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軍/文 2008年9月，由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引發的金融危機震撼了世界。十多年後，其餘波所及，仍然影響著世界範圍內的政治、經濟、社會情勢。研究、反思2008年金融危機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2018年，英國經濟史學家亞當·圖茲的新作《崩盤：全球金融危機如何重塑世界》在金融危機十年之後出版，引起了歐美學術界及主流媒體的關注和熱議。
一
《崩盤》一書採用全球視角，詳細敘述了2008年金融危機和歐元區危機及其後錯綜複雜的世界歷史。
在圖茲的歷史敘述框架中，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是美國和歐洲的企業資產負債表連鎖矩陣突然癱瘓的產物。雷曼公司違約後，它所依賴的銀行間貸款在美國和歐盟陷入癱瘓。圖茲強調，在金融危機爆發之時，世界金融的軸心不是通常想象的美亞關係，而是美歐關係。當第二次大蕭條的危險逼近時，只有美國避免了它，美聯儲和財政部採取了一系列大膽創新的緊急措施——中央銀行互換、量化寬鬆、宏觀審慎監管——穩定了全球金融系統。
相比之下，歐洲的反應不僅落後，而且適得其反，直到四年後德拉吉才重新調整了歐洲央行的地位，追隨美國為歐盟受困的央行提供流動性。
2008年危機過後，美國的霸主地位得到了重申，美元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主導地位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高。但是，美國救市的務實的管理主義拯救了銀行家和股東，卻使社會變得更加不平等，比以前更分裂，由此引發了歐美乃至全球範圍內的民粹主義反抗，引發了法國“黃馬甲示威”、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上臺等一系列動搖美國和歐洲的重大政治、經濟、社會震盪。
圖茲強調，2008年金融危機的餘震仍在，至今仍然在撼動著全球，危機並未結束，可謂“仍在途中”。
具體來看，《崩盤》一書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山雨欲來”，講述了美國次貸危機失控的歷史，同時強調了跨大西洋金融的過度發展使它成為可能。第二部分“全球危機”，強調了美聯儲在本·伯南克(BenBernanke)的領導下，向其他央行開放並保持鉅額“美元互換”信貸額度的行動的重要性。當時，美國聯邦儲備系統則透過貨幣互換信貸額度為拯救危機提供了必要的全球流動性。
第三部分“歐元區”，講述了歐盟內部缺乏有效的政治領導，尤其是統一後的德國不願承擔歐元區金融霸主的責任。2013年，義大利央行行長馬里奧·德拉吉(MarioDraghi)在歐洲央行採取量化寬鬆政策，實際上是貨幣政策的“美國化”。儘管法國和德國領導人繼續對英美資本主義的野蠻行徑幸災樂禍，但這一舉措還是有效的。圍繞建立歐元區共同主權債券的政治僵局，在很大程度上仍要歸因於歐洲央行量化寬鬆政策的成功，儘管這是以希臘經濟和人民為代價的。
第四部分“餘震”，講述了以犧牲普通民眾為代價拯救華爾街的政策在美國造成的政治問題。簡單地說，不平等政治繼續在美國上演，進一步削弱了其政治體系的合法性，並最終導致了特朗普的上臺。
圖茲在該書最後一章“未來的方向”中總結道，在2008年的危機爆發後，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聯手做出的反應——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維護穩定而做出的努力——非常成功。其目的是恢復銀行的生存能力。它們不僅做到了這一點，還為以美元為基礎的金融體系、歐洲和新興市場提供了大規模的流動性和貨幣刺激。在美國救助全球金融危機的過程中，需要與國內、國際的各種政治及地緣勢力建立臨時的、不平衡的政治聯盟。在民主制度下，建立這種臨時的不平衡的政治聯盟，是資本主義治理的必然要求。
圖茲指出，在當代高度複雜的社會體系中，我們有理由懷疑掌管機制的技術官僚可能會先發制人或篡權濫權。但是，成功與失敗，穩定與危機，有時又確實取決於特定的選擇時刻。“雷曼時刻”，連同其他的歷史關鍵時刻，確實是關鍵的歷史關頭。
