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留下了什麼
——戰後一代的鶴見俊輔訪談》
［日］鶴見俊輔
上野千鶴子 小熊英二著
邱靜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5年6月第一版
《戰爭留下了什麼——戰後一代的鶴見俊輔訪談》，是一本在漢語世界被低估的書。鶴見俊輔（Tsurumi Shunsuke，1922—2015）是把實用主義哲學介紹到日本的哲學家，系重要學術思想刊物《思想的科學》和“變節”（即日文“転向”）共同研究的核心成員。作為戰後進步知識人的代表、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鶴見提出的“十五年戰爭”說，早已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學術界共識；其主張的“超國家市民”和“加害的自覺”等理念，與中國人耳熟能詳的“戰歿者追悼”及“被害的痛苦”等日本社會面對歷史問題的主流姿態並不矛盾，是一種更深層次的“發展形態”（小熊英二語）。
鶴見俊輔（1922年6月25日—2015年7月20日），日本哲學家、評論家、社會運動家、大眾文化研究者
耄耋之年，鶴見“空出了整整三天時間”（“對於我的餘生而言可是很長時間了”），與兩位戰後一代學者上野千鶴子和小熊英二對談，話題廣泛，且不乏深度。聯想到中文版出版僅一個月後，鶴見便駕鶴西去的事實，這本書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鶴見一生的回顧。
《思想·山水·人物》，［日］鶴見祐輔著，魯迅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鶴見作為自由主義學者，除了其思想主張之外，有兩點常被提及：一是家世，二是經歷，都堪稱獨特。1922年6月25日，鶴見俊輔出生於東京市麻布區，外祖父是明治期著名政治家，先後擔任臺灣總督、滿鐵總裁和東京市長的後藤新平。當時鶴見與父母和姐姐和子，都住在外祖父的大宅邸中，而那個老宅後來成了中國大使館。鶴見的父親鶴見祐輔，從舊制一高畢業，考入東大法學部，是公認的自由主義者和親美派，當過眾議院議員，戰前就是暢銷書作家。1928年，魯迅曾譯介過他的一本著作《思想·山水·人物》。可到了戰時，他轉而支援戰爭，擔任過大政翼贊會的總務。戰後，受到佔領軍的追究，遭公職追放。但後來又復歸政界，在鳩山一郎內閣中擔任厚生大臣。正是父親的這種反覆轉向的“變節”經歷，成了鶴見戰後“變節”研究的原點。
鶴見俊輔（左一）幼時的全家福。他的姐姐鶴見和子（右一）亦是日本著名社會學家
母親愛子是後藤新平的長女，從小在等級森嚴的大家庭中長大，也試圖以嚴苛的家規來管教兒子。但俊輔與生俱來的叛逆性格，卻每每令嚴母的苦肉計落空。俊輔回憶：
我媽媽在我十五歲去美國留學以前總是體罰我，從我兩三歲的時候就開始了。這對於小孩子來說是極其痛苦難當的。……媽媽發現我偷吃了華夫餅，就抓住我打我，說“你是個壞孩子，真是對不起先人。我把你殺掉自己也死了算了”。
所以到後來，俊輔徹底放飛自我、“愛誰誰”了：十二三歲，就開始泡酒吧，偷東西，跟女人發生關係，且有五次自殺未遂的體驗，“我當時的理想就是在酒吧喝下足以致命的安眠藥，撲通一下倒下死了，把屍體亮在我媽媽面前”。不過，雖然在課業上無可救藥，但俊輔從小酷愛讀書，上小學時，便讀過野村芳兵衛的文章，知道克魯泡特金和無政府主義。
1939年，鶴見俊輔進入哈佛時拍攝的入學紀念照
十五歲時，父親實在看不下去，就送他到美國去留學——那是1938年。一起赴美的，還有姐姐和子。“去了美國以後，就算喝了安眠藥撲通一下倒地也沒意義了。”於是，每天背五十個單詞，全憑苦學，以日本小學畢業的學歷考進了哈佛大學，學習語言學和哲學。同學中，有終生的摯友、前輩學人都留重人。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被FBI關進移民局拘留所。在拘留所的馬桶上完成了畢業論文，獲得教授會的一致透過。後在被遣送回國的交換船上，同船的都留重人對他說：“今早的《紐約時報》上登出來了，你畢業了。”
雖然蹲拘留所，“我也沒有受到拷問”，而且“我覺得這裡是有民主主義的”，但當美日間開通交換船後，他還是選擇了回國。1942年6月11日，乘坐交換船“格里普斯霍爾姆”號，從紐約港起航回國，在海上迎來了二十歲生日。以鶴見的智慧，他當然知道日本必戰敗。但明知戰敗，還是要回去，其內心想法要多真實有多真實：
日本已經快要戰敗了。那在戰敗的時候，我要呆在戰敗的一方那裡……或者說，不想呆在戰勝的一方那裡。關於這場戰爭，不管有多麼覺得美國這方是對的，一想到自己跟著勝利者美國、說著英語回到日本的樣子，就覺得無法忍受。
竊以為，在解讀鶴見俊輔的生平及思想時，理解他這種決不迎合強勢，而永遠站在弱勢一方的反精英主義姿態，確是一把鑰匙。這不能不說與其自身幼少期的經歷，特別是其父的“鏡鑑”有關。這種“鏡鑑”，用俊輔的去學術化表述，叫做“第一病”：
