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隊裡的傑出者，一是將才，一是帥才。兩者的主要區別在對內關係上最能體現出來，那就是善於將將者為帥。心直口快、說話不講方式、不高興時一點就炸，或者打起仗來不要命、衝鋒時還需要提醒“指揮位置在哪裡”的多是將才。而有“脫隊”或“策劃脫隊”（後文統稱“脫隊”）經歷者，基本是那種不怕事又能惹事的人，往往是將才，並且是情商偏低的將才，能領導這種將才者，須有極大的包容心才行。
“脫隊”俗稱逃兵，在非戰爭年代亦是性質嚴重的錯誤；在革命戰爭年代那個特殊的環境裡，“脫隊”往往會被視為“叛變革命”，如果帶槍開小差的話，被抓住基本都是槍斃。在我軍歷史上有過眾多的“脫隊事件”，其最終的處理，因為領導者的政策水平、智慧、胸懷、能力、性格、環境、背景等諸多因素，處理結果也各不相同。
一、脫隊事件
在眾多的脫隊事件中，許世友是其中最為有名的，也是傳播最廣的，但許世友並不是其中軍銜和職務最高的。比如南昌起義三河壩分兵失敗後，當時任連長的林彪對前途感到無望曾離隊出走過，因為到處有匪兵攔截走不出去，當夜自己又返回了隊伍。出走前他還勸陳毅一起走，但被陳毅拒絕，林彪返回後陳毅讓他“仍回原來的連隊任連長”（引自《陳毅傳》，《陳毅傳》編寫組著，第28頁及註解“陳毅於1971年10月老同志座談會上發言談及此事”）。再如在皖南事變突圍中的危急時刻，新四軍副軍長項英（注：實際擔任政委工作）“臨時動搖”，率小隊脫隊出走一天半時間，之後黨中央決定“一切軍事、政治行動均由葉軍長、饒潄石二人負總責”，解除了項英的決策權（引自《項英傳》，王輔一著）。
紅四方面軍長征到達延安後，因對清算張國燾分裂主義擴大化，許世友表示不滿而策劃脫隊出走，在被舉報而隔離審查時，即便是面對毛澤東主席的親自上門，他不服氣時也敢動粗或以動槍相威脅，當然在口服心服時那就是百依百順了，用農村的話說成了“順毛驢兒”了。後來，他雖無限忠誠於毛主席，但還是時不時會找點事。解放後新中國倡導火葬，國家領導人上至毛主席下至各位將軍，都在倡議書上簽字以示帶頭作用，許世友卻直接拒絕道“我不火化”，對此毛主席也予以了包容，也“覺得情有可原”。去世時鄧小平指示“照此辦理，下不為例”，因為許世友是“特殊性格、特殊經歷、特殊貢獻的特殊人物”。
在林彪、許世友脫隊問題的處理上，因為毛主席、陳毅都是有大智慧的人，事件都得到妥善解決。而林彪、許世友也未因此受到多少影響。
而葉道志的脫隊事件就比較悲劇了。葉道志，湖北黃安（今紅安）人，1910年生。其前期經歷和陶勇、王必成相當，也來自紅四方面軍。1933年7月起，先後擔任紅三十一軍九十三師、九十二師師長，十師政委（師長陳錫聯）。1938年春，他帶領陶勇等幾十位幹部南下，南下途中擔任臨時黨支部書記。到新四軍軍部後任第四團副團長。新四軍初建，各方面還不完善，部隊作風與八路軍相差很大。他從紅軍師長轉任新四軍副團長（後任政委），而一個團也才1000人，僅相當於八路軍營級規模，他覺得職務偏低了。另外四團人員都是福建人，語言及生活習慣相差很大。這讓葉道志很是失望，於是工作消極，還經常說怪話。陶勇等戰友勸他，他也聽不進去。上級知道後，將其調到軍部擔任特務營營長。被降職後心裡更加不滿。