圖茲認為，2008年與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非常相似。我們可以對1914年和2008年提出驚人相似的問題：大緩和是如何結束的？巨大的風險是如何累積起來的？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和聯動性，是所有不穩定的驅動因素嗎？民眾參與政治的熱情，是如何塑造精英政治的？還有什麼方法建立國際和國內秩序嗎？我們能不能實現永久的穩定與和平？國際法律能解決這些問題嗎？還是必須依靠“恐怖平衡”以及技術官僚和將軍們的判斷？
這些既是我們過去對1914年提出的問題，也可以是對2008年的危機及其餘波提出的問題——它們是籠罩在現代性重大危機上空的問題。而能否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尚未有沒有確切的答案。
《崩盤：全球金融危機如何重塑世界》 作者: [英] 亞當·圖茲
出版社: 理想國｜上海三聯書店
原作名: Crashed: 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es Changed the World
譯者: 伍秋玉
出版時間: 2021-6
二
《崩盤》出版後，歐美重要的經濟史、經濟學學術期刊及主流媒體評論如潮。大多數評論對該著持肯定態度，不吝讚譽之詞。不過，法國學者塞德里克·杜蘭和英國學者佩裡·安德森，對《崩盤》一書進行了細緻的批評，很值得重視，圖茲也慎重進行了回應。
杜蘭是法國經濟學家，曾任巴黎第十三大學、日內瓦等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他在《在危機駕駛艙內》一文中，既高度評價了《崩盤》一書的成就，也提出了直言不諱的批評意見。（杜蘭：《在危機駕駛艙內》，《新左翼評論》116/117,2019年3/6月號）
杜蘭認為，《崩盤》一書提供了迄今為止最詳盡的金融危機編年史，其核心結論是：透過毫不猶豫地執行其任務，美聯儲“重申了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角色，並確立了美國中央銀行作為美元網路中不可或缺的中心節點”；多虧了貝南克和他的同事，這場危機才沒有導致歐元兌美元或英鎊兌美元的貨幣危機。
但是，杜蘭指出，圖茲沒有詳究資本主義政治與經濟之間的關係，最終削弱了他對危機十年的描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戴維·奧托等學者的新近研究，將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和（相對於利潤的）異常低水平的投資與美國經濟中的壟斷聯絡起來考察。還有的研究關注對國家的監管俘獲和壟斷之間的聯絡，認為由此產生的扭曲的金融監管、更嚴格的知識產權制度和對投資者權利的保護，也是國際層面造成現狀的部分原因。如哈佛大學丹尼·羅德里克的研究指出，所謂的自由貿易協定的真正影響，改變了監管領域，使其有利於關係密切的國際銀行、製藥公司和跨國公司。杜蘭認為，這些嘗試性的解釋雖然各有其不足之處，但都揭示了《崩潰》中忽略的重要問題，即未能將金融危機置於當代資本主義經濟中結構性危機的背景下加以剖析。
安德森是英國著名的左翼學者，英國著名左派期刊《新左翼評論》的長期主編。他在《新左翼評論》中刊髮長文《倒置的情境主義？》，對於《崩盤》——連同圖茲此前的著作《毀滅的代價》《洪水滔天》（安德森稱之為“圖茲三部曲”）——進行了系統的批評。（安德森：《倒置的情境主義？》，《新左翼評論》119,2019年9-10月號）
安德森接續杜蘭對於圖茲的批評，指出圖茲過於美化美聯儲、財政部的“救市壯舉”，在《崩盤》中為技術官僚政府進行了太多的辯護，不恰當地反對大眾民主的“非理性激情”。圖茲的這種技術官僚精英統治的論調，安德森顯然不能贊同。
安德森更嚴厲的批評，是認為圖茲對於“資本主義治理”的內涵含糊其辭，完全忽略了對於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體制的結構性力量的分析。杜蘭在其《虛擬資本》一書中，能夠一針見血地指出：“金融是一個敲詐大師。金融霸權披著市場的自由外衣，卻抓住了舊的國家主權，更好地擠壓社會主體，以追求自己的利潤。”而圖茲則對資本主義金融的“敲詐”本質基本上未置一詞。
安德森還進一步指出圖茲所謂的“左翼自由主義”立場與安德森所秉持的傳統左翼立場的差異。
