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南宋書院規模的不斷擴充套件和書院制度的逐步完善，特別是如朱熹、張栻、呂祖謙等一批致力於書院教育的學問大家們傾心教授、潛心辦學，“書院”逐漸成為南宋有志學子求學路上的首要選擇。對於那些有志於求道明理的南宋學子而言，就學書院無疑是促使其學業精進的最佳選擇；而對於那些志在進階仕途的學子來說，南宋書院的日常教學雖不著意於“場屋之學”，但亦多有如白鶴書院學子“赴類省試者會文其上，是歲自類元王萬里而下凡得七人，其不在得中者，後亦接踵科第”者（魏了翁《贈王彥正》）。若以南宋書院的日常教學為切入點進行考察可見，“應試的創作指向”之所以能夠成為南宋書院創作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與那些執教於南宋各書院的學者們對待科舉的態度密切相關。
書院學者眼中的“舉子文業”
誠如前輩學者所言，南宋各書院的講學者在教學實踐中雖反覆申明反對“場屋之學”，但其最終目的並不在於“反科舉”，而在於“反俗學”。換言之，對於“書院學子是否應該參加科舉取士”這一問題，這些執教於南宋各書院的學者素來保持比較通達的態度。如執教麗澤書院的呂祖謙曾在寫給朱熹的回信中明確提出，“大抵舉業若能與流輩相追逐則便可止，得失蓋有命焉，不必數數然也”（呂祖謙《與朱侍講元晦書》二四）；而在寫給其好友劉子澄的書信中，呂祖謙亦自言其書院“相過聚學者近三百人，時文十日一作，使之不廢而已。其間有志趣者亦間有之，城中相識如新當塗潘教授景憲、金華彭主簿仲剛，皆向學甚銳，朝夕過從，頗以有益”（呂祖謙《與劉衡州子澄書》二），足見其本人既不反對科舉考試本身，同時亦不反對自己的親人或學生們參加科舉考試。而對於那些能夠由書院求學而科舉高中者，呂祖謙亦表現出發自內心的欣喜之情，其《與學者及諸弟書》（一）中即有“李茂欽作魁，大可喜”的慨嘆。此外，朱熹曾遣子就學於呂祖謙，並在給呂祖謙的信中談及其子“令誦程文，僅能記三兩句耳”，這些都足以證明這些執教於南宋各書院的學者並不反對科舉考試本身。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日常教學實踐中，這些執教於南宋各書院的學者仍然時時強調，書院學子應以“相與聚辨講習，以存心養性，以砥節礪行”為第一要務。若要參加科舉考試，亦只需取得“與流輩相追逐”的成績即可，並未如世人那樣將“金榜題名”視為成功的唯一標誌。恰如呂祖謙在談及李茂欽科舉高中之時所言，此事更大的意義在於，能夠使後學者意識到“為學者初不與科舉相妨”的道理，將自己的注意力轉向踏實求學、“日用間實下工夫”（呂祖謙《與學者及諸弟書》一）上來，力戒“看義理則汗漫而不別白，遇事接物則頹弛而少精神”（呂祖謙《與朱侍講元晦書》一五）的浮躁習氣，而非僅僅關注“高中”這一結果。
“舉子文業”與書院教學
書院學者們這種通達的心態反映在書院的日常教學和詩文批評實踐上，便是其在教學過程中雖以講明學問為主，卻並不排斥與“舉子文業”相關的內容。如呂祖謙雖多有“科舉之習，於成己成物誠無益”之論，但其《左氏博議》一書即為指導書院學子參加“課試”、“思有以佐其筆端”而作；又如宋人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曾有陳傅良“年近三十聚徒於城南茶院，其徒數百人，文名大震”的記載，陳氏講學之所以會取得如此的“轟動效應”，主要原因亦在於其講授內容多與“舉子文業”相關。
