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鏨刻10個古蜀文字的黃金權杖，不僅是古蜀國最高政治人物或宗教首領掌管最高權力的象徵，而且是四五千年前的古蜀文字的珍貴載體，可謂絕世珍品。
一，開頭的話
1986年7月30日凌晨2點30分，考古人員在四川廣漢三星堆一號祭祀坑西北壁的中部，用竹籤和毛刷清理時，突然一點黃色的物體從黑色灰渣中露了出來，不久，出現一枚象徵古代蜀王王權的黃金權杖。早晨5點過，廣漢縣委、縣政府在接到這一重要報告後，立即派出36名武警戰士到現場維持秩序。隨後，一根長142釐米，直徑2.3釐米，淨重463克的黃金權杖破土而出。仔細觀察，黃金權杖以較厚的金箔包卷而成，上端有一段長約46釐米的三組雕飾圖案出。上兩組圖案相同：上方對魚，下方對鳥，鳥頸和魚首均壓有一支羽箭；最下一組刻有兩個笑容可掬的人頭，前後對稱，頭戴五齒博冠、耳懸三角形墜子。之後，考古部門對外公佈，這是中國迄今為止，考古發現的古代金器中最大、最重和表示王權神權的絕無僅有的稀世珍寶。2013年8月19日，廣漢三星堆黃金權杖被國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覽文物。
其實，二十多年前，四川民間就有黃金權杖露面。這根金杖長150釐米，直徑2.6釐米，重626克（含部分碳化物）。根據黃金權杖的長度和直徑計算，其金皮的展開面積約為1000 多平方釐米。如此之大的金皮，又錘揲得如此平整、伸展，說明古蜀先民對黃金的延展性和物理效能已經有了充分的認識。除了錘揲技術外，民間古蜀文化黃金權杖還綜合使用了包卷、模壓、焊接等深加工技藝。從金杖表面的平整度和光潔度分析，當時可能還運用了表面砑光工藝。
圖（1）民間收藏古蜀金器上的紋飾
因為為年代久遠，金皮裡面的木杖雖然完整，可是已經碳化。收藏者將黃金權杖的金皮取樣，送到國土資源部西南礦產資源監督檢測中心等研究機構，進行金器元素組成分析，表明權杖是用自然砂金加工而成。專家分析認為，權杖是用金條捶打成金皮後，再包卷在木杖上。木杖為梓木，其特點是容易乾燥，無翹曲和開裂現象，尺寸性穩定，耐腐性強，抗蟻蛀，切削容易，切面光滑，紋理通直，花紋美觀，是我國曆代用材最廣的優良木材之一。 木杖已經碳化，取樣經美國邁阿密貝塔分析實驗室進行碳十四檢測，其年代為距今4860—4825年。這一根外觀完好的權杖，不僅是古蜀國政治人物或宗教首領掌管最高權力的象徵，向人們昭示持杖者至高無上的權力身份，而且是四五千年前古蜀文字的珍貴載體。值得一提的是，民間收藏古蜀文化黃金權杖距魚尾 50 釐米處，鐫刻 10 個古蜀文字。這在目前全世界範圍內是獨一無二的發現，因而堪稱我國最大長度的遠古金器絕世珍品。
二，古代西南地區流行使用權杖的習俗
我們知道，人類與樹木結緣，可以上溯到以樹木為生的靈長類動物，從那時起，樹木的形象如同基因一樣，深深地印在了人類的腦海裡。當類人猿從樹上爬行下來，開始了漫長的陸地行走，所倚仗的工具除了手邊的石頭，可能更多的就是一根樹枝。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樹枝逐漸經過加工變成了木棍。人們用木棍驅趕野獸，挖掘地下可食用的植物塊莖；用木棍作為手中的另一個支點，走出泥濘，登上高山。最後，當人們垂垂老矣，步履蹣跚的時候，木棍又成為支撐他們站立行走的柺杖。由此看來，人類使用木棍的歷史，就是一部從猿到人並不斷走向文明的歷史。據考證，木棍由工具變成權杖，至少經歷了十幾萬年。就是這樣一根人類不可或缺的棍形物，在社會生活中衍生出一種特殊的功能，即在某種社會背景下，被人們稱為權杖。它作為君權神授的器物表徵，是權力敘事中最堅硬的符號，向民眾宣示權力的最高來源，並演變成統治階級代表權力的最高象徵之物。