安德森指出，在資本主義世界，“回到80年代”，區分自由主義政治和左翼政治的分界線，是它們對現有秩序的態度:資本主義制度是需要結構上的改變還是情境上的調整?區分二者的理論立場，包括兩個相互關聯的組合。在國家之間,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已經充當了三十年的地緣政治原因的試金石:自由市場、自由貿易、資本自由流動及其他人權,受到美國在其盟友的幫助下按照它的規則進行的獎懲。在國家內部，是“新自由主義”:商品和服務的私有化，工業和金融的放松管制，財政緊縮，去工會化，削弱勞動力，加強資本，透過承認性別和多元文化主張來進行補償。
在安德森看來，國際層面的新自由主義立場，遠沒有收到質疑。很少有自由主義者會認真質疑自由貿易原則、美國的至高無上地位，或者供奉在聯合國的國際法規則，而美國可以基本上隨心所欲地左右聯合國的決定。（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仍然是一個珍視的偶像。《崩盤》對於這種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幻像，未能予以批判，在安德森看來，是理論上的嚴重缺失。
圖茲對於杜蘭和安德森的評論，按照他的說法，既有“憤怒的贊同”，也有“沮喪的異議”。他曾承諾在《新左翼評論》上系統撰文回應批評，但後來似乎未見下文，只是在個人部落格上予以回應。圖茲的回應，基本是將自己所屬的“左翼自由主義”與安德森的“八十年代”的“傳統左翼”區分開來，並且對於安德森所強調的“歷史的結構”予以擱置。圖茲指出，作為新一代的“左翼自由主義”歷史學者，並不追求（或認同）老一代左翼學者——以安德森為代表——所說的“歷史的結構性”敘事。這裡涉及新舊左翼學者對於“歷史結構”等理論問題的根本分歧，看似輕描淡寫，其實無法調和，估計只能存而不論，交給“時間和歷史”去處理了。
三
圖茲與杜蘭、安德森關於新自由主義、左翼自由主義、右翼保守主義等思潮的辯論及分歧，既與歐洲社會民主制度的政黨政治激變有關，也與歐美思想界乃至社會大眾對於全球化、全球資本主義的歷史評價和兩難困境的認知密切相關。
英國學者馬修·畢肖普和安東尼·佩恩指出，在經歷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及其餘波之後，全球化\全球資本主義面臨爭議。右翼、左翼從不同的理論背景和現實需要出發，對於全球化有諸多誤解，並帶來了破壞性的現實後果。“特朗普主義”所代表的的右翼“去全球化”，將全球政治經濟推向了危險而不穩定的新重商主義時代，這是一條死衚衕，可能破壞過去七十年建立起來的有限形式的多邊全球治理。而“新左翼”之類的左翼“去全球化”，雖然提供了重要的批評元素，但無力解決為全球公民在衰落的新自由主義時代所面臨的實質問題，因此也是失敗的。
他們認為，全球化將繼續存在，但右翼或左翼的“去全球化”，都不能提供走出衰落的新自由主義危機的途徑。他們建議，嘗試建設“重新嵌入後新自由主義的重新全球化”，在全球政治經濟實踐中重新激發全球化的潛力。“重新嵌入的後新自由主義”，其中所謂的“後新自由主義”，建立在“補償”自由主義的基礎上，體現了不同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制度和生態約束，可以有效地構建有意義的社會民主。所謂“嵌入”，是源於哲學家卡爾·波蘭尼的概念，指公共機構有權干預資本、勞動力、產品等市場，促進公平、公正。在這種全球治理理念下，各國將能夠追求合法的社會目標，並享受必要的國家政策空間，成功地管理其經濟發展，而不必擔心退回到民族主義。各國將被鼓勵以集體、合作的方式共同努力，承認多邊的必要性，並確保全球收益的公平分配。
畢肖普和佩恩樂觀地認為，“重新嵌入的後新自由主義”提供了新的可能。如果我們要重新啟用全球化的活力，就需要在全球公共政策領域付諸行動。世界各國可以重新調整工具、重新定位、重新煥發活力，以便在當下明顯的危機時代，支援“進步的國際主義”，推進“重新嵌入後新自由主義的再全球化”。（馬修·畢肖普，安東尼·佩恩：《不同全球化的政治經濟學:重新全球化的理論》，《全球化》2021年18（1））“重新嵌入的後新自由主義”能夠有生長髮育的空間嗎？它能彌合圖茲與杜蘭、安德森之間，以及左翼與右翼之間的立場分歧和願景差異嗎？我們或許可以拭目以待、樂見其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