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021年10月17日，英國當地為被刺身亡的議員舉辦葬禮。16日，英國警方公佈了涉嫌刺殺保守黨議員埃姆斯的嫌犯身份，其名為阿里·哈比·阿里，是一名索馬利亞裔英國人。 （人民視覺/圖）
2021年10月18日下午，英國倫敦西敏寺與議會大廈分別舉行活動，悼念遇襲身亡的議員大衛·埃姆斯。
幾天前，他在與選民公開會面時，突遭一名持刀男子襲擊，不幸身亡。倫敦警方已宣佈此案為恐怖襲擊，而嫌疑人潛在動機“與伊斯蘭極端主義”有關。
和此前奧地利發生的“獨狼”式恐襲相似，此次襲擊案中的嫌疑人曾被英國反恐部門列為“有極端化風險”人員，並參加過一項名為“預防”的反恐專案。
然而，事實證明，類似的“去極端化”專案改造，效果不佳。
穆罕默德·蘇里曼是一名居住在倫敦的伊朗藝術家。在當日的追悼活動上，他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我們不希望再看到任何恐怖襲擊，至少對我而言。我們需要團結起來，找到解決辦法。”
蘭州大學一帶一路研究中心朱永彪教授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恐怖主義的治理應該是綜合性的。”他認為，單純地依靠軍事手段或者打擊犯罪，都不能解決問題，需要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方手段，綜合施策。
“不是去世，而是謀殺”
2021年10月15日中午，在英國埃塞克斯郡一座小教堂內，69歲的英國議員大衛·埃姆斯正與選民進行公開會談。三天前，他還特意在社交賬號上公告了這場選民見面會，並留下了供預約的郵箱與電話。
大衛·埃姆斯從1983年起進入英國議會，歷任巴西爾登和西紹森德兩個選區的議員，在2015年被英國女王封為“爵士”。在不久前出版的書中，他稱讚，“和選民見面交談是英國的偉大傳統”。
然而，意外發生了。英國埃塞克斯郡警方15日晚間表示，警員於當日中午12點左右接到報警，一名25歲的英國男子因涉嫌謀殺當場被捕，案發現場一名男子身上有多處刀傷，但不幸當場死亡。後經證實，不幸身亡者正是與選民會談的議員大衛·埃姆斯。
當日中午，英國倫敦大學學生羅素收到了同學發來的資訊，“英國議員大衛·埃姆斯在一個小教堂外遇刺”。之後一整天，他都一直在跟進媒體報道。
“幾個小時後，我就收到大衛·埃姆斯去世的訊息。”羅素說。
2021年10月16日凌晨，倫敦大都會警方釋出公告稱，反恐官員已正式宣佈該事件為恐怖主義。而早期調查顯示，嫌疑人潛在動機與伊斯蘭極端主義有關。
隨後，多家外媒披露了案件與嫌疑人的更多細節。
據稱，嫌疑男子阿里25歲，為索馬利亞裔英國人。《星期日泰晤士報》報道稱，其父親是索馬利亞總理的前顧問哈比·阿里·庫蘭（Harbi Ali Kullane）。事發後，哈比向《星期天泰晤士報》證實，他的兒子已被拘留，並補充說：“我感到非常受傷。”
另據《太陽報》報道，襲擊者在兩名女工作人員在場的情況下多次刺傷埃姆斯，然後坐下等待警察到來。
襲擊事件發生後，倫敦市長薩迪·可汗（Sadiq khan）在社交平臺上發文，追憶大衛·埃姆斯。這位巴基斯坦裔的市長在社交平臺上寫道：“對於大衛爵士去世的悲傷訊息，我深感悲痛。他熱愛議員這一崗位，曾是一名偉大的公僕。”
然而，部分網友卻憤怒地指責，薩迪的措詞過於溫和，沒有還原事實。
寫著“他不是去世，而是被謀殺！”的一條留言獲得了1456次支援。另一條“他被謀殺了。請按照事實表達。這是非常、非常悲傷的一天”也獲得了2671次支援。
在倫敦警方公佈調查結果前，這次恐襲事件已引發部分英國民眾對移民群體的不滿。有人擔心，這可能會加劇對少數族裔的歧視和敵意。談起過去數年穆斯林社群在倫敦的接受狀況，羅素覺得，“很多人變得不那麼寬容了。”
據他觀察，一些穆斯林群體的負面新聞時常出現在英國媒體報道中。在羅素看來，有“種族主義”傾向的論調認為，移民奪走了本應該屬於英國人的福利。
“在諸如大城市或英格蘭地區，社會融合度更高，民眾更能夠適應多元文化的社會。但地處偏遠地區的、分散的、小型的穆斯林社群，很有可能會因此遭受更多的歧視。”羅素說。
大衛·克拉克森居住在英國約克郡，是一家跨國移民公司的負責人。他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9·11”事件以來，人們對穆斯林社群的猜測越來越多，這是由於對其缺乏瞭解，是對未知的恐懼。