另一個典型例證則體現在南宋書院講學過程中常見的“策問”上。如朱熹執教白鹿洞書院時曾要求學子們從“本朝儒學最盛，自歐陽氏、王氏、蘇氏，皆以其學行於朝廷，而胡氏、程氏亦以其學傳之學者”的實際出發，撰文論述“然王、蘇本出於歐陽，而其末有大不同者，胡氏、孫氏亦不相容於當時，而程氏尤不合於王與蘇也。是其於孔子之道孰得孰失？豈亦無有可論者耶？”（朱熹《白鹿書堂策問》）等問題。宋代科舉考試的策問本身“並非簡單等同於一個或幾個問題，而是擁有一定的文字形態”（方笑一《宋代科舉策問形態研究》），因此，對於求學書院的廣大學子而言，這種為應對將來科舉考試所進行的“日常演習”最終仍需落實到具體的創作實踐中，而如何引導學生梳理行文思路，把握其文體特點，亦自然成為南宋書院日常教學中不可或缺的內容。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呂祖謙、陳傅良講授“作文之法”還是南宋各書院普遍教授的“策問”，這些內容都不是書院教學的全部內容，呂祖謙所謂“日以躬行務實之語燻灌之，不專講程文也”（呂祖謙《答潘叔度書》二九）亦是此意。這也正是南宋書院教學與朝廷官學的差別之所在——在對待“舉子文業”的問題上，朝廷官學往往著意強調，甚至將其作為唯一的教學內容；而這樣的教學理念極易導致後學者將科舉高中作為自己讀書求學的唯一目標，最終成為只知“徒取衒鬻”“捐本學以從事於場屋無用之文”（朱熹《陳師德墓誌銘》）的庸碌之徒。故朱熹在論及官學教育之弊時曾有“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朱熹《學校貢舉私議》）的批判之語。書院教育則更傾向於將“舉子文業”融入日常教學的點滴之中，講學者多傾向於從具體例項出發，引導學生在夯實基礎、鑽研學問的基礎上逐步學習揣摩詩文創作之法。
朱熹執教書院、與學生論學時，即有“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澀。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著力做，卻自是不好”（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九）之評，意在提示學生在學習詩文創作的過程中務必做到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切忌以追求“奇字”為取勝之道。呂祖謙執教麗澤書院，講授“作文之法”時亦明確要求後學者以表情達意為先，正所謂“為文之妙在敘事狀情，辭源浩渺，不失之冗”，同時鼓勵學子們努力做到“筆健而不粗，意深而不晦，句新而不怪”（呂祖謙《古文關鍵》）。二者相較，足見這些講學者在日常教學過程中更注重培養書院學子學以致用的能力，促使學生於日常的切磋琢磨中逐步掌握詩文創作的路徑與方法，逐步養成平正樸實學風與文風。就匡正當時學界、文壇盛行的空疏浮躁之風而論，這樣的教學和批評實踐無疑具有較為重要的意義。
綜上所述，在對待“舉子文業”的問題上，這些活躍於南宋各書院的講學者雖然對於“科舉俗學”多有批判之辭，但從整體上仍然秉持一種較為通達的態度。就其日常的教學活動和批評實踐來看，對“舉子文業”等相關內容的教授是書院日常教學的一部分——在這些講學者看來，那些有志於“致君堯舜”的書院學子們若能以勤勉的態度認真求學，循序漸進，則其在“舉子文業”上的有所作為亦可與對學問的鑽研和講求兩不相妨。從批評史的角度看，各書院學者們對於“舉子文業”的講授最終依舊要落實到書院學子們的詩文創作與批評實踐之中，因此，在教學與批評實踐中大力倡導“以平正樸實為先”，積極引導和鼓勵後學者在充分學習、借鑑前輩優秀作家作品，“子細看得一般文字熟”的基礎上以“敘事抒情”為先，做“平易不費力，句法渾成”（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之詩文，亦是這些書院學者普遍的教學思路。無論是對於匡正當時文壇的空疏浮泛之風，還是由此進一步實現學者們普遍堅持的“收拾人心，重建倫常”的辦學理念，這一教學思路均具有重要的意義。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專案西部和邊疆地區專案“詩學史視野中的南宋書院考論”（20XJC751001）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西安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董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