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舟
可能很少人會注意到，在今年的第44屆世界遺產大會上，以三內丸山遺址為中心的“日本北部的繩文史前遺址群”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畢竟在這次新增的33處世界遺產中，國內媒體所聚焦的無疑是“海上絲綢之路”起點泉州古城。
我發現，即便是一些平日對歷史和考古文化感興趣的朋友，對此也並未留意，另有一些人雖然關注日本，但他們所關注的最早也是平安時代（794-1192年）以後的那個“日本”，這些陌生而遙遠的史前遺址也在他們的視野之外。
這是非常令人遺憾的一點，因為繩文時代正是“最早的日本”，其重要意義在我們國內是遭到嚴重低估了。那不僅可以向我們呈現遠古日本列島居民如何生活，而且繩文、彌生文化對近現代日本的歷史敘事、乃至歷史程序本身帶來了變革性的影響。即便撇開這些不說，日本相關考古文化遺址的保護、展示、宣傳，在許多方面也都可以為國內的相關活動提供重要的借鑑。
繩文遺址：日本的源頭
說實話，我對這次“日本北部的繩文史前遺址群”申遺成功並不意外，畢竟日本為此準備已久，可說下足了工夫。三年前的2018年8月，我和家人去日本東北旅行，在青森縣的三內丸山遺址就看到許多海報，甚至還有一個“世界最大豬形土製品摺紙”大賽，鼓動人們參與、支援這一遺址群成為世界遺產推薦名錄。從展示資料來看，早在2002年8月，相關4個道縣（北海道、青森縣、巖手縣、秋田縣）就已提出“北部繩文文化走廊”的構想，2009年納入日本的申遺預備名單。
最終申遺成功的這一遺址群由4道縣內共17處遺址組成，包含大平山元、大湯環狀列石、大森勝山、是川和龜岡兩處石器時代遺蹟等，遺產點包括聚落、墓地、祭祀場所、列石和土堆，覆蓋山區、丘陵、平原、低地、內陸海灣、湖泊和河流等多種地理環境。它們全都位於本州島最北端（青森縣就佔了8處）和北海道南端（6處），之所以能儲存完好，恐怕是因為當地直至明治維新之前，原本都是最荒涼的未開發地帶。這一遺址群的核心正是三內丸山，佔地40公頃，而其他16處加起來也才102公頃。
當然，在去三內丸山遺址之前，我並不清楚這些。國內對日本的繩文遺址的介紹寥寥無幾，中文的日本遊記也極少會把這裡看作是一個值得一去的“景點”，我那天在三內丸山也沒遇到一個遊客講中國話，入口的陳列架上雖然有免費取閱的中文版小冊子，但瞥一眼就知道，大概平日也沒什麼人拿，因而留下來的遠比日文、英文的多。
對中國人來說，繩文時代的“日本”是非常陌生的——不僅僅是文化上的陌生，也極其缺乏系統的介紹。除了一些日本通史的書籍上提到一筆之外，對這一長達一萬多年的時期，譯介過來的似僅有日本考古學家森川昌和所著的《鳥濱貝冢：日本繩紋文化尋根》這一本。森川在1962-1985年間參與挖掘了被譽為“繩文的時間封存匣”的鳥濱貝冢遺址（約公元前10000-3000年前），因為這裡屬於低溼地遺址，植物性遺存可以保持著醒目的原色和形狀。在考古學上，鳥濱貝冢的發掘成果有“五大收穫”，即揭示了繩文人的飲食生活、栽培植物、木工技術、纖維工藝技術和漆工技術的奧秘。
相比起鳥濱貝冢，三內丸山是更完整的集中體現，畢竟這是日本最大的繩文聚落。這一大型聚落在約公元前3900-前2200年的近兩千年間都一直有人居住，出土了4500年前的巨大木柱和許多頗具代表性的陶器，在展廳的一面牆上，鑲嵌著無數出土陶片。在遺址內，保留有完好的環狀配石墓道路遺蹟、半地穴式房址、兒童墓葬、北之谷（垃圾場），復原了半地穴建築、立柱式建築——三內丸山的標誌性景觀，就是一個復原的大型立柱式建築。