圖（2）民間收藏古蜀金器上的圖案
查閱史書，我國古代也有關於權杖的記載。例如，莊子有“親權者不能以人柄”的說法。《說文》曰：“杖，持也。”說明杖本是一種人類用來輔助行走的生活用具。史前良渚文化古墓中，曾經出土過用來顯示墓主人生前地位的玉杖首。在西北地區也曾發現過與埃及極為相似的權杖頭，經測定，距今已有5500年的歷史。距今2000餘年史料記載中，也有皇帝賜杖給老臣的慣例。《禮記》中就有“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的記載。
在西南地區，流行使用權杖的習俗，從四五千年前的古蜀國時期，一直延續到西漢。已知西南地區出土的杖，包括金杖、銅杖、木杖、藤杖。杖從形制上分為杖首和杖身兩個部分，杖首一般鑄有或雕刻有立體的人、獸、禽、魚等動物造型。銅杖身基本呈中空圓棍形，下端為鐓。木杖身則以實心木棍為主，少數杖身上鐫刻有精美的圖案。
圖（3）民間收藏古蜀金器上的紋飾
2001年，四川涼山考古隊發掘老龍頭遺址，出土的器物包括數量龐大的各類兵器，十分鮮見的宗教法器，以及獨特的樂器、名目繁多的裝飾品，各形各式的生產工具與生活用品。多數以大型兵器為主，比如劍、戈、鉞、刀、矛、戟、矛、盾等。隨著蛇蛙銅俎、三女背水銅杖首、銅蛇尾杖、羊首杖等文物的露面，從而證明古蜀國時期，古蜀先民已經使用權杖。雲南滇池地區出土的銅杖首很多，據介紹，僅晉寧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墓地就不下50件。其中既有銅雞和銅鳥，也有牛、鹿、兔、鷹、鴛鴦和孔雀等。
古蜀時期，哪些人群是杖的使用者呢？考古發現的實物證明，一是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的青銅小立人。小立人通高19.6釐米，身著短袍，頭戴一道帽沿飾有十三道芒飾的帽圈，腦後垂辮髮三股，腰間繫帶，正面腰帶上斜插短杖。雙臂上下前伸，左臂屈肘於胸前，右臂上舉至頸下，兩隻手指尖相扣，雙拳中空。二是廣漢三星堆二號祭祀坑出土的一件神壇上的四位持杖立人。立人手持異型長杖，頭頂神山，山上矗立一頂神殿，足踏由神獸託負的大地。根據三星堆神壇所反映的古蜀宗教文化分析，這四位立人應該是四位具有支撐天地神通的神巫。三是雲南晉寧石寨山13號墓出土的一件“納貢”貯貝器上，一組四人群塑。專家對此有詳細的描述與研究：“前首二人皆挽長形髻直貼於腦後，頭頂髻上疊帶為飾，並以窄帶繫於頜下。
第一人短鬚，著短窄稱身之衣，窄袖長過手，窄褲長至足背。衣上有半圓形紋飾，褲上飾斜方塊紋。右手持杖；左帶長劍，劍以帶負於右肩。第二人須長過腹，服裝於前一人，惟上衣飾斜方格紋，褲飾半圓形紋，亦佩長劍持杖。此二人應為酋長或邑君之類……”
圖（4）民間收藏古蜀金器上的紋飾
文獻記載，蜀杖，是古蜀政治宗教的重要外在表現形式之一。西南地區的其它民族的用杖習俗，是受古蜀國用杖習俗的影響。用杖習俗是古蜀宗教習俗的重要組成部分。古蜀疆土廣闊，多民族聚居，而要長期穩定地解決多民族之間的問題，必須擁有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力量和強有力的精神控制工具。所以，杖的使用者，是掌握世俗、宗教、軍事等權力的統治者，即一些佔有大量社會財富並擁有很高社會身份的部落上層人物，如國王、部落酋長、邑君、巫師人等。
三，權杖傳入古蜀國的路線
一直以來，很多專家都贊同“古代中國無權杖”的說法。古蜀金杖的出現，讓人們把目光投向了埃及，那個歷史比中國更為古老的國度。我們知道，美索不達米亞、安那託利亞高原、黑海及裡海周邊地區的西亞和埃及，5000多年前就出現權杖。它們的杖首或杖身上部飾有圖案。權杖頭多為梨形或球形，並採用玉石、青銅、玉髓、玻璃和彩陶等多種材質。而以時間長度分析，以死海東岸的納哈爾·米什馬爾（Nahal Mishmar）洞穴窖藏為最古舊的代表。在該洞穴密室發現了400多件砷銅（Arsenic bronze）製品，其中包括大量引人注目的權杖頭。它們帶有手柄、部分呈十字造型，有的還加入動物的圓雕造型，其年代為公元前4000年上半葉。這一年代足以證明，西亞可能就是全球權杖原型的發祥地。
