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佳擇楊富學：歸義軍史上三起人倫悲劇疑雲剖析——晚唐五代節度使家族權力爭端之一瞥

晚唐五代之亂世，傳統儒家之倫理道德蕩然無存，手足相殘之悲劇頻頻上演，作為藩鎮的歸義軍自不能例外。這一時期敦煌節度使家族先後發生三四起人倫悲劇：張淮深全家被兄弟抑或姻親殺害；李弘願被表弟張承奉殺害；曹議金子“尚書”或為兄弟曹元德殺害……權力鬥爭異化了人性，使得人與人之間只剩下了赤裸裸的利益，這就是悲劇得以一而再再而三發生的原因。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西漢民謠所道手足相殘的人倫悲劇，並非只在漢朝上演，而是頻頻出現於帝王之家。所謂“最是無情帝王家”，父子兄弟之間很難看到親情，舉目則是赤裸裸的利益。而在晚唐五代身份地位僅亞於帝王的節度使之家，這樣的事情更是司空見慣。“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安史亂後，唐朝皇帝對節度使開始失去權力控制，藩鎮多各行其是，而至五代，更是諸侯林立，遍地天子，且無論天子抑或節度使皆唯兵強馬壯者能為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傳統儒家價值理念已是蕩然無存。故而晚唐五代節度使除多被兵士所逐弒外，父殺子，子弒父，兄殺弟，弟弒兄的事情亦是屢見不鮮，尤其是在胡化最嚴重的河朔三鎮。魏博田緒為節度使田悅之從弟而弒殺其兄[1]，幽州劉守光為節度使、燕王劉仁恭之子而囚父[2]，宣武劉玄佐被其義子劉士朝鴆死[3]，皆是其例。

而長期作為中原王朝一個偏遠藩鎮，甚可雲半獨立王國而存在的歸義軍節度使，亦同樣頻演晚唐五代的這種“河朔舊事”，長達180年橫跨唐、五代、北宋三個時期的歸義軍政權高層至少發生過四起諸如此類的骨肉相殘悲劇，其中兩起發生在張氏歸義軍時期，兩起發生在曹氏歸義軍時期。這四起事件招致張淮深全家被殺案、張太夫人（張議潮第十四女）三子相繼死亡案、天公主之子尚書諸郎君一夜皆亡案與曹宗壽圍殺其叔父曹延祿、延瑞案。其中曹延祿兄弟被弒背後明顯有沙州回鶻的影子，其事為敦煌各民族矛盾的總爆發，歸義軍回鶻化的轉折點[4]，行弒者為曹宗壽，其初衷不過是為了自任節度使，案情明晰，無需再辨。而其前三起事件則皆為歸義軍歷史上有名的疑案，作案者身份不明，死者死因模糊不清，其後兩起是否可以定性為謀殺亦含混難明。而三起事件的受益者則是顯而易見的：張淮深死亡導致張淮鼎、索勳相繼秉政，張太夫人之子李氏兄弟之死使張承奉得以親政，天公主之子尚書諸郎君之死使曹元德、元深兄弟相繼再無阻力。這三起事件之成因、經過皆在學界爭議多年，假說眾多。筆者不才，試將其事條分縷析，辨明因果，以解眾惑。筆者愚者之言，即知不免見笑於方家，亦未必不能一得矣。

一、張淮深及其諸子之死

張淮深於大順元年（890）二月廿二日蹊蹺隕斃於敦煌，同時死亡的還有其夫人陳氏及其六子：“兼夫人潁川郡陳氏，六子：長曰延暉、次延禮、次延壽、次延鍔、次延信、次延武等，並連墳一塋”。在P. 2913《張淮深墓誌銘》中有這樣幾句話：“豎牛作孽，君主見欺，殞不以道，天胡鑑之”，透漏出其為凶死。張淮深之死竟由何人造成？長期以來學界眾說紛紜。索勳、李氏家族、皇帝、張淮深庶子、張淮鼎等等都是學者們懷疑的物件。

