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我早期的小說《出廬》中提起過 “胡光墉”這個人物。那是一篇描寫清末重臣左宗棠、沈葆楨建立福州船政局，也就是今天的馬尾造船廠的歷史小說。那篇小說後來被新加坡的《赤道風》雜誌轉載了——為此我收到了海外寄來的一百多美元的稿酬，這是我迄今為止唯一領取到的外幣稿酬。但在那時，我對胡光墉其人尚未怎樣留意，只是在左宗棠離開福建，新任船政大臣沈葆楨前往馬尾船政衙門就職的歡迎儀式上，讓這位有著三品按察使銜的船政提調、四品道員胡光墉胡大人，與眾人一道在碼頭上跪接了一回，如此輕輕一筆帶過而已。做為一個執筆為文者，這點疏忽足以證明我在文壇上終是不成氣候是在所必然的。這不，很快就有了有力的反證——其後不久，我便看到了臺灣著名作家高陽先生關於胡光墉生平業績的力作——灑灑洋洋百萬餘言的《胡雪巖》和《紅頂商人》，於是便更加地自慚形穢。
高陽先生筆下所再現的歷史人物絕非泛泛，胡雪巖自然也就非同一般。胡雪巖這名字這些年來之所以老幼皆知，首推因了高陽先生這幾部鉅著的廣泛流傳，其次也大大得益於臺灣長篇連續劇《八月桂花香》的播放。不過這樣一來，許多人便只知胡雪巖而不識胡光墉了。實際上本是一人，“雪巖”只是胡光墉其人的表字。想這胡光墉，確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位商界鉅子、奇才。當他還是杭州城內一個極其貧寒的錢莊小學徒，正當窮愁落魄的時刻，他就能以其獨具的膽識與眼光，投資了一筆極大的買賣：他看準了同樣窮困潦倒的捐班小吏王有齡，甚至不惜打破飯碗，籌了五百兩銀子施以援手。果然這一項投資的回報率之高無法以任何貨幣單位計算，這位祖籍也是我們福州的王有齡王大人從此官運亨通，飛黃騰達而至浙江巡撫。不消說，胡光墉一本萬利，此後也就平步青雲，藉助於王有齡的力量得以從容周旋於商場、官場乃至洋場之間，如魚在水優遊自如。其後胡光墉所創辦的“阜康”錢莊，在18世紀末葉，已經發展成為當時全中國金融業中的首戶。至今仍然聲名遠播的杭州“胡慶餘堂”，也是胡光墉留在世上的大手筆之一。為了輔佐左宗棠西征，他首開了中國舉借外債的先河。為了解除杭州城數十萬饑民的困厄，他親冒矢石籌措並押運幾十萬石糧食救賑。於錢莊業、於絲織業、於造船業，於漕運、於洋行，直至於官場，可以說胡光墉莫不是縱橫捭闔無往而不利。因此，在中國近代史上，胡光墉確是一個銀行家、實業家、買辦、官商和社會活動家之集大成者。所以他能從一個小小的錢莊夥計登至具有二品布政使銜的紅頂子官商的顛峰，並在青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筆。
客觀而論，胡雪巖也就是胡光墉的創業史，對於今天正在市場經濟軌道上賓士的國人來說，頗有其積極的一面。誠然，百多年前胡光墉所奮力追求的那些，與今天我們所為之努力的，雖有本質上的絕對不同，但方法卻頗為一致。歷史常常善於劃怪圈，所謂“終點又回到起點，到現在才發覺”，發覺了便是幸事。所以不妨讀一讀高陽先生的遺作——《胡雪巖》與《紅頂商人》，可資借鑑之處一定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