當時之所以要在行程中特意安排到此一遊，是因為我模糊地知道，三內丸山是日本現存規模最大的繩文時代聚落遺址，又就在青森市區邊上，難得有機會來了，還是應該去看一下。更何況，它旁邊就是青森縣立美術館，對考古遺址毫無興趣的家人也可以在那裡逛逛。後來我才意識到，這本身就是一個考慮到遊客體驗的巧妙安排：三內丸山遺址發現於1953年，大規模正式發掘始於1992年，2000年被指定為日本特定史蹟了，而青森縣立美術館則是2006年才開館的，一開始就特地選址在它旁邊。
最古老的遺蹟和最現代風格的美術館（美術館內最受歡迎的藝術家是青森縣出身的奈良美智和寺山修司，作品也都很超前）並置在一起，乍看似乎有點混搭，但其實卻自有道理。因為從一開始，繩文文化的意義就並不僅僅只是“與現代人生活無關的一堆史前破爛”。
1877年，在東京大學執教的美國動物學家Edward S. Morse乘坐新開通沒幾年的京濱線，從橫濱前往東京，在今品川區的大森車站發現一處貝冢，從中找到了原始陶器。由於陶器上有類似草繩的紋樣，他在兩年後的報告中稱之為Cord marked pottery，一開始被日本學者譯為“索紋土器”，後來由白井光太郎改譯為“繩文土器”。由於日本很晚才進入文字時代（約8世紀中葉出現片假名），上古歷史更是茫無記載，在近代考古挖掘之前只有傳說，因而這些以陶器為主的繩文時代遺蹟的出土，立刻轟動一時，可說其重要性無論如何估計都不為過。
這首先當然重新整理了世人對日本早期歷史的認知。日本歷史上一般從鎌倉時代（1192-1333年）起算作中世，而此前則是“原始”和“古代”時期——正如井上亙指出的，這一漫長的黎明時期其實佔了日本史的94%之久。如果把繩文時代劃定為公元前13000年至前400年之間，那麼僅繩文時期就佔了84%，而沒有考古遺蹟，重建這一段歷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更進一步講，這一“客觀真實歷史”的出土，為人們重寫日本史、進而批判地認識日本的正統史觀和政治話語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思想史學者小島毅強調指出，現代的“日本”，其實是受這些文化思想觀念所形塑的政治共同體：
所謂“日本國”，並不僅僅是地理性的，不是因為自然界裡有日本列島才存在的國度；而是基於被記錄下來的，而且被記憶在人們心中的“日本歷史”而孕育出來的文化才形成的國度。所以，我特意不在前作中觸及繩文時代。因為繩文時代生活在如今我們稱為“日本列島”上的人，應該並沒有自己是“日本人”的意識。……如果沒有《古事記》和《日本書紀》，日本應該就不是現在的日本了。（《東大爸爸寫給我的日本史》，中譯本第2頁）
正因為繩文人既是日本人的祖先，但卻又不是後世意義上的“日本人”，因而其存在本身就促成了一種批判性的新史觀。這就像文藝復興時期的西方人，在已被基督教化一千多年後，忽然重新發現了希臘羅馬時代的異教精神，這就為反思當下提供了強有力的武器。在中國也一樣：1926年《古史辨》第一冊問世，無疑也是受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刺激，讓顧頡剛等“古史辨派”質疑“三皇五帝”之類的正統信條很可能不過是傳說。
不過，雖然這種尋求客觀歷史書寫的思潮在戰前就已興起，但日本當時佔據正統地位的仍是把“記紀”神話當作真實事件的“國史”，1940年還隆重紀念了“建國二千四百週年”（從傳說中公元前660年神武天皇開國算起），以此灌輸“忠君愛國”，但在戰後，日本教科書上的歷史記述就變成了從繩文時代開始的“日本史”，以此清除圍繞在原先這種皇國史觀上的意識形態。
與中國有所不同的是：考古發現並不只是起到補充、反思歷史認知之用，出土的繩文陶器、土偶從文化、審美的層面也提供了一種批判性的思想資源，借用現在時髦的術語，可以說是“繩文考古作為方法”。早在1960年代初，藝術家岡本太郎就強調認為，日本真正的民族傳統，在於健勇的繩文式文化，以此反對後世的浮華藝術風格。岡田武彥在《簡素：日本文化的根本》中也認為，陶器圖案從繩文時代到彌生時代的演變，“就是簡素化的過程”，古墳時代的埴輪則是“這種簡素化達到極點的標誌”。
