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付裕
內蒙古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遼代鎏金高士圖銀盃目前藏於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此杯共有7面，口沿、圈足、器腹均以凸起的聯珠紋作邊框，口沿下外側鏨飾一週對鳥銜花紋，器腹7面鏨飾7個閒逸的高士，均頭戴花冠，身著寬袖長袍，有撫琴、看書、書寫、舉杯、閒坐等，形態各異。人物背飾柳枝，魚子紋地。腹底刻一週草葉紋，圈足刻山形紋。
這種帶柄杯與粟特銀盃的器形非常接近，也是唐代金銀器中常見的器形。耶律羽之墓的這件銀盃特殊之處在於七稜杯體和柄缺失，有異於粟特常見的八稜杯體和完整的環柄。杯體七面體內各鏨一位高士，如果確為中國傳統的竹林七賢題材，那麼，這隻銀盃則是契丹工匠為了安排7位高士形象，而對粟特器形的改良。
如今，這隻銀盃正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長城內外皆故鄉——內蒙古文物菁華展”中展覽，與之一同呈現的還有240餘件/套展品，呈現內蒙古地區幾千年來農耕與遊牧文化交流、融合和昇華的歷史脈絡，展現中華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發展的歷史過程。
此次展覽由中國國家博物館和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和旅遊廳、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局聯合主辦，內蒙古博物院承辦，是國家博物館推出的又一大型文物精品展。據瞭解，內蒙古博物院與國家博物館合作在國博舉辦展覽，還要追溯到2002年聯合舉辦“契丹王朝——內蒙古遼代文物精華展”，此次展覽也是兩者時隔近20年後的再度合作。
此次展覽分為“農牧結合的早期形態”“長城的修建與民族交融”“長城沿線多元文化的交融”3個單元，其中包括“許季姜”青銅簋、“上郡守壽”銅戈、“晉鮮卑歸義侯”金印、殯葬農作圖，以及陳國公主墓、元上都遺址出土的精品文物，還有國家博物館館藏的與之相關的文物精品，如“九邊圖屏”，以及內蒙古赤峰市大營子村駙馬贈衛國王墓出土的相關器物，系統展示幾千年來長城地帶農耕與遊牧文化交流碰撞、融合昇華的歷史與特色文化。
一般來講，長城以北宜牧，長城以南適農。長城文化帶的形成不僅是自然與生態環境使然，也是不同族群與文化在此相互作用的結果。從夏商時期開始，農耕與畜牧業區域的變化，使長城地帶文化的多元性日益凸顯出來。在“農牧結合的早期形態”展覽部分中，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出土商代龍首青銅匕形器即為展現夏商周時期所謂“長城地區”農牧結合早期形態的重要物證。據瞭解，龍首、蛇首、羚首、羊首或鹿首匕形器是鄂爾多斯青銅器中非常有特色的一種器皿。由於其刃部並不鋒利，有的還很鈍笨，顯然不適宜日常生活中的切割、穿刺，這類器物應該是在特殊場合下使用的，類似匙、叉類功用的器具。
在“長城的修建與民族交融”展覽部分中，主要體現戰國至隋唐時期長城地帶的民族交流和融合。其中，鄂爾多斯市準格爾旗西溝畔出土戰國虎豕咬斗紋金帶飾很可能就是班固《與竇將軍箋》所稱的“犀毗金頭帶”之“金頭”，也通稱為“帶頭”。牌飾正面周邊鏨刻繩索紋框，框內為凸起的猛虎與野豬爭鬥撕咬圖案。背面有半圓形鈕兩個，上有粗麻布印痕。兩件牌飾圖案相同，背面邊緣處均有刻劃文字。有孔的這件，背面的左、右兩端的邊緣處，豎向直行“一斤二兩廿朱少半”“故寺豕虎三”。“豕虎”顯然是表示金牌飾的圖案內容，“故寺”可能與製作器物的官府有關,“三”是器物編號，“一斤二兩廿朱少半”是記重。另一件飾牌背面緊靠左端邊緣處，豎向直行“一斤五兩四朱少半”，實際重量330克。牌飾上的衡制單位和刻字作風皆受秦國的影響,無疑與秦有密切的關係。
此外，“長城沿線多元文化的交融”展覽部分主要講述了宋遼金元到明清時期長城沿線各民族的融合。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九邊圖》屏共十二幅，屏風正面為絹本，貼上於十二塊木板之上，畫面整體採用寫實的青綠重彩山水的畫法繪簡略地圖。東起遼東半島山海關，西至嘉峪關，其間邊陲要地稱“鎮”者共九個，分別為：遼東鎮、薊州鎮、宣府鎮、大同鎮、榆林鎮、寧夏鎮、甘肅鎮、太原鎮、固原鎮，故名“九邊圖”。圖中還詳細繪出九邊之內外的城鎮關堡、蒙古營帳、山川河流等地理內容，主要城鎮之間，標有距離裡數。在第十一幅上部有題款為“嘉靖甲午四月六日職方清吏司主事靈寶許論識”的墨書序文，它所摹繪的原本是成書於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許論所著的《九邊圖論》。屏風背面貼上紙本行書《後赤壁賦》全文，落款“隆慶三年春三月之吉，賜武進士第京營練勇參將，古燕養靜山人郭全仁書”，後鈐兩枚小方印。
明王朝在北部邊疆設定九個軍事重鎮，這就是九邊防禦體制。九邊各鎮設有鎮守總兵、副總兵、參將、遊擊將軍、守備、千總、把總等官，無固定品級、無定員。九邊各鎮駐有重兵。常駐兵稱主兵，額設60萬左右；此外還有臨時調集的軍隊，數量相當可觀。
【來源：人民政協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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