古埃及從西亞吸納了權杖原型之後，成為權杖“產量”最高的地區。早在公元前3500-3050年的前王朝，各種石質權杖頭就普遍湧現。埃及權杖還大量出現於壁畫、浮雕和印章上。其中著名的是展示國王或勇士手持權杖敲擊被俘的敵人的場面，如Hierakopolis的前王朝壁畫、以及Narmer調色盤等。圖坦卡蒙法老（Tutan khamun）墓內發現的鎏金雕像高190釐米，手持金色權杖，儼然是國王的三維寫真，向人們昭示埃及人對於權力的無限渴慕。
圖（5）民間收藏古蜀金器上的紋飾
此後，權杖向西北傳入東南歐，向北傳入高加索地區，向東則進入中亞和新疆，又於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進入我國甘肅地區。
據有關資料顯示，目前在甘肅酒泉幹骨崖墓地44號墓發現玉石權杖，在玉門火燒溝墓地出土銅四羊首權杖頭和玉石權杖頭。據專家研究認為，1987年夏，在甘肅酒泉幹骨崖墓地，發掘的一件玉石權杖，與公元前2500 年的蘇美爾烏爾第三王朝的白色權杖頭極為相似。 甘肅玉門火燒溝所出四羊首權杖頭造型，跟高加索山脈南麓特利（Tli）墓地出土的一件鑄有5枚瘤狀凸鈕的權杖頭十分相似。中國西部的圓形和梨形玉石權杖頭，跟南烏拉爾地區的辛塔施塔河谷（Sintashta Valley）的安德羅諾沃（Anderonovo）文化遺址出土的權杖頭高度相似。再說2003年，考古人員在四川營盤山遺址展開正式發掘，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房屋基址、墓葬、殉人坑、窯址等各種遺蹟，和一處大型類似於廣場的遺蹟，證明在距今5300年至4600年的新石器時代，這裡已經是一處大型中心聚落。
圖（6）民間收藏古蜀金器上的紋飾
隨著更多考古調查展開，茂縣、松潘等岷江及其支流兩岸的河谷臺地上相繼發現了波西遺址、沙烏都遺址等大小几十處遺址。而考古人員發現，營盤山遺址出土的彩陶帶有明顯的仰韶文化特點，這種距今約6000年至5000年的彩陶文化，分佈在整個黃河中游。此外，成都平原寶墩文化時期的郫縣古城等8座古城，全部採用的是斜坡堆築法建成，與長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城牆建築技術非常相似。不僅如此，成都高山古城遺址在發掘中也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其中用於裝飾的繩紋、刻劃紋等紋飾，便帶有長江中游出土器物的風格特徵。從成都營盤山遺址、寶墩遺址分別受到中原文化和長江中下游文化影響來看，古蜀文明極可能就是各種文化交融的結果。同時，勾勒出一部分古蜀先民的遷移軌跡：他們最初從甘肅進入四川岷江流域周邊的山地建立聚落，之後逐漸從周邊的高山地帶向成都平原腹心遷移。 從四川盆地青銅時代的古蜀國一系列古城遺址可以看出，古蜀國都城的遷移或消失與洪水災害有關。考古發掘已經證明這些早期城市的城牆，具有防洪功能，古城也有被洪水襲擊的痕跡。如新津寶墩古城，古城城垣長約1000米，寬660米，城內面積66萬平方米。城垣為堆土拍打構成，城垣寬闊，邊坡平緩。臨近岷江干流或山溪河流的古城都有被洪水襲擊的浪跡。