最早被懷疑的是索勳。作為歸義軍第四位節度使，索勳的死亡也同樣存在疑點，而且僅在張淮深死亡三年後，故而學界一直懷疑是他策劃了張淮深闔家滅門大案，在事情敗露後被殺。早期的敦煌學家如藤枝晃[5]、向達[6]、蘇瑩輝[7] 皆認定兇手為索勳。向達據《隴西李氏再修功德記》“兄亡弟喪”句認為是索勳誅殺了張淮深兄弟全家；而蘇瑩輝則誤認887年求旌節者為索勳，求節未果後誣害淮深，矇蔽天子，故云“君主見欺”；1982年孫修身則從“河西兵”及P. 2044《齋文》“兩收宮闕”出發認為張淮深的河西兵馬曾有兩收長安之功，但因為曾隸叛首王行瑜下，故被唐廷鎮壓[8]；（按孫氏立論依據已被榮新江、李軍駁倒，榮先生以為河西兵指黃河以西的鄜坊、邠寧等節度使，而兩收宮闕的太保相公實為僕固懷恩而非張淮深[9]。李軍則依《族譜·王尚父請兵部尚書右僕射翁郜舉兵牒》而以為河西兵實是翁郜的涼州軍[10]，總之不是張淮深的沙州兵。李永寧則以為中央受矇蔽不授予淮深旌節，淮鼎以突襲手段殺害張淮深一家奪了大權[11]。1988年鄧文寬發現S. 5630《張淮深修功德記》中提及的淮深子延思、延嗣二人不見於與張淮深一同被殺害的六子之中，故而強烈懷疑此二人為張淮深庶子，他們殺死了其他人，並立張議譚庶子張淮鼎為節度使：這恰符合“豎牛作孽”的原意：庶長子不得志，殺父及嫡子，另立庶子[12]。按：張淮鼎為張議潮而非議譚之子已得到文獻證實，餘皆成理。李軍則認為是張淮鼎出於對張淮深逼走其父議潮並獨霸沙州的憤然，乃利用延嗣、延思二人殺張淮深，然後自立，將節度使之權再次轉移到議潮系手中，並認為884年張淮詮、張淮鼎兄弟西歸是其導火索[13]。

“豎牛作孽”這個典故無疑是解開張淮深被殺案的關鍵。然而這一典故的原始涵義卻與鄧文寬所說略有不同。《左傳》中介紹豎牛身世的主要有這兩段文字：“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號之曰：牛，助餘！乃勝之。”“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餘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14] 叔孫豹在庚宗一婦人處食宿過，若干年後再次遇到這個婦人，婦人給叔孫氏一隻雉鳥，叔孫知道當年一宿之緣的婦人已經有子，於是認真的問了她。婦人說不但有兒子，而且已經五六歲了。叔孫豹看到這個孩子正是夢中助己勝天之墜的，於是把他留在了自己身邊。

這是豎牛故事最原始的文字，筆者懷疑叔孫豹是否在食宿時私通於婦人，但是豎牛是否為叔孫豹非婚生子，《左傳》並未給出有力的佐證，雖然豎牛在應答叔孫豹時用了兒答父之語“唯”（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按《禮記.曲禮》：“父召無諾，唯而起。”），但亦不能因此確定他就是將叔孫氏認做父親，而叔孫豹當然也未認他為子，僅充作貼身僕侍。即便按後世說法叔孫豹認為他是自己野合所生，但野合之子亦不可等同於庶子，而要低賤的多。且豎牛既非庶子，更談不上不得志，相反，他比叔孫豹的親子更加被信用，當了叔孫氏的家臣，所以就導致了豎牛玩叔孫豹於股掌之上，最終導致了叔孫一家愚蠢的死亡。《韓非子·內儲上》有云：“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為人僇”，豎牛，主要是叔孫豹的所愛者，所信者，或非其子，而即便豎牛後來如此受寵信，其身份亦不過是一個家臣，沒有人真正拿他當叔孫豹的親子（按春秋鮮有親子為家臣者。）[15]。

