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推進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體系建設，是當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重要理論命題，也是實現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現實需要。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體系建設，已經具備了較為紮實的學術基礎。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在長期的學術現代化程序中，中國古典文學在經典中尋找方向，在傳統中汲取力量，在創新中積累經驗，在迴歸中實現超越，已經初步具備了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古典文學研究宏大體系的學術條件。
學術梯隊的日益完善。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大體經歷了五個發展階段，形成了五個不同發展梯隊。改革開放之初到20世紀80年代前期為第一階段，老一代學者、新中國成立後前17年培養的大學生是學術界的核心力量；80年代中後期為第二階段，以78級、79級碩士研究生為業務骨幹；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為第三階段，恢復高考後77級、78級、79級大學本科畢業生經過十餘年磨鍊，陸續登上學術論壇；世紀之交為第四階段，主要的學術力量是1980年以後考入大學的年輕學者。他們經過系統規範的大學教育，逐漸成為學術界的中堅力量；新世紀為第五階段，2000年前後考入大學的新生代開始在學術界嶄露頭角。
學術水準的普遍提高。20世紀以來，中國學術經歷了多重變革，深刻地改變了傳統學術的面貌。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在以下三個方面有重要突破。第一，啟用傳統課題。新材料的發現、新方法的運用，推動了傳統課題研究的重大突破。以“《文選》學”研究為例。今天的《文選》研究，已從過去單一的文學評價走向綜合研究，體現時代特色的整合性研究成果業已問世。“《文選》學”普及性工作也在有序推進中，《文選》重新回到大眾視野。第二，開拓研究領域。敦煌文學研究、中古時期的北方文學研究、元明清文學研究等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第三，推進文學考古研究。出土文獻的新發現實現了文學考古研究的新突破，綜合研究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
文獻整理的時代特色。無論是相對單純的註釋、疏通，還是系統的資料彙總，或者具有思想史價值的疏解古籍大意，都充分證明我們的文獻整理、史料研究工作正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最好歷史時期。四十多年來，出土文獻、域外文獻以及電子文獻，為傳統文獻學增添了許多重要內容。但同時，一味強調新材料，忽略傳統學術，也很難真正認識到新資料的價值。學問的高低，不僅要比誰掌握了更多的新資料，更重要的是在尋常材料中發現新問題。這需要學術功力。清代著名學者阮元組織學者校訂“十三經”的同時，還提出一種設想，即透過一種臚列眾說的方式，把清朝學術成果具體而微地儲存下來。遊國恩主編的《離騷纂義》《天問纂義》等著作，初步實現了阮元的設想，每句詩下羅列歷代註釋，考訂成果，然後下按語，點到為止，引而不發，給讀者留下無限想象空間。今人系統整理經典文獻的典範成果，全面總結前人成果，充分體現時代特色。這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取得學術成就的重要基礎。
理論研究的根本方向。推進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體系建設，需要一定的理論突破與思想創新。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除了文獻整理之外，理論研究也是文學研究的重要一環。如果說文獻基礎是骨肉的話，那麼文學觀念就是血液。兩者互為表裡，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在實際研究工作中，我們常常顧此失彼，或者厚此薄彼，把兩者割裂開來，甚至對立起來，缺乏融通意識。近年來，文化記憶理論、口述歷史理論、寫本鈔本理論，都成為中國古典文學的重要研究方法，極大推進了中國傳統文獻整理與文學研究的融合。在這種融合研究基礎上，總結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命題，就成為文學研究者迫在眉睫的時代使命。因此，在日益開放的時代，中國人必須用我們自己的頭腦進行思考，實事求是地決定什麼東西能在我們自己的土壤裡生長起來。一百多年來的中國文學研究，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也確實存在著過多依賴國外理論來規範中國文學實際的弊端，表面看是方法問題，其實是理論觀念問題。構建中國文學特有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理論創新迫在眉睫。
迴歸經典的歷史趨勢。理論上的突破，首先還要回到經典。經典的意義就在於它深刻地展示出人類共通的問題，具有永恆性和普遍性。文學是人學，更是社會生活的反映。文學經典的最大特色，就是寫出了人所具有的社會屬性，超越時空，引起共鳴。當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者越來越重視經典的意義，出現了迴歸經典的歷史趨勢。在研究方法上，中國文學研究嘗試運用了多種研究方法，最終選擇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指導，這是歷史的選擇。
古典文學的現實感召。一切有價值有意義的學術研究，都應該反映現實、關照現實，都應該有利於解決現實問題，回答現實問題。中國古典文學就具有這樣的現實感召力，同時也是推進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體系建設的重要現實基礎。九一八事變之後，姜亮夫先生從“民族性”“民族文化特點”入手，探索“民族貢獻與今後出路”，發表《殷夏民族考》，首次提出“龍”圖騰命題。此後，眾多學者不斷接力，將龍圖騰與實現中華民族“團結起來救國”的理想聯絡起來，發出時代的最強音。真正優秀的研究工作者，要把自己的研究工作與人民大眾的需要和國家民族的命運聯絡在一起，才能獲得發展的生機，才能提升學術的品位。
文化交流的特殊媒介。文學是國際文化交流的特殊載體，起到了溝通民心、傳達民意的作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國際化也是我們追求的重要學術目標。而域外漢籍的蒐集整理與海外漢學的深入研究，無疑將為實現這一目的承擔更多責任。這項工作正在從三個方面展開：一是編寫文獻目錄，二是出版專題叢刊，三是開展系統研究。
中華文學的觀念建構。中華文學不僅僅是橫向意義上的中華多民族文學的簡單整合，更重要的是，中華文學是一個建立在大中華文學史觀基礎上的相對獨立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既是現實的實踐問題，也是深邃的理論問題。其一，努力迴歸中國文學本原。近年來，文體學、文獻學研究成為學術界的熱點，通識教育也成為業內津津樂道的話題，這說明我們希望文學研究更貼近中國文學實際，迴歸中國文學本原，建構中國文體學和敘事學的理論體系。其二，全面展現中華文學風貌。科學認識並研究中華文化多元一體、同源共生的本質，重新認識各民族文學在推進中華文化歷史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準確描述在中國歷史的不同時期，中華各民族文學匯聚、融通的歷史過程，再現中華文學的整體風貌。其三，系統整理各民族文學史料。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體系建設，不僅具備了充分的學術條件和紮實的理論基礎，而且符合學術發展的現實需要。努力推進這一體系現代化建設程序，既是中國古典文學自身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中華文化、中華文學創新發展的歷史大勢。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哲學部副主任，文學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劉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