崇州芒城山溪河流從城北自西而東穿過，遺留的城垣明顯有洪水衝過的痕跡。公元前12-7世紀的成都金沙遺址和公元前5世紀的成都十二橋遺址，同樣毀於洪水。這些遺址，證實了古蜀先民進入農耕文明時期後，持續不斷地向平原腹心地帶遷徙，既與河流依存又與洪水抗爭的歷史。古蜀國後期已經遠離岷江，進入成都平原的中部，在既靠近水源，洪水威脅又較少的地方，進入了與中原文明融合的轉折期。考古人員在成都方池街古河道左岸一側，發現了用鵝卵石砌築的堤埂，石埂剖面形狀大致都呈橢圓形，部分石埂上部被破壞，但下部埂腳埋入地層，仍呈圓弧狀，卵石緊緊相擠，體現了使用竹籠裝鵝卵石防洪的特點。
圖（7）民間收藏古蜀金器上的紋飾
竹籠堤防工程反映出古蜀國的政治中心進入成都平原後，文明程序大大地加速。古蜀先民不僅適應了平原的自然環境，而且可以在有洪水的情形下仍然維持定居生活。考古發掘的實物表明，廣漢三星堆和成都十二橋是古蜀文化的中心區域，它們可能是與中原殷商同時期古蜀國的前後兩個都城，人口至少都在24000個以上。及至杜宇時期，古蜀國佔據西南大部分地區：北以秦嶺為界，南至金沙江，西接岷山，東鄰烏江。史載:“以褒斜為前門，熊耳靈關為後戶，玉壘、峨眉為域郭，江潛綿洛為池澤，以汶山為畜牧,南中為苑囿。”古蜀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正是玉壘山、峨眉山之間的成都平原。該區域四圍有群山阻隔，其間有水源豐沛的江河，有畜牧的山地。古蜀國在這樣的自然環境之中少有戰爭襲擾，才有數百年王朝的更迭，並汲取不同地域的文化智慧，篩選利用，最終催生出燦爛輝煌的古蜀文化。
四，古蜀文化並不孤立
古蜀文化從來就不是孤立的文化，它與世界其它的古老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如著名的古巴比侖漢謨拉比法典石碑上，就刻有太陽神授與漢謨拉比權杖的場面。古埃及的法老鵰刻石像，則多表現為手握權杖的形象，且有若干杖的實物出土。埃及的權杖也分為長短兩種，都有將杖首做整體的人物造型的風格。相似的是印度的權杖，也有立體的整體人物造型的杖首。另外，獸頭形杖首與在伊拉克烏爾出土的歐貝德文化石質羊頭杖首，風格比較接近。
圖（8）民間收藏古蜀金器上的紋飾
在權杖上刻繪圖案，是古代近東權杖的顯著特徵之一。古蜀與西南地區的權杖也有這種風格。因而，古蜀文明很可能是混血文明，古蜀黃金權杖是古蜀王國的神性器具，介入了中國人的早期宗教生活，吸納了西亞、印伊、殷商以及至今無法知曉的文化原型。古蜀國出土的大量青銅人頭像，雖然戴著相同的面具，卻有著不同的髮飾與冠飾，表明他們是一些信奉同一宗教的不同民族，至少反映出當時的西南諸民族的上層，在形式上接受了古蜀國的宗教。在這種背景下，作為古蜀宗教的重要形式——使用黃金權杖的習俗，也就一併被他們所接受。古蜀黃金權杖圖案中有兩個人頭像，其中一個人頭像位於兩箭中間的下部；另一人頭像被分成兩半，位於中間人頭像的兩側，當金皮捲成圓柱形時，便可合成一個人頭像。
兩個人頭像 都睜著大眼，張開嘴巴，呈喜悅態或歡歌狀，也許是進行祭祀的女巫的寫照。此話是否言之有理，暫不評說。也有人說，魚、鳥圖案的意義在於，魚能潛淵，鳥能登天，它們是古蜀王的通神之物，具有龍的神化般功能，是能夠上天入地，往返於人、神之間的使者。鳥代表當時的部 落旗號，古蜀國曆史上柏灌、魚鳧、杜宇三個族群均以鳥為圖騰。
圖（9）民間收藏古蜀金器上的紋飾
古蜀黃金權杖上的魚，是古蜀先民在冬天奉獻於已故先王神廟案桌之上的魚，與一般所論的捕魚之鳧，即“魚鳧”中的“魚”並無直接聯絡。所以，可以由此獲得一個重要資訊，即在古蜀黃金權杖上展示的鳥所代表的部族之前，其族群可能有二位先王統治過古蜀地域。如果古蜀黃金權杖上的鳥與“柏灌”可關聯的話，那麼，黃金權杖上的鳥,應當是代表柏灌族群的部落旗號。同時，古蜀黃金權杖的出現，說明宗教是古蜀國用來維繫其政權的主要手段，古蜀社會已經形成了一個金字塔結構。由於最高宗教和世俗權力只能掌握在少數人手中，所以代表最高權力的黃金權杖也只能是極其少數，不可能遍地開花，誰都可以持有。古蜀金杖，使我們在迷離中看見權杖上留下的圖案，人頭，以王者形象造型，魚和鳥，既是上天入海的通神之物，又隱喻了蜀王魚鳧的名字，具有政權和神權的絕對威儀。代表著王權的權杖，是整個國家獨一無二的珍寶，誰擁有了它，誰就擁有了控制國家的能力和合法性。以權杖代表王朝出使外國，稱為節杖，使者手執的一柄權杖，是王者和國家權利。直到今天，我們還沿襲稱各國大使為使節。