鄧文寬氏指出的兇手張延思、張延嗣確定無疑是張淮深的親子，而且他們或當是不得志者，與豎牛的身份略異。故而“豎牛作孽”這個典故或非是指向庶子，而當是所愛者。這個所愛所信者是索勳的可能性較大。索勳透過婚姻關係，成為與歸義軍政權世家大族（張氏、李氏、曹氏）相結合的第二代實力派人物。首先，索勳娶張議潮女（張氏）為妻，給張議潮生外孫索承勳和一個外孫女。透過姻親關係，他和同樣娶了張議潮女（第十四女）的李氏實權人物李明振成了義理兄弟。尤有進者，索勳和張氏所生女兒索氏又嫁給了曹議金，藉由這種婚姻，索勳與第三代最終的獲勝者曹氏之間也建立起了最親密的關係。由系譜觀之，索勳在歸義軍內部人際關係方面可謂舉足輕重，在政權中地位顯赫。[16] 職是之故，P.4638《張淮深奏薦索中丞為使持節瓜州刺史牒》雲“索中丞況當親懿，德合潘陽。事須請守使持節、瓜州刺史”，被舉薦為瓜州刺史。按歸義軍勢力範圍主要就在瓜沙二州，故瓜州擇刺史必極謹慎。歷代擔任瓜州刺史的幾乎都是節度使的親懿，張承奉時期擔任瓜州刺史的是李氏兄弟中的老二李弘定；曹議金時期擔任瓜州刺史的是曹議金的姻親慕容歸盈；曹議金之後擔任瓜州刺史的都是曹氏諸太子。故而索勳當極得張淮深寵信。應該說除了身份外，索勳是滿足“豎牛”的多數條件的。故“豎牛作孽，君主見欺”或可解讀為索勳殺害張淮深一家，扶立張淮鼎（斯事或本為淮鼎假手索勳），而淮鼎死後索勳繼任，又欺瞞天子騙取節度。而索勳的最終死亡，除去霸佔節度使，辜負淮鼎託孤之意外，與他或曾謀害張淮深也不無干系。當然，《張淮深墓誌銘》的作者張球（張景球，按學界多認為二人為同一人）雖是一位長期宦遊敦煌的學養深厚的江南文士，卻並非皓首窮經的老儒，故其用典未必溯源經義，是故豎牛為延思、延嗣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豎牛這一人物從偽《孔子家語》時代起即已由一個疑似的私生子而名正言順的變成叔孫氏的親子[17]，故張球在不詳究經義或對之斷章取義的情況下按照流俗之說將其事簡單作為“庶子殺父”的典故援引以諷延嗣兄弟，顯亦可能，當然，不排除與張淮深素日交好的張球故意歪曲“豎牛”典故諷刺索勳，將之罵作張淮深的小輩，抑或索勳實藉延思二人之手殺戮淮深一家。然張球（張景球）後又為索勳作《大唐河西道歸義軍節度索公紀德碑》以美譽之，或因索勳同樣很器重他，依舊讓他擔任節度判官兼掌書記這一要職，或因“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耳。

殺淮深者若為淮鼎，則為堂兄弟之相殘，殺淮深、延暉、延禮、延壽、延鍔、延信、延武者若為延嗣、延思，則為父子相殘，亦手足之相滅也。無論如何，都是9世紀末敦煌的人倫大慘劇。

二、李氏兄弟之死

張太夫人即張議潮女兒張十四娘，其與李明振所生四子李弘願、李弘定、李弘諫、李弘益，亦即歸義軍節度副使（李弘願）和使君（李弘定為瓜州刺史）、端公（李弘諫為侍御史）、衙推（李弘益），兄弟四人的死亡情形相當闇昧，我們只能從S. 1177《金光明最勝王經》卷一尾題得知李氏諸子俱逝於900年6月之前[18]，死因則完全不得而知。很多人懷疑張承奉應該是發動了一場倒李的政變，恰好歸義軍衙內有位叫張忠賢的押衙所撰的一卷文字為此猜測提供了一定的佐證。文節錄如下：

葬錄捲上並序[19]

夫論陰陽之道，由如海江,非聖不裁，時遇亂世，根淺性微。俗化所易，王教風移。其君欲與貪狼為政，其臣欲與枵智求尊。人心變改，邪魅得便。政法不從，非道為美。得事者不師軌，尋求同類，擅作異謀，貨賂求名，破滅真宗，離害能德。能德既無，恣行非法。非法既盛，邪道日興。但忠賢生居所陋，長在危時，學業微淺，不遇明師。年至從心，命如懸絲。忽遇我歸義軍節度使，藍(覽)觀前事，意有慨焉……於時大唐乾寧三年（896）五月日下記。”

序後又諛張氏雲：

今遇我歸義軍節度使南陽張公諱承奉，有大威慧，真俗變行，道俗虔虔，出言無非，三邊晏淨，萬姓仰覆。實邦家之寶，棟樑之才。

押衙是唐五代藩鎮使府中的重要軍將，“位列轅門，官分憲署，出入旄旌之側”，為節度使的親信，職級高，權位重，每每能弄權縱悠、作奸犯科、劫殺使主、左右藩鎮之政局。作為節度衙內的支柱，押衙張忠賢自然代表著歸義軍高層，亦代表著張氏家族的利益，其《葬錄序》中對李氏的評價，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歸義軍節度衙內和本族內的意見。他們認為張承奉於896年親政之前李氏兄弟掌權的三年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亂世（這個亂世也可能是指從張淮深薨逝到李氏兄弟倒臺的六年），掌權者是“貪狼”“邪魅”，所行為“邪道”“非法”，總而言之，是無邊的黑暗，不見光明。序文中李氏時期的亂世與張承奉親政後“三邊晏靜，萬姓仰覆”的治世形成鮮明的對比，李氏被樹立成負面典型，遭到全盤否定，這說明張承奉很大可能是徹底推翻李氏勢力才得以親政。