我父親原本就是憑著學習上去的。他家境貧寒，拼命學習，一直拿到了一高的第一名。後來就跟後藤新平的女兒結了婚。因為是這樣靠學習去拿第一的人，所以除了當第一之外就沒有其它的追求了。就是這種有“第一病”的知識分子當了政治家、官僚，運作著日本。
在兒子的眼裡，老爹鶴見祐輔病得不輕。以一高第一的成績上東大。東大畢業，參加高文（高等文官）考試時屈居第二，痛失“銀懷錶”（只授予首席的獎品），這件事他始終不提。戰前，作為自由派文人，崇尚英美，屢屢赴美演講，相當拉風。戰時，國內空氣驟然收緊，遂搖身一變，甚至做起了翼贊會高官。戰後，被解除追放，實現政界復歸，鳩山一郎內閣成立後，祐輔出任厚生大臣，“當了大臣也算是一種滿足了吧，不過說實在的，我父親當了大臣就只做過一件事：他說大臣的房間太小了，給換了個大的……除此之外他什麼也沒做”。俊輔不禁“酷評”道：
日本的政治家大部分都是這樣，不是嗎？說想當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但當了以後要做什麼呢，誰也說不出來。我看了就想起我父親（笑）。就只不過是想當第一嘛。
在鶴見看來，“麥克阿瑟很聰明，把天皇、文部省、東大這明治國家的三大根基原樣保留下來，沒有改變培養領導者的方法。這在統治和經濟方面是非常有效的”。但另一方面，社會精英“第一病”的病灶並未得到根治。而“一旦形成這種‘第一病’的學校制度，出現知識分子的集體‘變節’現象也就是當然的事了。因為都是意識不到自己變節的變節，就只是總想要當第一而已”。鶴見從自己的戰爭體驗中發現，“大學畢業的人輕易地變節，沒什麼學歷的人卻有獨立的思考。像渡邊清、加太浩二他們都只上過小學，卻發展出了自己的思想”。
鶴見俊輔視《共同研究 轉向》（三卷本，改訂增補版，平凡社1978年2月版）為畢生最重要的學術工作
鶴見平生最重要的學術貢獻之一，是對“變節”的研究。作為研究成果，煌煌三大卷（即《變節》上、中、下），總共賣出了十萬套。其目光之毒，診斷之準，在戰後社會之廣受歡迎，由此可見一斑。有一次，鶴見在週刊雜誌上看到對電影明星三國連太郎的專訪，發現他的書架上也放著《變節》三卷本。可以說，沒有對這種“第一病”的發現，便沒有“變節”研究。鶴見在自己的另一本訪談錄《期待與回憶》中坦言，“《變節》三卷，實際上是對我父親的感想”。
2007年8月4日，小田實的追悼會結束後，約500人舉著小田實的遺影，高唱著60年代的反戰歌曲在街上游行
正是出於對“第一病”的反動，他對諸如丸山真男、吉本隆明、小田實和韓國行動派知識人金芝河等“一根筋”式的思想者、活動家充滿敬意。當小熊英二以吉本隆明為例，指出鶴見對那種型別的人的肯定，其實“是把他們當作那些既能幹、又會做人的優等生的對立面”的時候，鶴見坦言：“是的。反正有‘第一病’的人不行。”
反正鶴見就是死活容不下首鼠兩端的“第一病”患。這種“執念”是如此強烈，以至於他作為鐵桿的自由主義思想家、護憲論者，卻反而能見容於一些“黑社會式的傢伙”，而無論其政治立場，如他曾幫助過新左翼活動家中核派幹部北小路敏，儘管他並不贊同中核派的理論綱領。同樣的，他對三島由紀夫也抱有好感：
他以自殺證明了自己並不只是個想要出風頭的人。這就是我的感想。最後就是覺得那是個不錯的傢伙。切腹自殺可不是隻為了出風頭的人能夠做到的。我從少年時代起大概有五次自殺未遂，但沒有真正100%確定地自殺過。……但三島超出了這個範圍，從想死到死去，他表現實行了。這在只是自殺未遂的我看來，就會覺得“比我強，有始有終地做到了。了不起的傢伙。不錯的傢伙啊”（笑）。
說起來，三島在後期主動跟我接近。但我都沒有回應，也沒去過三島家。不過我覺得他的《春子》《喜悅之琴》，還有《近代能樂集》都非常好。
但我為什麼對三島有好感，日本的報紙雜誌是不會理解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關係好，一定不會有好事情。是會被利用的吧。所以我就覺得我們沒那麼密切挺好的。
身處劍拔弩張的“保（守）革（新）”對立意識形態磁力場的中心，鶴見當然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不正確”的，所以他不吱聲。三島自戕時，學生從電視上看到訊息，立馬飛奔到鶴見家通知老師。鶴見知道媒體會打電話來採訪，於是馬上帶孩子出門，“我家附近有個北野神社，那天正好是緣日，有各種活動。我就跟孩子一起吃點心什麼的，過得很愉快。這樣在附近到處逛逛，就不會被記者逮住問‘您怎麼看’了不是嗎。就這麼過了一天，等日報的截稿日期過了，也就不會有人來採訪了”。
不過，儘管鶴見在內心對三島抱有好感，卻並沒有照單全收，拋卻政治立場的溫差不論，有一點是鶴見無論如何難以同調的，那就是“美化貴族”：
我從小就生活在被叫做貴族的人們中間，不管是從我自己的經驗來看，還是從統計上來看，日本的貴族當中有很多人都是很不堪的。只偶爾有些零零星星的例外。但三島卻不這麼認為。他這一點我覺得不咋地。
劉檸：作家，譯者。北京人。大學時代放浪東瀛，後服務日企有年。獨立後，碼字療飢，賣文買書。日本博物館、美術館、文豪故居，欄杆拍遍。先後在兩岸三地出版著譯十餘種。
編輯：陳蘊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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