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遺址概況

佔旗遺址位於甘肅省岷縣維新鄉武旗村佔旗社，洮河北岸臺地上，距洮河約 500 米，與磨溝墓地隔河相望。其南、北臨溝，東依大山，西為臺地斷崖，面積約 8000 平方米。為配合九甸峽水利建設工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 2005、2007 年對水庫淹沒區詳細調查鑽探的基礎上，於 2008 年 7 月底〜 10 月初對佔旗遺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本次發掘依地勢布探溝 6 條、探方 1 個，發掘面積 580 平方米（圖一）。

二　主要遺蹟

佔旗遺址共清理墓葬 70 座、灰坑 6 個、祭祀遺址 2 處、房址 1 座、灶坑 1 處。其中墓葬形制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平面為長方形，一般頭部稍寬，不甚規整，部分墓葬一角或者一邊為圓弧形，墓壁大部分規整，平底。長 1.4 〜 2.5、寬 0.6 〜 1.1、深 0.6 〜 1米，在早期平田整地過程中部分墓葬被破壞嚴重，深不到 0.2 米。墓葬根據有無二層臺可以分為 A、B 兩大類，A 類墓葬無二層臺，以 M49 為例（圖二）；B 類墓葬有二層臺，以 M25 為例（圖三）。B 類墓葬的二層臺形制不一，部分墓葬四周有二層臺，部分墓葬頭腳兩端有二層臺，僅 M25 四周為熟土二層臺。二層臺寬 0.2 〜 0.6、高 0.2 〜 0.5 米。部分墓葬有頭龕，一般位於頭前或頭一側，龕為方形弧頂，壁龕一般與二層臺平齊，壁龕大小不一，根據器物的大小和多少來掏挖的，壁龕內放置大量隨葬品。

墓向一般為朝東或者朝北方向，北向的墓葬為 5° 〜 34°，東向的墓葬為 80° 〜110°。佔旗遺址墓葬流行二次葬，近一半墓葬不見人骨和腐朽骨末的痕跡，部分骨骼凌亂的堆在一起，這可能與合水九站遺址墓葬所謂的亂骨葬一樣［1］。儘管大部分骨骼腐朽嚴重，但從部分骨骼儲存完整的墓葬來看，流行仰身直肢葬，屈肢葬少見。部分墓葬內發現朽木的痕跡，特別是帶二層臺的墓葬，大部分都殘存有朽木灰痕，判斷部分墓葬有棺木性質的葬具。M4 出土銅泡 42 件以及少量的銅片，有的銅泡直徑在 10 釐米左右，散落在墓室四周，部分銅泡出自填土，從銅泡的大小和出土位置推測，可能是棺木之上的裝飾物。部分陶罐內和二層臺上出土有羊肢骨和羊下頜骨，可能存在殉牲。佔旗遺址出土紅陶馬鞍口罐，全部不見使用痕跡，推測是專門的隨葬器物；灰陶馬鞍口罐表面大部分有煙炱，可能為實用器。部分陶器器形很小，製作粗糙，器形不規整，可能是專門的隨葬器物。

灰坑平面形狀為圓形或近圓形，筒狀或鍋底狀，出土有完整的寺窪文化陶器和寺窪文化陶片。祭祀遺址平面呈圓形，地表被火燒，上面儲存有大量的木炭和紅燒土顆粒，燒面之上放置器形較大的寺窪文化陶器，周圍還散佈有獸骨（圖四）。F1 平面形狀為方形，半地穴式，坐南朝北，由房屋主體、門道、火燒面（灶）、柱洞及活動面（區域性儲存白灰面）組成。根據白灰地面及房內堆積中包含泥質橙黃籃紋陶片判斷，為齊家文化時期房址。

三　主要遺物

佔旗遺址出土隨葬品豐富，包括陶器、銅器、石器、骨器、裝飾品等，共 500 餘件，以陶器為大宗。陶器以夾砂陶為主，泥質陶少見，夾砂陶又可分為夾粗砂和夾細砂兩種，陶色主要有紅、灰、紅褐和少量的橙黃陶，由於受燒造原因的影響，部分陶器表面呈紅褐色或者灰褐色斑塊。大部分陶器器表有輪修痕跡，部分陶器表面磨光，大部分夾砂陶表面都經細泥抹光。紅陶基本上為素面，只有個別器物上飾有簡單的紅彩，常見波浪紋；橙黃色陶器飾有黑彩，常見有雙鉤紋、平行條帶紋、豎條帶紋等；灰陶飾有刻劃紋飾，常見的有菱形紋、波折紋、旋渦紋、回紋和繩紋等，部分飾有附加堆紋，一般在肩部飾有一道直線型或者弧形的附加堆紋，耳部飾有一道豎的附加堆紋，附加堆紋為泥條貼塑。陶器組合以平口罐、馬鞍口罐、壺三類為主，部分隨葬分襠袋足鬲（圖五、六）。