吉野裡：日本誕生於此？
繩文時代的日本列島居民，過的仍是一種分散的漁獵-採集原始生活，這無法供養、聚集起大量物資和人口。三內丸山遺址雖是日本現存最大的繩文時代聚落，但佔地也不過40公頃，在中國人眼裡會覺得非常小，畢竟像“上海之根”的廣富林遺址公園都佔地130公頃。從約公元前400年起的彌生時代起，日本才出現了更大型的聚落，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無疑是九州島佐賀縣佔地117公頃的吉野裡遺址——三內丸山步行就能參觀完，但在吉野裡就得坐遊覽車了。
雖然幾乎是三內丸山的三倍大，但吉野裡的門票並不高多少（成人460日元，三內丸山則是410日元），幾乎只有良渚遺址的1/3。吉野裡歷史公園在2001年開園第一年就接待了多達68萬人參觀，到今年4月21日開園二十週年之際已有累計1243萬人來訪，在新冠疫情之前的幾年裡基本都維持在70多萬人次，去年才降至40萬人。這些數字是各繩文遺址望塵莫及的：三內丸山遺址2019年度僅有19.23萬人參觀，去年受疫情衝擊更是劇減六成至7.56萬，僅及吉野裡的一個零頭。
吉野裡如此受歡迎，絕不是偶然的。和三內丸山不同的是，它集考古文化和遊樂園的功能於一身，既有嚴格的遺址保護，也有設計完善的遊玩線路。國內現在不少考古遺址公園（如良渚）也在效仿這一模式，只是它在日本運營得更為成熟，無論是周邊產品的開發、收費體驗專案，都做得更為細緻專業。也因此，它吸引了不同的遊客前來：據2009年的統計，到吉野裡的遊客，39.5%是為觀光，26.0%是為歷史探訪，11.8%是學習體驗，6.4%竟然是為了製作勾玉，另有4.1%是來散步，3.6%是來“野餐”！
要讓人們對一個與現代生活距離遙遠的考古遺址產生興趣，生硬的說教是很難起效的，這不僅需要生動的展示，更需要注重讓人們體驗歷史文化。在這方面，日本人可以說做得一絲不苟：吉野裡區域內的所有植被，都完全模擬出土的彌生時代的植物重新種植，像西紅柿這種後來才引入的外來物種是絕對見不到的；當然，更重要的是體驗工房的各種定期課程，按當時的工藝製作染色布、陶器，而最受歡迎的當然是勾玉製作——每年有不下4萬人就是為此專程來吉野裡。
在三內丸山的出土文物裡，幾乎看不到金屬器物、兵器、權杖、玉石，那還是一個以陶器為主的原始平等社會；但在吉野裡，這些都大量出現了。在北墳丘墓（距今2100年前），還集中埋葬著當地首領，說明已有“王者”。吉野裡也是日本現存最大的環壕聚落，據推算在公元3世紀全盛期時可能聚居有5400人之多，無論是建築、文物和表現出的社會組織形態，都遠比三內丸山要複雜、先進得多，一些學者甚至將它稱為日本最早的“都市”。
更重要的是，自1986年開始發掘以來，就一直有人提出假說，認為這很可能就是《三國志·魏書·倭人傳》中提到的邪馬臺國（Yamata，即日語“大和”的音譯），換言之，這裡可能是“日本”這個國家的真正誕生之地。在入口處的展示架上，有大量相關的研究書籍。前些年，流行的邪馬臺國九州說遭遇挑戰，學界認為至少卑彌呼時代的日本政治中心已經在向大和移動，因而有人推測奈良縣櫻井市的箸墓古墳才是卑彌呼的墓地，連宮內廳也將該墓劃為“陵墓參考地”。不過，儘管如此，在吉野裡，卑彌呼女王的形象仍然到處都是——她是正史記載的第一個日本統治者。
在日本歷史上，擁有壕溝、圍牆等大規模防衛設施的城鎮密集出現的時期只有兩個，那就是彌生時代和戰國時代（1467-1600）。這樣的防禦體系是社會衝突劇烈的建築學反應，也表明原有的社會秩序在瓦解之後，正在激烈衝突中醞釀著全新的國家形態。不過，在彌生時代能出現這樣大型的環壕“都市”，首先意味著當時的生產力已經能供養大量人口。