李氏兄弟對歸義軍最高權力一直有所覬覦，景福二年（893）十月，四兄弟隨其母張太夫人推翻索勳，並殺之，扶張議潮之孫張承奉上臺，而實際上張承奉完全是傀儡，實權基本操於李氏家族之手。在同年除夕夜的P. 3552《兒郎偉》祈願文中，李氏兄弟中的老大李弘願甚至不假思索的表達出“長史大唐節制”[20] 的願望，而事實上他基本做到了，至少在乾寧二年（895）即李氏倒臺的前一年，李弘願已經擔任了歸義軍節度副使，而以節度使的身份批閱管內文書，例如Дх. 1435殘牒（圖1）：

（前缺）牒

乾寧二年十月十日牒

圖1：節度副使兼御史大夫李（畫押）

畫押的簽名很像是弘願二字，上鈐“沙州節度使印”一方，足見李弘願已經行了僭越之事。當時李弘願的身份是歸義軍節度副使兼沙州刺史，集中央與地方大權於一身，其弟李弘定擔任瓜州刺史，李弘諫擔任新收復的甘州刺史，後來又回任沙州長史，可以說在893-896年間歸義軍管內完全是李氏的天下，故張承奉心有不滿，謀劃剷除李氏是自然而然的。李氏四兄弟中的老大節度副使李弘願野心最強，權力最大，896年張氏家族的倒李政變主要針對的就是此人，故896年之後李弘願絕無生存之理。而從P. 2825v《唐乾寧三年丙辰歲二月十七日平康鄉百姓馮文達奉差入京》[21] 文書中可斷，李氏或於二月之前倒臺，故親政後的張承奉急切遣使入京彙報對李氏兄弟的剿滅及求旌節。關於此次政變，在莫高窟第9窟的供養人題記及畫像中也可見一些蛛絲馬跡，此窟甬道西向繪張承奉、李弘定、索勳、李弘諫四人並附題名，而無李弘願，主室東壁門列北向第三身南側供養人像題雲“亡兄嶽□□”或“亡兄李□□”，李軍以為當是李弘願，若屬實，則此人確已先於三兄弟身亡[22]。而在甬道門口相當於造窟功德主的位置上畫著四人，三人衣紫，一人衣青，或即四兄弟（圖2），可知造窟時尚未發生政變，李弘願尚未身亡，而在李氏家族勢力已被推翻後李弘諫等三人雖仍保持職銜不變，名字仍能上窟，但實權或已被剝奪。而三人又在政變後四年內相繼離世，雖然《金光明最勝王經》抄經題記中未述死因，然榮新江分析認為是死於張承奉斬草除根之舉。[23] 筆者十分贊同，即便不然，三人亦當是在幽囚中憂懼而死。四人中唯前瓜州刺史李弘定有後嗣顯於後，為後晉時擔任歸義軍節度押衙知敦煌郡務的李紹宗，其餘人的子嗣雖不必盡被殺戮，至少無能貴顯，擔任要職。李氏兄弟之母張太夫人實為張承奉姑母，張承奉與四人為表兄弟，無論其用什麼手段導致了四兄弟的早亡，都無疑是手足相殘。

圖2：莫高窟第9窟造窟功德主像（甬道門上，晚唐）

三、曹議金、天公主之子尚書諸郎君之死

天公主之子尚書諸郎君之死發生在曹議金初去世時。尚書為曹議金與天公主所生子，兩人所生子尚有“長史”“司馬”等人，遺憾的是這幾人都未在歷史上留下名字。曹議金有三位夫人，一位是索氏夫人，為前節度索勳姻親，一位是回鶻天公主，為甘州回鶻可汗之女，[24] 另一位為廣平宋氏夫人，為曹元忠的生母。索氏生子情況不明，姜亮夫以為有曹元深，但無憑據[25]。天公主所生子，姜亮夫等諸位先生以為還有曹元德等[26]。按：宋氏的相關情況見P. 4638《曹夫人宋氏邈真贊》：