他相信，“需要更好的融合以帶來理解，減少恐懼”，“而任何種族主義行為都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政客和民眾有“不安全感”
2016年，英國工黨議員柯克斯在其選區遇刺。而此次議員大衛·埃姆斯的遇刺，也成為5年內第二位英國國會議員遭到殺害。有英媒呼籲，政客和公眾密切接觸時，應該進一步加強安全保護措施。
襲擊事件發生後，英國議會下議院議長林賽·霍伊爾（Lindsay Hoyle）對內政大臣發表講話時也表示，大衛之死將“在議會社群和全英國範圍內產生衝擊”。
“對議員的保護是應該的，我也有遲疑。設想當議員們回到了各自的選區接受民眾陳情時，有許多大塊頭保鏢圍在議員身旁，大叫著讓人們閃開——這是我不願意看到的。”羅素說。
雖然在羅素和克拉克森兩人看來，這次襲擊更像是針對特定政治人物的偶發犯罪，但襲擊帶來的不安全感，也影響到了普通人。
中國留學生安妮目前在倫敦市中心一所高校讀書。近日多起襲擊事件發生後，她深感外面不太平，儘量減少出門。在英國同學建議下，她還網購了一個小巧的警報器。
這個橢圓形的小玩意周身嫣紅，看起來只比鵪鶉蛋略大，可以像鑰匙串一樣掛在揹包上。唯一不同的，是從內向外伸出的一條黑色細繩。“拽掉這條細繩，就能發出超級大的噪音，幾條街外都能聽到。”安妮說。
2010年以來，受戰亂和政局動盪影響，大量難民從敘利亞、利比亞等地湧入歐洲。在如今英國倫敦街頭，隨處可見中東面孔。
穆罕默德·蘇里曼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有很多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生活在倫敦，任何以濫用宗教信仰的名義奪走人們生命的行為，都是被禁止的。
“如果在這之後，政府推出更嚴格的移民政策，我不會感到驚訝。”羅素不認為恐怖主義真的來自移民社群，相反，他覺得如果有很多來自不同文化的人移民來英國的話，未必不是好事一樁。不過，他認為這次襲擊事件可能成為政府邊境管控的新理由。
除了邊境管控、實施嚴格移民政策等“一刀切”反恐措施，“去極端化”也已成為一種流行的反恐概念——從美國、英國到奈及利亞再到印度尼西亞，各國都制定了心理療法，將年輕男女從極端主義的邊緣拉回來。
“去極端化”難題
隨著基地、伊斯蘭國等恐怖組織的聲勢壯大，部分極端分子受到遠端遙控或“精神感召”，成為幫兇。一些歐洲國籍的極端分子，甚至自願跑出國門，參加“伊斯蘭國”，成為該組織的“外國戰士”。
過去幾年來，外國恐怖分子戰鬥人員（Foreign terrorist fighters）構成了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主要威脅之一。
2014年9月24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透過決議，要求成員國實施有效的刑事司法措施，阻止外國恐怖分子戰鬥人員及其相關活動。
據倫敦警方披露，在大衛·埃姆斯遇襲事件中，嫌疑人曾被英國反恐部門列為“有極端化風險”人員，並參加過一項名為“預防”的反恐專案。該專案旨在防止類似人員成為真正極端分子，主要透過舉報和監察篩選需要特別關注的物件，被認為存在真正的暴力極端主義風險的案例，會升級到最密集的預防級別，稱為“通道”，在這個階段，反恐警察將參與案件的管理，並從輔導員、社會工作者或與有關個人一起工作的神學導師那裡獲得資訊。
據瞭解，英國於2003年設立“預防”（Prevent）專案，實行自願參與制，其政府網站專頁特別強調了“保密性”，並稱這裡提供的是“讓人們可以分享對極端主義和激進化看法，並提出解決方案的安全空間”。
無獨有偶，發生在2020年11月2日的奧地利恐襲中，槍擊者2019年1月以“外國戰鬥人員”身份在奧地利被捕，被判入獄，並於2019年底獲釋。
從公開報道可見，這兩名發動恐襲事件的人員都曾受到“去極端化改造”，但效果不佳。
《金融時報》援引英國內政部的資料指出，截至2018年3月的一年中，有7318人被轉介到“預防”；其中1314人經過了是否進入“通道”的討論，但只有394人繼續獲得“通道”的支援——由於參與該計劃完全是自願的，因此可能有超過5%的人獲得了幫助，但有些人拒絕了。
上述奧地利恐襲案發生後，內政部長卡爾·內漢默在受訪時表示，襲擊者庫伊蒂姆·法伊楚萊（Kujtim Fejzulai）之所以能獲釋，是因為他說服了奧當局，不再持有極端伊斯蘭主義的觀點。然而，在奧地利監獄實施反極端化方案的德拉德協會，駁斥了部長的說法。該協會表示，槍手“欺騙”了其工作人員，以允許他早日獲釋。
