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中央率領紅一、紅三軍團和軍委縱隊長征過甘南
1933年初，日軍大舉入侵華北，中華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然而國民黨政府主席蔣介石卻置民族危亡於不顧，仍然堅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決心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紅軍。從1933年9月25日至1934年10月間，蔣介石調集約100萬兵力，採取“堡壘主義”新戰略，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圍剿”，紅軍倉促應戰。這時，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紅軍中佔據了統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澤東的正確建議，用陣地戰代替游擊戰和運動戰，使紅軍完全陷於被動地位。經過一年苦戰，終未取得反“圍剿”的勝利。被迫之下於1934年10月倉促命令中央領導機關和紅軍主力退出根據地。
出路在哪裡？中央紅軍面臨著生死抉擇。
危急時刻，毛澤東提出，立即放棄前往湘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紅軍轉到國民黨軍兵力薄弱的貴州去建立根據地。
1934年12月12日，湖南西南部通道縣恭城書院裡，寒風徹骨，氣氛壓抑，一次關係中國革命前途的臨時會議正在這裡舉行。
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王稼祥、博古、李德等人，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會議討論的是中央紅軍的戰略行動方針問題，當時李德、博古仍堅持去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然而，當時敵人已獲悉這一戰略意圖，在路上佈下了重重伏兵，而西邊的貴州“黔軍”卻軍力不足，裝備又差，不堪一擊。毛澤東不同意李德、博古的意見。他分析了形勢後說：不能鑽進敵人佈置好的口袋，而應避實就虛，甩掉眼前的強敵，到貴州去。會議根據大多數人的意見，通過了毛澤東的主張。這是第五次反“圍剿”以來，毛澤東第一次在中央有了發言權，也是他的意見第一次得到中央多數同志的贊同。
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克黔北重鎮遵義。隨後，中共中央在在貴州遵義召開為糾正博古、王明等人在軍事指揮上的“左”傾錯誤的會議，這次會議初步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這就正應了美國記者斯諾對於毛澤東的評價，毛澤東是一個精通中國舊學的有成就的學者，他博覽群書，對哲學和歷史有深入的研究，他精力過人，不知疲倦，是一個頗有天才的軍事和政治戰略家。
1935年6月12日，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在四川懋功達維地區勝利會師。一、四方面軍會合前後，在四方面軍工作的中央代表張國燾對當時的政治形勢的認識就同黨中央存在著分歧。為了統一戰略思想，黨中央政治局於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兩河口舉行會議。會上透過的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中指出，兩軍回合後，要集中主力向北進攻，首先取得甘肅南部，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以建立川陝蘇區根據地。
而兩河口這次會議，正是張國燾分裂拉開帷幕的時刻。
黨中央當機立斷，決定把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編成左、右路軍北上。右路軍由前敵指揮部的徐向前、陳昌浩率領，經草地到班佑，黨中央隨右路軍行動；左路軍由朱德、張國燾、劉伯承所在的紅軍總司令部率領，經草地到阿壩，再到班佑與右路軍會合。
右路軍犧牲四五百人、經過一週的艱難行軍，終於走出了地獄般的草地。之後馬不停蹄，在徐向前指揮下兵臨包座，開啟北上的道路，只等張國燾率左路軍前來會合。
然而，這時張國燾卻對確定好的合兵北上方案置之不理，駐守在阿壩，大部隊按兵不動。黨中央和右路軍在包座焦急等待，就是不見左路軍的動靜。
為避免紅軍內部發生衝突，中央領導於巴西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中央領導斷然決定，率領以紅一方面軍主力組成的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8000餘人，迅速脫離巴西險區，先行北上，向甘肅境內挺進。
（來源：洮州會議紀念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