夫人者，即前河西一十一州節度使曹大王之夫人也……辭天公主，囑託偏照於孤遺。別男司空，何世再逢於玉眷。郎君躃踴，二州天地而蒼黃。小娘子悲啼，百鳥同哀而助泣。某等謹奉旨命，略述數言，駐筆念悲，乃為贊曰:廣平鼎族，暫誕河湟。稟靈山嶽，降下遐方。年當卯歲，淑德恆彰。豪宗求聘，出事侯王。母儀婉順，婦禮尋常。冰姿皎潔，桃李爭芳。操越秋婦，德亞恭姜。謀孫育子，訓習忠良。方保受蔭，嶽石延長。何兮禍逼，卞璧沉湘。辭天公主，偏照孤孀。執司空手，永別威光。郎君躃踴，寸斷肝腸。小娘子叫切，此世難望。

邈真贊說明了幾個問題：宋氏夫人死於曹議金之後，此時天公主還健在；宋氏夫人身後留下“孤遺”，當即其生子曹元忠，當時上下呼為“郎君”；宋氏夫人還有一個兒子（不必定為親子）當時為司空，按曹議金統治後期，敦煌只有一個司空，即曹元德。

曹議金索氏夫人的相關情況見S. 5957《結壇祈禱發願文》：

北方聖天公主居閨，助治安跪(危)；壽等貞松，桃李芳顏不變。廣平夫人宋氏入閣，忠諫弘舒，月桂仙娥，劫石長存，保美中承。郎君兄弟忠孝，藝備三明。小娘子姊妹花叢婉順，善貞四德。諸宅至親眷屬，山嶽固而恆榮；內外沐蔭宗枝，江海湧而不竭。亦願先亡幽魂尊重承蓮，早座（坐）玄宮；近故國太夫人福感，速登佛果[27]。

這裡提到了宋氏、公主和已故的國太夫人，這位國太夫人無疑就是曹議金三位夫人之一的索氏。索氏雖稱太夫人，且為前節度使索勳懿親，但其地位顯然不如回鶻天公主高，在莫高窟第98窟等的題名中，她位於回鶻天公主與宋氏夫人之間[28]。索氏是否有子尚不能知，未有稱其為“故母”或“慈母”者，與她相關的文獻中亦不見子嗣的記載。鄭炳林、杜海依《曹夫人宋氏邈真贊》得出元德、元深皆為索氏子之結論，以為宋氏夫人去世之前曾經託孤於回鶻天公主，《贊》文中的“孤遺”“孤孀”應具體指後文出現的“司空”“郎君”“小娘子”。“司空（曹元德）”被稱為“孤遺”，而此時天公主仍然在世，說明“司空”可能不是天公主親生的兒子。宋氏夫人的生子可以確知為曹元忠，因此曹元德很有可能是“國太夫人”索氏所生。[29]

此說並不能成立，根據上文，孤遺＝郎君＝曹元忠，乃宋氏夫人託年紀尚幼的元忠於天公主，曹元德的代稱為“男司空”，宋氏夫人只與他執手告別：宋氏死時元德已成為新一代節度使，何須求天公主關照？從上文“別男司空”中可推測，非獨元忠，曹元德或亦為宋夫人之男。

學界傳統說法以為曹元德為天公主子，此說更具合理性。按曹元德與天公主同時出現在以下數件文書中：

P.3567：“令公寶位，等劫石而齊堅。夫人花顏，比貞松而不變。司空等諸郎君昆季，常增磐石之樂。應小娘子，以內外金枝恆耀，爭春之貌之福會也。伏惟我府主令公，天資鳳骨，地傑龍胎；廣含傾江海之能，氣應風雲之量……又持勝福，次用莊嚴我府主令公貴位，伏願南山作壽，北極標尊，常為菩薩之人王，永作河西之父母。次用莊嚴，我國母夫人貴位，伏願鮮顏轉茂，桃李馳芳，播柔服於邦家，匡母儀於王室。司空等郎君，文採夏葉爭芳。應小娘子姊妹，紅顏春花競馥。”[30]

P.6006：“伏惟我大王云云，故得威稜赫弈，疑兜率而初來……天公主、夫人恆泰，誓播美於宮闈。小娘子姊妹歡顏，每寵同於金燧。刺史司空昆季，永繼願於河湟。”[31]

然而，在S .4245《河西節度使司空曹元德造佛窟功德記》與P. 3269《河西節度使司徒佛會祈願文》中，天公主都將被稱作“國母（聖）天公主”，是知元德視天公主如母不誤。

P. 2850《厶官燃燈祈願文》中的“厶官”，鄭炳林、杜海以為即公主子尚書，其實未必。文獻載曰：

時則有坐前持爐厶官先奉為龍天八部……蓮府大王，遐延久載;親征張掖，統鴻軍以靜東羌;討伐狼徒，願清平而歸西國;慈母公主永蔭長春，小娘子、郎君中外康吉諸（之）福會也。