其實，去極端化嘗試的效果，在各國都備受爭議。英國的“預防”，就引發了是否侵犯公民隱私、是否針對穆斯林等爭議。
法國一家法院曾啟動地方去激進計劃，被用作少年法庭的替代刑罰，也是緩刑者的一種選擇。為期三個月的計劃，從對個人的評估開始，然後是關注其社會關係，最後是支援其康復的階段。根據參議院的調查，對這項實驗的評估是積極的，但範圍仍然不大，並且缺乏足夠的長期資金。
“反恐治理應該是綜合性的”
2021年8月30日，美軍宣佈完全從阿富汗撤離。這場美國曆史上最漫長的戰爭終於結束。人們也開始反思，這場因恐怖襲擊而發動的戰爭，是否達到了“反恐”目的？
法國智庫“政治創新基金會”（Fondapol）2017年釋出資料，2001年至2012年，全球伊斯蘭恐怖主義活動的數量激增至8264起；相較於1979-2000年發生的2190起活動，在統計年份縮短的情況下，這一資料仍然激增三倍。該智庫認為，“聖戰”的全球化，人員和思想流通的加速，都促進了恐怖活動的增加。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9月釋出報告稱，雖然再也沒有發生過“9·11”那般慘烈的恐怖襲擊，但恐怖襲擊對美國威脅始終沒有完全消失。自2002年以來，該中心的年度政策重點調查中，“保護美國免受恐怖襲擊”一直排在或接近榜首。
南方週末記者查詢多家智庫報告發現，從時間上來看，全球範圍內的恐怖襲擊活動，在2014-2017年呈現高位波動，這也與“伊斯蘭國”等大型恐怖組織的發展相吻合。
反恐戰爭過程中，以“伊斯蘭國”為代表的恐怖組織，在美國及其盟友們的眼皮底下發展壯大。從地域上看，無論是美國境內還是國際，“伊斯蘭國”的崛起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案件激增。
近年來，恐怖組織與恐怖襲擊呈現新特徵，世界各國也已開闢反恐“軟”戰場。
在2021年10月13日舉行的反恐國際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就恐怖主義治理問題展開討論，也有不少專家提出從金融、媒介話語等角度開展反恐。
山東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副主任向力在會上提出，資金是恐怖主義活動的生命線，國際社會在金融反恐領域的有效合作，能夠密切監控恐怖組織的資金活動並切斷其資金來源，因此被公認為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反恐手段。
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主任程曉勇認為，經過二十年的反恐，東南亞恐怖主義得到了一定的遏制，但治理難度並未降低。恐襲活動家庭化、未成年化、女性化已成為新現象。
美國智庫蘇凡中心(The Soufan Center)2021年6月釋出的《東南亞的恐怖主義和反恐》研究報告發現，東南亞的恐怖主義形勢中，婦女作為恐怖主義暴力行為肇事者的作用日益增強，而這一趨勢可能會繼續下去。報告提醒東南亞國家開展反恐工作時，必須考慮到婦女在暴力極端分子中扮演的多重角色。
同時，社交平臺與新媒體傳播形式，也增強了恐怖組織的影響力和擴散效率。
“伊斯蘭國”曾積極藉助社交媒體招攬新成員，其拍攝、釋出的圖片和影像經過精心編輯。除了暴力和“聖戰”宣傳外，他們也會展示生活化的一面。
2016年8月18日，推特宣佈平臺從2015年中起總共封禁36萬個含有恐怖主義內容的賬號，而且與其他社交媒體合作，識別恐怖分子賬號，防止被封號的使用者重新登入。
然而，在保護社交自由和封禁賬號之間如何求取平衡，恐怖分子轉移到更私密的社交平臺後如何追剿，……這些仍是難題。
2018年12月，知名智庫美國蘭德公司發文表示，ISIS對社交媒體的應用，仍然威脅著中東和非洲地區的穩定。
“恐怖主義的治理應該是綜合性的。”蘭州大學一帶一路研究中心朱永彪教授表示，單純地依靠軍事手段或者打擊犯罪，都不能解決問題，應該需要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方手段，綜合施策。
南方週末記者 毛淑傑 南方週末特約撰稿 楊騁宇 張怡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