的發祥地太原稱為“北京”。
與隋唐相比，北宋疆域大大縮小，尤其北面出現了遼國這樣一個強大的敵人，所以北宋王朝的“北京”，一大重任就是要承擔起抵抗契丹鐵騎南下，保護都城汴梁的軍事作用。在“北京”的選擇上，北宋放棄了唐代以來以太原為“北京”的傳統，而以距離宋遼前線和都城汴梁都不太遠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縣）為“北京”。大名府控扼河朔，號稱開封北門鎖鑰，守住大名，就能守住黃河防線，如此則開封無憂。“北京”大名府在宋代地位不一般，在《水滸傳》中“出鏡率”很高，一百二十回中有十八回都提到了它，楊志、索超、盧俊義、燕青等人沒少在大名府溜達。書中描繪它“城高且地險，塹闊且濠深”“千百處舞榭歌臺，數萬座琳宮梵宇”“千員猛將統層城，百萬黎民居上國”。有意思的是，今天的北京當時屬於遼國，因為宋遼對峙的軍事形勢，它對於遼國很重要，是遼國五京之一，因為位於遼國疆域的南部，所以稱為“南京”。
東北的女真人興起後，用了十多年時間就滅了遼國，還把大宋王朝趕過了淮河。金王朝學習宋遼多京制的方式，在疆域內也設定了五個都城。由於疆域擴充套件，原遼南京的位置就不在金王朝疆域南部而成了中央，於是貞元元年（1153年）以後，金王朝將其更名為“中都”，並作為國家正式的都城。金王朝先後設有兩座“北京”，在消滅遼國的初期，為了震懾遼國殘餘勢力，將原遼國都城上京臨潢府改稱為北京臨潢府（在今內蒙古巴林左旗）；貞元元年（1153年）以後，金王朝都城從會寧府（今黑龍江哈爾濱）遷到了中都（今北京），“北京”也相應發生了變化，由臨潢府變為大定府（內蒙古寧城縣）。
元代雖然也設定了大都、上都、中都，但並未出現“北京”名號。明朝剛剛開國的前十年（1368年-1378年）曾經以開封府為“北京”。洪武元年，朱元璋下詔：“以金陵為南京，大梁為北京，朕於春秋往來巡守。”金陵是朱元璋根基所在，自然要被列為都城，而開封曾經是宋朝首都，以此為都城，能夠彰顯政權的正統性。
不過經過金元兩朝破壞，開封城已不復當年榮光，所以朱元璋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便罷除了開封的“北京”稱號。在此之前的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把自己的第四個兒子朱棣封為燕王，封地在北平。正是這個燕王，在30年後，不僅奪了朱元璋嫡孫朱允炆的皇位，還把自己的封地北平改為北京，連都城都遷了過來。從此“北京”二字結束了千年漂流，在燕山腳下、永定河畔安了家，成為明清兩代、民國北洋時期以及新中國的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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