在這裡，他遇到了新四軍補充營營長陳康（原第九十一師二七六團團長）和特務營參謀長徐長勝（原九十二師二七六團副團長），這二人都是其老部下，兩人也都有回到八路軍的想法。1938年7月31日，到新四軍還沒半年，三人就私自離隊，並攜帶手槍防身，北上尋找八路軍。不久，軍部追兵趕上，徐長勝被擊斃，葉道志被抓回後被當成叛徒被槍斃。只有陳康僥倖逃脫，後回到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並被宣佈處分，再後來在陳賡手下屢立戰功，1955年為開國中將。據說，陳賡大將還為陳康軍銜偏低之事在毛澤東主席跟前抱過屈。葉志道被槍斃後不久，陶勇接替其職位，率領第四團開赴前線，也是屢屢立下戰功，1955年陶勇被授予中將軍銜。
李先念在豫鄂邊根據地建立新四軍第五師之前，手下也發生過一起脫隊事件，當事人叫鍾偉，策劃脫隊出走前任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第三團政委。沒錯，他就是後來林彪第四野戰軍中的那個名氣很大的“小個子”鍾偉，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軍事類傳記文學，哪怕是從戰將如雲的第四野戰軍中只抽出十名戰將寫傳記文學，雖然鍾偉級別較低，卻基本都少不了他。用大家熟悉的《亮劍》裡的話來說，因為他是一個“兩頭冒尖”、極具傳奇色彩的人。
關於鍾偉的介紹很多，基本是“惹事”加“立功”。比如說鍾偉是“《亮劍》中李雲龍原型之一，亦是丁偉的主要原型。”也有人說鍾偉就是中國的巴頓將軍，個性張揚，桀驁不馴，能打勝仗，也是個不讓領導省心的主。惹完李先念還不算完，後邊他在四野司令員林彪甚至毛主席那裡也都掛上了號。
因戰功卓著，1948年初林彪有意提升鍾偉做縱隊副司令員。這本來是好事，但鍾偉知道後卻不願意了。鍾偉直接跑到林彪面前說：“我鍾偉寧當雞頭，不做牛尾。”聽到這話，林彪氣樂了：“你小子，還想連升兩級，回去，回去。”鍾偉回部隊把這事一說，別人都覺得恐怕是提升無望，可能還會把林彪給惹火了。豈料，幾天後，上級的命令下來了，鍾偉被升為十二縱隊司令員，鍾偉於是成為東北野戰軍（注：第四野戰軍前身）中唯一從師長破格提拔為縱隊司令員的幹部。
1955年全軍授銜的前一年5月，授銜方案公佈，中央軍委初步審定中將、少將名單後，將名單發到各大單位黨委徵求意見。時任廣西軍區參謀長的鐘偉看到自己是少將，尤其是得知自己在四野的老部下溫玉成都是中將時，更不高興了，揚言“我要把那牌子掛到狗尾巴上去。”一來二去，這話傳到了毛主席耳中，毛主席並未直接批評鍾偉等人，而是不高興地諷刺道：“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授銜時。”但是，毛主席卻沒處理鍾偉，反而親自點名將其使用到至少得中將才能擔任的北京軍區參謀長的位置上去了，“低銜高職”。
筆者多年前就曾在網上看到過多個關於“鍾偉”的傳奇版本：說其因某某恩怨而鬱郁不得志，於是攜武器帶著警衛班、媳婦一行數10人私自脫離新四軍，北上尋找其八路軍老部隊，一路的風餐露宿，忍飢挨餓，千里野營，等見到其老上級黃克誠時早已是一幫叫花子的模樣了。黃克誠大為心疼並給其接風洗塵，說“既然回來了就先好好休息休息，那就暫代抗大分校校長去吧”，後在其堅決要求下又讓其帶兵上了前線，等鍾偉在蘇北立下戰功的表彰通報出來時，李先念及第五師其他首長方得知鍾偉早已脫離部隊了……整個過程甚是曲折和離奇。