出土銅器共 124 件，銅泡最多（圖七），其次是青銅兵器，包括戈、劍、鏃等（圖八至一○），使用工具主要包括刀和斧（圖一一、一二），裝飾物包括臂釧（圖一三）、串飾、銅片飾等。出土石器共 41 件，主要包括斧、紡輪、戈、鏟、鑿、刀等（圖一四、一五）。出土骨器 5 件，包括錐、笄（圖一六）和紡輪等。裝飾品包括綠松石、瑪瑙、銅串飾和料珠飾等（圖一七）［2］

四　主要認識

根據墓葬開口層位、打破關係、墓葬方向、典型陶器的演變規律和共存關係，墓葬可以分為早、中、晚三期。不同方向的墓葬排列布局特徵反映了墓葬的早晚關係，早期墓葬大部分為向東；中期墓葬基本上向北，部分墓葬打破早期東向墓葬；晚期墓葬大部分向東，有個別墓葬打破中期墓葬。

透過佔旗遺址典型器物與洮河流域其他遺址和墓地出土同類器物比較，佔旗墓地早期階段應早於寺窪山一段遺存，佔旗墓地中、晚期遺存與寺窪山二段早、晚期遺存年代相當。佔旗遺址典型的馬鞍口罐與磨溝墓地乙類器物比較［3］，佔旗遺址晚於磨溝乙類器物，磨溝墓地典型寺窪文化器物與佔旗墓地早、中、晚年代相當。與洮河流域其他遺址相比較，以大族坪、 兒遺址為代表的遺存同樣早於佔旗墓地，白塔山、紅崖、白土梁遺址為代表的遺址與佔旗墓地年代接近。佔旗遺址晚期部分馬鞍口罐已經出現雙馬鞍口的雛形，形制早於徐家碾和九站遺址典型的雙馬鞍口罐，因此佔旗晚期遺存應該早於徐家碾遺址和九站遺址［4］。

透過對佔旗墓葬人骨測年，M10 年代為公元前 1100 〜前 950年，磨溝墓地人骨測年結果年代最晚為公元前 1366 〜前 1129年［5］，M10 為佔旗遺址中期遺存，因此佔旗墓地早段上限應該與磨溝墓地寺窪文化墓葬年代相當，佔旗遺址年代上限不早於磨溝墓地年代下限公元前 1400 年［6］。佔旗遺址晚期年代早於徐家碾遺址和九站遺址，結合早年徐家碾和九站人骨測年結果，佔旗遺址年代下限應該在公元前 900 年前後［7］。測年結果結合墓葬分期判斷，佔旗遺址絕對年代為公元前 1400 〜前 900 年。佔旗遺址出土的部分銅器與中原地區和北方草原出土同類器物比較，佔旗遺址出土的銅戈與老牛坡遺址和安陽出土的銅戈相似，佔旗墓地銅鏃與靈臺白草坡墓地帶鋌雙翼鏃形制一致，佔旗遺址出土的銅泡、銅刀、帶耳豎銎斧與歐亞草原青銅時代中期遺址中出土器物相似，特別是帶耳豎銎斧，不論是造型還是紋飾，與歐亞草原的賽伊瑪—圖爾賓諾遺存同類器物一致［8］。從典型銅器判斷，佔旗墓地的絕對年代應該在公元前 1400 〜前 900 年。

佔旗遺址出土的部分器物可能受到其他考古學文化的影響。辛店文化與寺窪文化面貌除了保持相對穩定性與獨立性，同時存在相互影響的一面［9］，佔旗墓地彩陶罐和彩陶杯不論器形還是紋飾與辛店文化同類器物一致（圖一八），當非本地的傳統，很有可能是從辛店文化直接傳入的器物。除了陶器外，佔旗墓地出土的銅泡、銅刀在辛店文化遺址都能找到相同和相似的器物，說明這兩個文化關係密切。佔旗遺址出土的平口雙耳罐、分襠袋足鬲在齊家文化、辛店文化、卡約文化普遍出土，說明寺窪文化佔旗遺址與上述文化之間有密切的關係。佔旗墓地出土的銅器在中原地區、歐亞草原地區同時期遺址能找到相同和相似的器物，說明隨著公元前兩千紀後半葉歐亞大陸人群互動和文化交流密切，寺窪文化受到中原地區商周文化和歐亞草原文化的影響［10］。

