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務主義是古今中外政治事業的通病頑症。明清時顧炎武批判過“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於一日”的弊病。抗戰時期，作家張天翼以諷刺小說的形式，塑造了一位四處叫忙的華威先生：他天天忙著開會與講話、吃請與請吃，“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覺的制度。我還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時。抗戰工作實在太多了”。1976年法國政治家佩雷菲特在《官僚主義的弊害》一書中列舉了充斥政治系統的“法蘭西病”，用記錄、報告、研究、報表、鑑定總結造成全面掌握情況的假象，只統計數字而放棄活生生的現實，不該做的事儘量做，該做的事偏不做。
我們黨對事務主義的批評警覺是一貫和自覺的。1950年7月，時任中央紀委書記朱德在全國民政工作會議上指出，要注意“不關心群眾痛苦，不愛護國家財產，工作有佈置無檢查，成為在公文上兜圈子的文牘主義、事務主義”等官僚主義作風。
1960年3月山東歷城縣委報告中說，基層仍然存在“五多五少”的問題：會議多，聯絡群眾少；檔案、表報多，經驗總結少；人們蹲在機關多，認真調查研究少；事務多，學習少；一般號召多，細緻地組織工作少。對此毛澤東專門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反對官僚主義的指示》，表示“一年要對這個五多五少問題談兩次，至少談一次”。
1963年5月，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負責幹部會議上作報告，詳細列舉了官僚主義的20種表現，其中第三種就是“無頭腦的、迷失方向的、事務主義的官僚主義”“辛辛苦苦的官僚主義”，周恩來指出“如果是個普通幹部，忙忙碌碌、有時方向不大清楚，那還可以諒解。如果是個領導幹部，怎麼容許他是個事務主義者呢？”
同一般的腐敗和作風問題相比，事務主義不屬於腹心之患，但卻很難根除，極易復發，久而久之會消磨人的意志、降低工作效率，導致動機和效果產生分離，陷入南轅北轍、越忙越亂的困難境地，給黨和人民事業造成損失。對事務主義問題，一方面要辨證施治、對症下藥，另一方面要綜合施治、糾樹並舉，自上而下樹立正確導向。
對缺乏方向產生的事務主義，要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頭腦，提高黨員幹部黨性修養和政治水平。習近平總書記講過一個故事：紅軍過草地的時候，伙伕同志一起床，不問今天有沒有米煮飯，卻先問向南走還是向北走。在紅軍隊伍裡，即便是一名炊事員，也懂得方向問題比吃什麼更重要。沒有正確的方向，只是一味低頭拉車而不抬頭看路，就會陷入實用主義、功利主義，在方向問題上出現偏離，甚至犯顛覆性錯誤。黨對幹部的要求是全方位的，也是一致的，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自覺改造主觀世界，不能以任何理由放鬆學習。
對作秀表演性質的事務主義，要用黨的紀律、規矩進行嚴肅批評，引導幹部做到“三嚴三實”。有的事務主義是做給人看的，圖勤奮之名，無尺寸之功，用戰術上的忙掩蓋庸懶散奢。對此要借鑑東漢荀悅的四“不”——不受虛言，不聽浮術，不採華名，不興偽事，樹立正確導向，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引導幹部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把說和做一致起來，把對上負責和對下負責一致起來，樹立正確政績觀，多做打基礎、利長遠的事，把功夫下到求實效上。
對脫離群眾陷於案牘的事務主義，要加大直接聯絡群眾力度，打破橫亙在幹群間的“事務壁壘”。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安徽省績溪縣荊州鄉原紀委書記李夏生前參與長安鎮危房改造驗收時，每到一戶便搬來一把梯子爬上房頂，有人笑他比驗收自家新房看得都細，他說“咱們量的可都是老百姓實打實的利益。”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歷史是群眾自己創造的，任何工作都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接受群眾的評判檢驗。要具體地而不是抽象地聯絡群眾，增強群眾觀念、培養群眾感情、提高群眾工作本領，在為人民辦實事中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絡。
對機械勞動的事務主義，要強化愛崗敬業，鼓勵幹部鑽研業務，提高效率。北京市百貨大樓特級售貨員、全國勞動模範張秉貴說：“站櫃檯的學問不像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那麼高深，也不像發射火箭那樣動人心魄，但它同樣有科學。”他在平凡工作崗位上總結出“快速售貨法”和“一抓準”“一口清”的絕技，寫成4萬字的《張秉貴櫃檯服務藝術》，被譽為“燕京第九景”。黨員幹部承擔的一切工作，既是政治工作也是業務工作，同樣需要工匠精神，把簡單勞動變成複雜勞動，冷板凳坐成熱板凳，在螺螄殼裡做出道場，成為善於總結經驗規律、提高幹事創業效率的行家裡手。（林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