在鍾偉的正式簡歷裡，有這麼一句話：“歷任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第二團、第三團政治委員，蘇北抗大五分校代理校長……”，這兩個任職地點分別在豫鄂邊區、蘇北解放區，地理位置相差千里之遙。在這兩個任職的“中間地帶”，就隱藏著鍾偉試圖“脫離豫鄂挺進縱，單獨帶隊伍到鄂南幕阜山去的活動”的“黑歷史”。和李先念一樣，鍾偉當初也是從延安南下到新四軍的幹部中的一員，不同的是李先念是這支部隊的最高領導者。網路文章中，往往時候說鍾偉與李先念“關係不好”，其實不管是鍾偉脫隊的過程還是與李先念的關係，這些說法都有很大的問題。
二、李先念“二次創業”
李先念在大別山群眾那裡，其外號“李木匠”其實更廣為人知。他曾率眾參加黃麻起義，西征川陝時是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軍政委，長征時隨張國燾南下又北上，後奉命參加西路軍遠征。西路軍失敗後，李先念率餘部左支隊1000餘人歷經艱險到達新疆，抗戰開始後成“建制”返回到延安。到延安後，受西路軍的失敗以及當時開展的清算張國燾分裂主義錯誤影響有關，總政治部把當年的軍政委安排到八路軍一二九師當營長，連降六級！紅軍改編成八路軍時，普遍是降職安置，降兩三級是很常見的，但連降六級的還真不多。毛主席在懋功會師時對李先念印象很好、也很深，聽到這個訊息後便把李先念找了去，問道：“聽說要你到第129師去當個營長，有這個事嗎？”李先念答：“有。”毛主席說：“這太不公平了！”毛主席便沒有同意總政治部對李先念的工作安排，改派到大別山新四軍高敬亭四支隊當參謀長，再視情委以重任，但最後未能成行。
之後的1938年11月底，李先念隨同中共中央指定的中原局成員之一、組織部長朱理治所率部分幹部向中原敵後進發，前往桐柏山中的確山縣竹溝鎮，並留下李先念在豫鄂邊區黨委工作。新四軍第五師的前身，並沒有成建制的紅軍或八路軍隊伍作基礎，是由豫鄂獨立遊擊支隊、豫鄂挺進支隊、豫鄂挺進縱隊這麼一步步“滾雪球”逐步發展壯大起來的，並逐步發展成為萬人之師，以至於不瞭解情況的人甚至把五師當作“統戰部隊”看待。
1941年皖南事變，新四軍受到慘重損失，中央於是決定實施一元化領導，統一整編華中新四軍為7個師和一個獨立旅。其中豫鄂挺進縱隊為第五師，2月18日任命李先念為第五師師長暫兼政治委員，任質斌任政治部主任，劉少卿為參謀長。1943年冬，鄭位三以華中局代表的身份調過來，但並沒有宣佈其政委命令，因為鄭位三資歷更老，任書記，五師上下都很敬重他，稱“位老”。
至抗日戰爭勝利的1945年8月，新四軍第五師從零開始壯大為擁有5萬雄兵的中原勁旅，這是李先念從延安南下中原後“二次創業”的輝煌成果，表明了他非凡的革命幹勁和工作能力，也反映出了毛主席對李先念有獨到的眼光。
三、鍾偉“叛變”始末
在這樣一個英雄群體裡，作為老紅軍、黨員的團政委鍾偉又為什麼試圖脫隊呢？
朱理治在中原待了近三年，於1940年3月返回延安開會，之後任質斌同志作為政治部主任代理軍政委員會書記和豫鄂挺進縱隊政委，一代理就是一年多，一直到第五師組建。其間李先念一直任司令員，主抓軍事工作，鍾偉就是在此期間出的事，在大、小悟山戰鬥中，鍾偉任政委的三團奉命堅守四方山，與敵軍激戰四天四夜，李先念命令三團堅守至晚12點，以掩護其他部隊撤退，後三團團長肖久元和政委鍾偉在5點就組織部隊撤退，留下一個班給營教導員任子衡，命其堅持到黃昏。到了黃昏後，任子衡按照命令撤退，致使敵軍打到李先念指揮所前，指揮所差點被敵包圍消滅。戰鬥結束後，任子衡即被逮捕，準備執行戰場紀律。任質斌命保衛部長李林中和任子衡談話後得知是奉命撤退，當即釋放任子衡，開始調查原因。