伏惟厶官天資正氣，神授韜志;仰玄門慮城為與鉗。懷所(佐)國之宏規，韞安邊之上略……厥今……奉為厶官染患經今累旬，藥餌雖施，不蒙瘳減。謹得寡尠，投仗雄門，伏乞濟危，希垂拔厄之福會也。

伏惟厶官天生異哲，雅量神資，奉國為竭力之忠，佐世顯赤誠之志。

時則有坐前厶官先奉為龍天八部……又願我大王寶位以與五嶽齊高，夫人、郎君等椿松而競茂;亦願厶官閤家福延萬葉諸福會也。惟厶官乃天生英俊，異性標奇;文武雙全，忠孝兼備。[32]

厶官視天公主為“慈母公主”，則其應為天公主親生無疑。天公主李氏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稱謂，其中就有“慈母公主”之謂。[33] 文中高度評價此人“懷所(佐)國之宏規，韞安邊之上略”，可見其在內政外交上成績卓然。在曹議金時期曹元德一直是作為節度使的第一順位繼承人來培養，其先後擔任（沙州）刺史、歸義軍節度副使，雖不能說“雄才大略”，但佐國安邊，當之絕無愧，而天公主子尚書雖也被讚譽為“分符千里，建節百城”，但只是“指揮尚書”即都指揮使，地位亞於刺史，可見其文韜武略較之元德相差甚遠。況此祈願文乃為厶官之病祈福之用，而吾等故知，曹元德一直以來就是個病秧子，文書中多有其（司空）患病記錄，如P. 2032V《戊戌年淨土寺破用例殘卷》記“司空患時還馬價眾僧用（405行）”“司空患時燃燈用（410）”“司空患時馬價用（480行）”“太保亡時吊公主郎君小娘子等用（469—470行）”。[34] 甚至迎接天朝來使也因病體沉重，不能起身而遣其弟曹元深代迎[35]，而文書中從未見有“尚書”的患病記錄，而其死亦極突然而無預兆，故知此患重病的“厶官”，為元德的可能性極大，而既然“厶官”亦即元德視天公主為“慈母”，則其為公主子的可能性無疑是很大的。

綜上，言稱曹元德為索氏子完全無憑據，若為宋氏子，可引《邈真贊》“別男司空”一語為證，然事實上曹議金諸子名義上都可稱是三位夫人的兒子，而宋氏又特別念其“孤遺”曹元忠，故宋氏難稱是曹元德生母。多數學者支援回鶻天公主為其生母，佐以上面數件文書特別是P. 3567和P. 2850文獻，足見其有著較高的合理性。

既如是，則曹元德與“尚書”實為親兄弟，同為甘州回鶻天公主之子，而“尚書”顯見是天公主最寵愛的一個兒子，也是元德節度使之路上唯一的對手。S. 663《某官佛事齋文》雲：“公主、夫人恆昌，保芳顏而永潔。刺史、尚書等固受（壽)，願接踵而紹隆。[36] ”此文書寫於曹議金做太保時（925-928），尚書位居刺史（曹元德）之後一位；P. 2058文書雲:“又持勝福，次用莊嚴河西節度使令公貴位……又持勝福，次用莊嚴常(尚)書郎君貴位，伏願金柯益茂，玉葉常榮，盤石增高，維城作固。天公主助治，以（與）秋月而長圓。夫人應祥，保閨顏而永春。”[37] 文書寫於曹議金稱令公時（928-931），此件文書不見曹元德，“尚書”位居曹議金與天公主、二位夫人之間，鄭炳林、杜海以為“天公主助治”為公主輔弼議金並希圖其廢長立幼，助己愛子登上節度使之位。其說似過度解讀。雖不能說此時尚書已成為第一順位繼承人，但曹元德的地位一定是遭遇了極大的挑戰；S. 1181長興二年（932）文書正背面兩篇願文都未出現曹元德的身影，尚書卻緊隨大王與天公主[38]，顯而易見，他的地位得到進一步的強化。然而這位驚才絕豔的尚書卻並未有成功繼任，曹議金還是把大位傳給了一直悉心培養的接班人曹元德，於是“尚書”的噩夢就來臨了。

被很多願文極力鼓吹的文武雙全的“尚書”，絕非盛名難副，曹議金剛剛去世，天公主又格外偏愛此子，其對曹元德的統治自然構成了威脅，以致於後者必除此（親）兄弟而後快。馬德先生以為“尚書”死於曹元深時，乃因元深時文書P. 4046、P. 3763等皆出現“尚書”“尚書小郎君”等稱。[39] 按“尚書”乃是曹議金後期、曹元德初期天公主愛子的檢校官，如他活至曹元深時期，職銜當不止於此，曹元深時代的“尚書”實當為曹元忠抑或元德之子延恭等。“尚書”這樣一位對元德兄弟節度使寶位威脅很大的青年才俊，豈能苟活如此多年？鄭、杜以為其死於元德時，尚稱精當。