繩文時代日本列島的漁獵居民只有靠散居才能維持生存，還無法達到催生“國家”所需要的臨界條件。據山內清男估算，繩文時代生活在列島的人口約為25-26萬之間；小山修的估算更悲觀，認為直到繩文晚期（公元前5世紀）也只有7.6萬人，但到彌生時代（前4世紀-公元3世紀）就有了約60萬，古墳時代（250-710年）則達到540萬，出現了成熟的王權。井上亙認為，繩文時代散居的“村”（mura）在進入彌生時代後發展為“國”（kuni），開始使用以銅鐸、銅劍等為代表的青銅器和鐵器，社會組織複雜化，競爭加劇，戰爭也由此開端。
為何彌生時代能產生飛躍性的變革？很多學者相信，這與中國大陸戰國晚期的發達文明向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的擴散有關。日本人類學者埴原和郎運用人口增殖模式演算方法，推匯出從公元前300-公元600年（從彌生時代開始到古墳時代結束），從大陸來的渡來人從40萬增加到150萬，這就是“埴原百萬移民說”。
不論當時的移民數量有多少，有一點是肯定的：他們在當時屬於技術文化高度先進的文明人，也參與了大和朝廷勢力中心。這一時期出現了徐福東渡的傳說，雖然未必是信史，但卻很可能是無數大陸移民經歷的縮影。安志敏就曾從稻作農耕、幹欄式建築、鬲形陶器和印紋陶、海流和交通諸方面，論證認定彌生文化與吳越文化之間有深厚的淵源。
現在被認為是日本最典型文化象徵的一些事物，例如壽司、鳥居，在彌生時代之前都不存在，而它們極有可能都是從長江下游的稻耕民族那裡借入的。更重要的是稻作文化的輸入，在日本社會形成了以稻米為中心的飲食文化，並由此支撐起更密集的人口。2003年，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曾用放射性碳元素年代測定法檢測了北九州彌生時代遺物的年代，結果發現北九州在公元前10世紀就已經開始了水稻耕作，彌生時代的開始，比之前斷定的時間早了500年。中國殷周革命的激盪，給北九州的水稻耕作帶來了機會。
1975年，美國學者克里斯蒂·特納二世（Christy G. Turner II）透過古人牙齒形態比較，提出日本列島人群的“二重起源—混血說”，認為在日本列島居民中同時存在巽他型（Sundadonty）和中國型（Sinodonty）兩種牙齒形態型別的人群，繩文人和阿伊努人屬於巽他型，彌生人和現代日本人屬於中國型。從現有的考古證據來看，彌生文化的新勢力由西南輸入，向北擴散較慢，因而北海道的阿伊努人仍能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繩文時代原住民的體質特徵和文化元素，保留了自己的基因池。換句話說，現代日本人其實是混血的彌生人的後代，而真正純種的土著（更接近繩文人的阿伊努人）倒是已經瀕臨滅絕了。
因此，雖然日本一直被認為是一個孤立的文明，但彌生時代的考古發現卻證明，它實際上和其他文明一樣，是在強化與外部交流、甚至輸入大量先進文明的情況下才形成的。這不僅僅涉及到日本這個國家的起源問題，甚至還包括“日本人”這個群體的起源——因為大和民族向來有“單一民族”的神話，但彌生時代考古卻讓人們意識到，日本人的基因庫裡極有可能混合了大陸移民的血液。
從這一意義上說，繩文時代和彌生時代遺址雖然看似都是一些與現代生活無關的考古發現，但它們的出土都對日本人的歷史觀造成了深遠的衝擊，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重新界定了“日本”和“日本人”的內涵，迫使人們去反思其最初的意涵究竟如何，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乃至破除了原先那種佔據統治地位的神話。僅就這一點而言，中國人對這些日本考古文化的重要性是太過低估了，國內對它們的瞭解不僅不多，而且是太少了。
責任編輯：鍾源
校對：丁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