任質斌同志全程處理了“鍾偉事件”。《任質斌在中原八年》（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79頁）中，任質斌全程回憶了這個過程：
“第三團隊政治委員鍾偉在進軍大、小悟山時不聽指揮，未請求報告，在敵人強攻下，擅自撤走部隊，致使敵人打到李先念的指揮陣地跟前，使先念同志幾乎遇險。其次是鍾偉還私下找人談話，散佈極不利於團結的話。他不僅找其他同志談過，居然還找到我單獨談過，因為我也是紅一方面軍的。當時我就把在竹溝劉少奇同志對我談的關於李先念同志的話告訴了他，並嚴厲批評他不要到處瞎說。”
“這件事，我當時思維很清晰，很警覺，因而要嚴肅地對待這種事情。於是在軍政委員會召開各團負責人會議上，我就提出了要開展幹部中反不良傾向的鬥爭。我說：任何革命的陣營、革命的軍隊、革命的政黨，都是從不斷地開展反不良傾向的鬥爭中鞏固起來的，壯大起來的。而開展幹部中的反不良傾向鬥爭，則是整個反不良傾向鬥爭中的基本一環。在今天，在我們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裡，目前確實存在著相當多的不良的傾向需要糾正。比如在上次攻打大、小悟山的戰鬥中，個別同志不服從指揮，幾乎造成嚴重後果，這是萬萬要不得的，是必須嚴厲糾正的，因而不點名地批評了他。”
“在這次會議以後，鍾偉同志不是去好好地反省自己，檢討錯誤，相反與個別人商量，要脫離豫鄂挺進縱隊，單獨帶隊伍到鄂南幕阜山出去活動（注：此處任質斌回憶有誤，鍾偉被搜出的地圖繪製的是去蘇北的路線，不是湖南），這多少帶有分裂部隊的性質，這是革命隊伍中最忌諱的。這一問題，後來又被第三團的同志揭發了。”
“鍾偉事情暴露以後，先念同志覺得很難辦。因為他是紅四方面軍的，而鍾偉是一方面軍的，如果先念出面來解決這個問題，又怕造成一方面軍老同志對四方面軍的誤會。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維護部隊的統一領導，制止分裂，我就找了陳少敏、王翰（當時已任縱隊政治部副主任）商量，建議由我們幾個人出來說話，解決這個問題。因為我既是一方面軍的幹部，又代理軍政委員會書記和縱隊政治委員，說話較有分量。”
“這樣研究以後，我們就於7月下旬，在京山水漾泉召開了整頓思想作風和軍事紀律的幹部會。8月1日起，又在安陸白兆山南麓的彭家祠堂召開軍政幹部大會，團以上的幹部都參加，集中解決鍾偉的問題。會議由我主持，我發表了關於克服不良傾向的專題講話。在會上，大家把鍾偉的問題全部都講了出來，並作了嚴肅的批評。這個會前後開了10天左右，最後作出了關於鍾偉問題的處理決定：一是開除黨籍、撤銷職務；二是上報中原局。”（注：此處任質斌回憶有誤，當時的處理決定是：鍾偉開除黨籍一年，改任隨營學校教員）
“我們及時向中原局報告了這個決定，劉少奇同志回了電報，對開除黨籍沒有表態（注：此處任質斌回憶有遺漏，劉少奇不是沒有表態，而是表示異議），只讓我們派人把鍾偉送到中原局由他處理。後來，我們遵照中原局的指示，派了一個連把鍾偉送到華東。”（注：此處任質斌回憶有誤，鍾偉後來是自行出走的，沒有派部隊護送。）