S. 6417[40] 《國母天公主奉為故男尚書諸郎君百日追念文》（圖3）為天公主為去世的諸子追念禱福之文，今節錄如下：

時則有我國母天公主奉為故男尚書諸郎君百日追念之福會也。伏惟故尚書，天資直氣，嶽降英靈，懷濟物之深仁，蘊調元之盛業，故得分苻(符)千里，建節百城，常彰龔遂之風，戶嘆吳忠之化。長史乃文星曜質，豹變資神。司馬書劍闢才，英猷獨步。諸郎君俊哲，皆含夢錦之龍(花);雅量超群，武備由基之略。理應棣萼相映，玉樹蓮(連)青;何圖一日千秋，杳然冥寞。所恨孔懷恚重，天輪（倫）俄逝於重泉，同氣情深，手足頓傾於厚夜。潺溪綠水，幽壹（臺)增涕泗之悲;蒼萃青松，簫颯助淒涼之韻。日馳月馳，渺透冥露(路)之人;福往資來，大展馨香之會。其從良乃比詥有德;乳哺代親，奉孝尊堂，並無愆過，念無仁孝，有彼成生，抽放從良，廣無構鉤。幻(願)使人天等秀，貴賤齊聞，斷怨煩惱之根，厥使菩提之萼，致使國母悲深喪目，庭虧問禮之蹤;痛切肝腸，堂絕獻甘之跡。空遣書劍，有苗不實芳蘭;更想形儀，泣斷趨庭之誨。陽升陰謝，昧去明來，齋為欽□，俄臨百日。其從男云云。於是清吟梵匣，供備香？食，命真子於鹿園，構純陀於鷲嶺[41]。

圖3：S.6417《國母天公主奉為故男尚書諸郎君百日追念文》

使公主“悲深喪目”的事顯然是其長子（或許還有曹元深等之參與）屠戮其愛子之事。文中“一日千秋，杳然冥寞”“天輪俄逝於重泉”“手足頓傾於厚夜”說明尚書兄弟是在一夜之間突然死亡的，其死法類於張淮深一家。而“所恨孔懷恚重”一語則暗示其死於兄弟不睦——從文意可斷，尚書兄弟十分友愛，似未互相殘殺，則“孔懷”定為死者之外的兄弟，或以為是曹元忠[42]，或以為是曹元德[43]，後說較有道理。元忠生母宋氏夫人亡故於元德時期，如元忠參與殺害尚書兄弟，宋氏豈會託元忠於公主？然鄭炳林、杜海將“從男云云”判斷為兇手曹元德則無據。

馬德、鄭炳林、杜海皆懷疑尚書之死與甘州回鶻的過於強大和歸義軍對回鶻政策的調整相關，也就是說，做了甘州回鶻與歸義軍之間緊張關係的犧牲品。竊以為未然。由上論述可知，曹元德本人很可能為天公主親子，與尚書實為同父同母的親兄弟，那麼這一起兄弟鬩牆的人倫慘劇恐就與外交政治無關，只是歸義軍內部爭權奪利的結果：固天公主取代宋氏、索氏二位議金唯一正妻，則尚書小郎君做為嫡子，自然威脅了元德掌權，古因此而遭戮。

張淮深、李弘願、曹姓尚書，一位節度使、一位大權在握的節度副使和一位很可能成為節度使的青年才俊，都這樣悄無聲息地死去，給後人留下了難解之謎。究其原因，張淮深對其叔議潮及其堂兄弟淮詮、淮鼎可能過於絕情，導致矛盾深化，故可以推測張淮詮之死與張淮深有關。[44] 李氏兄弟野心太大，違背了張氏“義立侄男”“能使南陽重霸”的初衷，低估了張氏家族的反撲力度，從而導致身死人手，為天下笑的結局；天公主之子尚書則當失於根系不深，其母過於揠苗助長想扶他上位，引發大兄猜忌，從中作梗，結果造成了個人及幼弟共同的悲劇。綜而言之，皆是權力慾燻心、行事囂張，不聽人言所致也。權力一如毒品，一旦沾惹，非死不休，節度使又是最易攫取的一種權力，馬壯兵強，善用死士而可得之。故節度之家人人心懷鬼胎，鉤心鬥角，生存大是不易，相似的人倫悲劇頻頻上演，亦可謂晚唐之五代一大特色也。