五，黃金權杖鐫刻十個古蜀文字
人類不造字，萬古如長夜。古人創造出來的一個個方塊漢字，壘起了我們的文化長城，人類所創造的物質、精神產品，才能夠在空間、時間上傳留。成都民間收藏愛好者，經過近 20 年的努力，收藏了不少於 2000 件有古蜀文字的器物。在金牙璋、金葉、竹簡、樹皮、蚌殼、鱉殼、蛤殼、龜 殼、牛骨及動物牙齒上，均有古蜀文字出現。這種有文字的多種載體的發現，說明四五千年前，古蜀先民生 活在一個文明高度發達、經濟繁榮、生活安定的環境中，才有條件採集各種載體 材料，來表達他們的思想感情、記錄重大的歷史事實和事件。在民間收藏的古蜀文化玉器上，不僅有 1000 多個文字出現，而且還有鍊鐵、打鐵、打兵器、犁田、築城牆、做陶器、祭祀等圖案。全面地反映了當時古蜀國在政治、軍事、民俗等方面的全貌。更為令人驚歎的是，數百塊玉版上的文字累積起來就像是一本書，旁邊還打了孔，可裝訂成冊。
圖（10）民間收藏古蜀金器上的紋飾
由於古蜀文字是古蜀國王室用於祭祀、占卜、記事而刻寫的文字。從誕生之日起，就承載了太多古蜀先民生產、生活中的溝通、記錄乃至發展、延伸的重要使命。經觀察，古蜀文化黃金權杖上鐫刻的 10 個古蜀文字，與考古學文獻中報道的竹簡最大不同之點是，它上面的文字是用用雙鉤法鏨刻的古蜀文字，而不是用毛筆所寫。古蜀文化黃金權杖上的 10 個古蜀文字，與民間收藏的三星堆玉器上的古蜀文字的體系、風格、形態基本一致。古蜀文化黃金權杖上的文字不會是突然出現的，在它之前，至少經歷了相當長的由雛形到成熟的逐漸演變過程。可以肯定，在古蜀國的早期階段不會是隻有 一種文字，各個種族群發展演進時，可能會有各自的言語體系。但是，在演化過 程中，互相同化、融合，最終以一種統一歸化的體系出現，供各種群體共同使用。現在，鐫刻10 個古蜀文字的黃金權杖浮出水面，又增添一個古蜀國就有十分成熟的文字的例證。為我們首度開啟一個領略以金器為載體的文字發展的神秘空間，使得中國文字在時間、空間、科技、與心靈之間顯現、延展，碰撞出一個五彩斑斕的文字發展脈絡，還原了一個曾經鼎盛強大的古蜀國時代。同時，也為古蜀文字在金器上的展現，提供了迄今為止最早有據可循的文字實物，為學人研究古蜀文字提供了可靠的線索 和幫助。
結束語
世界上任何一種古老文明，都有相似性。例如，對神樹的崇拜、天文學中二十八星宿的定義等。同樣的，對於權杖的使用，也是一種世界認同的文化。在歐洲文化中，由於神權和王權常常是一體的。權杖在埃及、羅馬等地不僅代表了執掌者的身份和權力，同時體現了宗教最高統治者的意志。
古蜀國出土的權杖和西方的權杖非常相似，不僅代表了王權，也是神權的象徵。與權杖有關的若干文化因素，在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和古蜀國集中出現，隱約透露出了三地之間存在著某種文化聯絡。而且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的權杖在時代上，要早於中國西南地區。所以，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的權杖，很可能是古蜀文化黃金權杖的源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