1986年肖建章和夫人童鴻影在武昌車站歡送國家主席李先念及夫人林佳楣
在李先念身邊時任警衛連指導員的肖建章同志在其回憶錄《時代足跡》（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28頁）中也有記述：“李司令員轉危為安，我們也脫離了險境。我帶的一個排雖然傷亡大一些，但倖存的同志情緒異常高漲。戰鬥結束後，依照戰時獎懲條例，夏世厚升任團長，原三團團長受批評，調動工作，政委被撤職查辦……”
任質斌回憶時年事已高，整體脈絡沒有問題，也存在一些記憶上的偏差。主要是鍾偉打算脫隊後的去向和到達蘇北的方式。
對於這個處理決定，鍾偉是相當不滿的，因此他找到三團三營營長，準備和他一起千萬蘇北的新四軍軍部找領導申訴。然而鍾偉的計劃被縱隊知悉，因此縱隊向中央、中原局、新四軍軍部報告的電報口吻越來越嚴厲，8月29日給中央的電報建議“把他監禁起來”，8月31日的電報說“鍾偉政治上已經發生動搖，日前他曾秘密鼓動三團三營長叛變，一起逃往湖南獨立地開創一個局面”，直接定義為叛變，這就是流傳中“鍾偉曾要想叛變”的由來。
1940年11月的一個深夜，鍾偉帶著老婆、孩子和專門挑運、保管團部檔案等物的老戰士汪永富，三團的馬伕以及團警衛班8個同情他的戰士出走。經一路輾轉，終於在1941年2月初來到鹽城新四軍軍部。
見到代軍長陳毅，鍾偉當場就哭了起來。陳毅還拿鍾偉開玩笑：“你這個逃兵怎麼逃到我這來了。”其實從陳毅這句話就可以知道，事情會得到圓滿解決。新四軍各級領導聽了鍾偉的申訴後，認為問題並沒有那麼嚴重，於是任命鍾偉任抗大五分校代校長，對於一名前線指揮員來說，這個任命帶有懲罰性質，但是不重。後來在日偽大掃蕩、新四軍形勢日益險惡的情況下，又任命鍾偉任新四軍蘇北軍區四支隊支隊長。鍾偉重返指揮崗位，終成一代名將。
從任質斌、肖建章的回憶以及其他史料可以看到，網路上關於此事的說法是錯誤的。
第一、鍾偉在此次戰鬥中犯了錯誤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處理鍾偉的並不是李先念，說李先念和鍾偉關係不好，沒有證據，其實只是鍾偉看見李先念心虛。事實上李先念考慮到一方面軍和四方面軍之間的團結問題，迴避了此事。李先念是一個非常講團結的人，搞好原一方面軍和四方面軍幹部之間的團結在很多部隊都是一個重要問題。鍾偉事件，一直是縱隊代理政委任質斌處理的。
而且重要的是，一開始對於三團在大、小悟山戰鬥中提前撤退的錯誤並沒有給予很重的處理，只是進行了不點名的批評，這顯示了李先念的博大胸懷。三團的撤退導致指揮所直接被敵攻擊，李先念差點犧牲。就算他大發雷霆，說了很重的話，都在情理之中。但是李先念從大局出發，當年草地分兵讓一方面軍和四方面軍幹部心存芥蒂，高階將領政策水平更高，要好很多，但中低階幹部思想並未通，這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鍾偉心知自己犯了大錯，他沒有想到李先念有如此胸懷，害怕新賬舊賬一起算，找昔日同僚訴說在情理之中。但這個錯誤的嚴重程度超過了戰鬥中錯誤，影響了部隊的團結，上升到了組織層面。
在這種情況下，李先念依然堅持大局為重，怕影響一方面軍和四方面軍之間關係，自己做了迴避。