基金專案：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專案《敦煌中外關係史料的整理與研究》（編號19ZDA198）。

作者簡介：蓋佳擇（1989- ），男，漢族，江蘇淮安人，淮陰師範學院圖書館館員，主要從事唐宋文獻與中國古代宗教文化研究，楊富學（1965- ），男，漢族，河南鄧州人，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研究員，隴東學院特聘教授，蘭州大學兼職教授、博導，主要從事敦煌學、西北民族史、古代宗教研究。

註釋：

[1]《新唐書》卷210《藩鎮魏博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926—5932頁。

[2]《新唐書》卷212《藩鎮盧龍傳》，第5985—5987頁。

[3]《新唐書》卷214《藩鎮宣武傳》，第5999—6001頁。

[4] 馮培紅：《敦煌的歸義軍時代》，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426—427頁。

[5] 藤枝晃：《沙州歸義軍節度使始末（一）》，《東方學報》（京都）第12冊第3分，1941年，第75、82—83頁。

[6] 向達：《羅叔言<補唐書張議潮傳>補正——瓜沙談往之四》，《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第422—423頁。

[7] 蘇瑩輝：《補唐書張淮深傳》，《敦煌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3年，第250—252頁。

[8] 孫修身：《張淮深之死再議》，《西北師院學報》1982年第2期，第33—38頁。

[9] 榮新江：《沙州張淮深與唐中央朝廷之關係》，《敦煌學輯刊》1990年第2期，第1—7頁；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83—197頁。

[10] 李軍：《清抄本京兆翁氏族譜與晚唐河西曆史》，《歷史研究》2014年第3期，第52—55頁。

[11] 李永寧：《豎牛作孽君主見欺——談張淮深之死及唐末歸義軍執政者之更迭》，《敦煌研究》1986年第2期，第15—19頁。

[12] 鄧文寬：《也談張淮深之死》，《敦煌研究》1998年第1期，第76—80頁。

[13] 李軍：《晚唐中央政府對河隴地區的經營》，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第160—162頁。

[14]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256—1263頁。

[15] 按清高建章、高麟超撰寫的《左史比事》，以叔孫豹與韓信並列相比，——用韓信受漂母恩惠典故，說：“叔孫穆子之宿庚宗，猶漂母之留王孫也。”並明確指明：（豎牛）“狼子野心，將恩仇報，殺孟丙、殺仲壬，方且冒認為奸生之子，以便其襲位之謀。”亦即以為叔孫氏“宿”婦人，實未與發生關係，而豎牛，自然就是他冒牌的兒子。

[16] 阪尻彰宏：《三つの索勳像――供養人像からみた歸義軍史》，高田時雄主編《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10號，2016年，第311—312頁。

[17] 廖名春、鄒新明校點，魏王肅注：《孔子家語.正論解》，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09—110頁。文曰：叔孫穆子，避難奔齊，宿於庚宗之邑，庚宗寡婦通焉而生牛。此在《左傳》基礎上稍有發揮。

[18] 黃徵、吳偉：《敦煌願文集》，長沙：嶽麓書社，1995年，第916頁。

[19] 榮新江：《晚唐歸義軍李氏家族執政史探微》，《文獻》1989年第3期，第96—98頁；馮培紅：《敦煌的歸義軍時代》，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64—185頁。

[20] 李正宇：《索勳、張承奉更迭之際史事考》，郝春文主編《敦煌文獻論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5頁。

[21] 沙知：《敦煌契約文書輯校》，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03頁。

[22] 徐自強、張永強、徐晶等編著：《敦煌莫高窟題記彙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8頁史巖編號405窟即敦煌研究院編號第9窟錄主室東壁殿前壁右方第三身為“亡兄李□□”，敦煌研究院錄文為“亡兄□嶽”，李軍：《晚唐中央政府對河隴地區的經營》，第175—182頁。

[23] 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第210頁。

[24] 關於甘州回鶻天公主與曹議金的和親，可參見徐曉麗：《曹議金與甘州回鶻天公主結親時間考》，《敦煌研究》2000年第4期，第112—118頁；楊富學、路虹：《甘州回鶻天公主再考》，《石河子大學學報》2019年第1期，第91—101頁。

[25] 姜亮夫：《瓜沙曹氏世譜》，《浙江學刊》1983年第1期，第106頁。

[26] 姜亮夫：《瓜沙曹氏世譜》，《浙江學刊》1983年第1期，第105頁。

[27] 黃徵、吳偉：《敦煌願文集》，長沙：嶽麓書社，1995年，第59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