佔旗遺址典型陶器根據陶質、陶色可以明顯的分為 A、B 兩組，A 組以各式平口鼓腹雙耳罐、微馬鞍口罐、深腹馬鞍口罐組成，以夾砂灰陶和灰褐色陶為主；B 組為典型馬鞍口罐，以夾砂紅陶、橙紅、紅褐陶為主。從分期結果可以看出，早期墓葬含有大量的灰陶罐，特別是早期個別墓葬是單純的 A 組器物，以平口、微馬鞍口的灰陶、褐陶組成，到了中晚期 A 組、B 組器物大量共存，橙紅、紅褐陶馬鞍口罐逐漸成為主流。佔旗墓地為代表的早期寺窪文化遺存與周邊地區其他遺存比較，磨溝墓地以泥質灰陶為主的乙類器物［11］，發展為洮河流域以大族坪遺址［12］為代表的夾砂灰陶和陶色斑駁的橙紅、紅褐夾砂雙耳罐共存的一類遺存；大族坪遺址的夾砂灰陶演變為佔旗墓地 A 組器物，大族坪遺址陶色不純的橙紅、紅褐色微馬鞍口罐，發展為佔旗墓地 B 組典型馬鞍口罐。

五　學術價值

佔旗遺址作為寺窪文化的早期遺存，結合近年洮河流域寺窪文化新的考古發現，對認識寺窪文化分佈範圍、完善寺窪文化的分期斷代、寺窪文化的源頭等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寺窪文化出土的部分陶器和銅器，對探討寺窪文化與周邊地區齊家文化、卡約文化、辛店文化之間的關係，乃至探討與中原地區商周文化和歐亞草原文化之間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意義。

註釋

［1］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合水九站遺址發掘報 告》，《 考 古 學 研 究（三）》，科學出版社，1997 年，446 頁。

［2］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岷縣佔旗寺窪文化遺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2 年第4 期；楊誼時：《岷縣佔旗寺窪文化墓地研究》，西北大學 2014 年碩士學位論文，15 〜 34 頁。

［3］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學文化遺產與考古學研究中心：《甘肅臨潭磨溝齊家文化墓地發 掘 簡 報》，《 文 物》2009 年第 10 期，23 〜 24頁。

［4］楊誼時：《岷縣佔旗寺窪文化墓地研究》，西北大學 2014 年碩士學位論文，34 〜 39 頁。

［5］Xinyi Liu，Emma Lightfoot，Tamsin C. O’Connell，et al.，From necessity to choice: dietary revolutions in west China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World Archaeology，（September 2014），pp.661-680.

［6］陳建立、毛瑞林、王輝等：《甘肅臨潭磨溝寺窪文化墓葬出土鐵器與中國冶鐵技術起源》，《文物》2012年第 8 期，47 〜 55 頁。

［7］水濤：《甘青地區青銅時代的文化結構和經濟形態研究》，《中國西北地區青銅時代考古論集》，科學出版社，2001年，229 頁。

［8］E.H. 切 爾 內 赫、C.B. 庫茲明內赫（著），張良仁、王博、李明華（譯）：《歐亞大陸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瑪—圖爾賓諾現象》，中華書局，2010 年。

［9］南玉泉：《辛店文化序列及其與卡約、寺窪文化的關係》，《考古型別學的理論與實踐》，文物出版社，1989 年，104 〜107頁。

［10］王輝：《甘青地區新石器—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的譜系與格局》《考古學研究（九）》，文物出版社，2012 年，230 〜231 頁。

［11］錢耀鵬、毛瑞林：《甘肅臨潭磨溝齊家文化墓地發掘及主要收穫》，《考古學研究（九）》，文物出版社，2012 年，656 頁。

［12］張天恩：《新見寺窪類文化遺存的初步認識》，《早期絲綢之路暨早期秦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14 年，34 〜 42 頁。

來源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楊誼時 陳國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