第三、其實鍾偉脫隊事件是各種各樣的誤會造成的。三團當時已經激戰四天四夜，打得非常苦，團長和政委從自己部隊的角度考慮，有點怨氣，想早點脫離戰鬥儲存部隊是正常的。他們自己也沒想到，提前撤退釀成了大錯。
犯了錯誤後，心中忐忑是正常的，可是三團的幹部心裡又有委屈。任質斌，是那種在革命戰爭年代黨性特別強的幹部，從鍾偉和他的談話中，他告訴劉少奇同志對李先念的評價就可知道。但是這樣的人往往是沒有領導藝術的，在他看來，三團犯錯了，就是要認錯。偏偏鍾偉這個人倔得很，對付鍾偉這種幹部，要先順毛擼，首先認可三團確實打得苦，然後再話鋒一轉：打得再苦，也不能違反戰場紀律啊。然後再說，李司令員並沒有很生氣，但我很生氣，丟了一方面軍的臉。但要重重提起輕輕放下，比如再跟鍾偉說，你們找李司令員好好彙報一下，認個錯，做個檢討，這個事就算了。剛柔並濟，鍾偉這樣的人，吃這套。
可是，很明顯任質斌是個黑臉的政工幹部，眼裡只認原則，非要三團認錯，而不安慰一下。鍾偉肯定不吃這套。所以越弄越僵。於是，在第一步的處理中就有點過重了，給出了開除黨籍一年的處分。這個處分在老一輩把黨籍視如生命的年代，鍾偉肯定是接受不了的。
因此鍾偉產生了去軍部申訴的想法（他當時是想找老首長黃克誠），並付諸行動。但是從紀律層面，這個錯誤的性質比前兩個錯誤更為嚴重，這已經是脫隊行為，是當逃兵，其他人無法判定鍾偉到底會去哪，在嚴酷的戰爭年代被定性為叛徒，是常見的。但從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縱隊的角度，定性雖然重，但也沒上升到敵我矛盾來處理。要知道葉道志脫隊被抓回去，陶勇向葉挺求情，葉挺一句話就把陶勇趕了回去：“帶槍開小差，在哪都是要槍斃的，這是鐵的軍紀。”
鍾偉並沒有被槍斃，對他的看管也不算嚴密，最終得以順利出走。
第四、作為旁觀者的中原局和新四軍都比當事人看得更清楚。鍾偉事件的起因是戰鬥中的錯誤，如果造成嚴重後果，槍斃是不為過的，所幸的是李先念平安無恙，在李先念本人都不願意過重追究此事的情況下，對三團的錯誤應在嚴厲的基礎上加以正確的引導。在這個錯誤的前提上才有了鍾偉進一步的錯誤，私下串聯，傳播對李先念的錯誤言論。隨後因為鍾偉的倔脾氣和縱隊一些領導的震怒，事情變得鬧僵，反而越鬧越嚴重。其實只要掌握好領導藝術，化解起來是可以輕鬆的。因此中原局和新四軍軍部採取了大事化小的做法，避免了因為一時意氣而讓革命遭受損失。這無疑是更高明的處理方式。
革命者並不都是完美無缺的，革命者都有繼續革命的內在要求。革命者應允許人犯錯誤，還應允許人改正錯誤。我們後人述說革命歷史不是搞歷史虛無主義，把一些工作中的矛盾無限放大，蓄意誇大所謂的“矛盾”、“恩怨”、“是非”來博取眼球。革命者也是一個個普通的人，筆者在這裡詳細引述這一事件的面貌，目的就在於還歷史以本來面目，讓先輩更為有血有肉。
本文作者：劉敬梓，“這才是戰爭”加盟作者 ，未經作者本人及“這才是戰爭”允許，不得轉載，違者必追究法律責任。
編者簡介：王正興，原解放軍某野戰部隊軍官，曾在步兵分隊、司令部、後勤部等單位任職，致力於戰史學和戰術學研究，對軍隊戰術及非戰爭行動有個人獨到的理解。其著作《這才是戰爭》於2014年5月、6月，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欄目分兩期推薦。他的公眾號名亦為“這才是戰爭”，歡迎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