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安斯坦博士來華之準備】，《北京大學日刊》 1922年11月14日
《相對論淺釋》，夏元瑮譯
愛因斯坦等在上海梓園合影
1917年
知識界一場誤打誤撞，“相對論”初現中國
1917年這一年，於中國乃至世界歷史而言，都是相當特殊的一年。這一年新年伊始，陳獨秀應蔡元培之聘，出任北大文科學長。之後，《新青年》編輯部隨之移至北京，有了《新青年》與“新文化運動”的北大，也迅即成為當時中國思想界最活躍的前沿陣地。
這一年開年新刊，元旦之日出版的《新青年》2卷5號中,陳獨秀以“記者”名義同時轉載了兩篇演說詞《蔡孑民先生在信教自由會之演說》和《蔡孑民先生之歐戰觀》。前一篇演說詞，乃是蔡元培剛剛抵達北京，準備正式就任北大校長之前的一次重要講演記錄，集中體現了其治學治校的基本宗旨，自然備受社會各界矚目。除了在北京有《新青年》首發演說詞之外，3月15日，又被上海《東方雜誌》轉載，一時間傳遍京滬，南北皆知。
然而，就在《新青年》首發演說詞一個多月之後，百忙之餘的蔡元培抽空翻檢雜誌，卻發現演講詞中有一些記錄錯誤之處。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誤讀與誤解，遂於2月19日致信《新青年》編輯部，明確指出了這些錯誤，並逐一表述了修訂意見。十餘天之後，3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迅即刊發此信，算是對之前刊發的演講詞做了及時更正與宣告。
蔡氏信中首先糾正了關於“宇宙觀”的一段演說詞，併為之特意指出，當天在講演中應當是這樣說的：
“在科學發達以後，一切知識道德問題，皆得由科學證明，與宗教無涉。惟科學所不能解答之問題，如宙之無涯涘，宇之無終始，宇宙最小之分子果為何物，宇宙之全體果為何狀等。是舉此等問題而研究之者，為哲學。”
不過，那未經修訂的演說詞，畢竟已經公開發布兩個月之久，其傳播之廣泛，可以想見。包括講演者本人蔡元培、《新青年》主編陳獨秀在內，恐怕誰也不曾料到，正是因為演說詞記錄稿中的一些錯誤，竟然由此引發了一場關於愛因斯坦學說的爭論與國內流行之熱潮。
原來，時為1917年4月，由中國留日學生建立的“丙辰學社”(後改名為“中華學藝社”)的社刊——《學藝》雜誌，在日本東京創刊發行。這一雜誌的創刊號中，赫然刊有一篇題為《批判蔡孑民在信教自由會之演說並發表吾對於孔教問題之意見》的文章，作者為一位就讀於東京帝國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名叫許崇清。
為此，蔡元培即刻致信許氏，告知演說詞記錄有誤，“而累足下為此不經濟之批判，甚可惜也”，而發表了其糾正之語的《新青年》第3卷第1號，“想足下尚未之見”，“今奉油印本一通，鄙人本意可見大概”。
孰料，收到了蔡氏致信，又讀到了演說詞修訂稿的許氏，並未就此罷休，迅即又於《學藝》雜誌第2期上，撰發了《再批判蔡孑民先生信教自由會演說之訂正文並質問蔡先生》一文，依舊不認同蔡氏的觀點與思想立場。許氏反對與質疑的蔡氏觀點，竟然也包括了前述那一段蔡氏致信陳獨秀，特意加以糾正了的關於“宇宙觀”的一段演說詞；並明確拈提出了當時科學界前沿最新研究成果之下的“宇宙觀”，即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學說。文中稱：
“方今自然科學界，關於時空（即宇與宙）之研究，則有Einstein於1905年發表之‘相對性原理’。此原理以二假定為前提，其一則為‘相對性之假定’，其二則為‘光速不變之假定’。艾氏據此以時間相對性之定義，而牛頓力學所懸設之絕對空間絕對時間幾至不能成立。”
雖然在與蔡元培論爭的這篇文章中，許崇清只是拈提了一些狹義相對論的基本假設和概念術語，來加以哲學層面上的闡發與表述，還並沒有從科學理論角度加以專業解析，但這些隻言片語，卻是迄今所知最早的關於“狹義相對論”的中文介紹。
1919年
北大理科學長曾是愛因斯坦家中常客
話說時年50歲，長許崇清20歲的，剛剛履新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在這一場年齡、地位、閱歷都頗為懸殊的，隔海通訊式的論爭中，並沒有為之大感惱火與鬱悶，反倒因為得悉愛因斯坦學說而深感快慰，併為這一新奇學說的獨特魅力所吸引。隨後，即有意邀請愛因斯坦來北大講學，開始多方聯絡籌劃，為之緊鑼密鼓地安排佈置。
當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以《新青年》為陣地，傾力發動並全力推進“新文化運動”之際，早在蔡元培掌校之前五年，即已出任北大理科學長的夏元瑮（1884—1944，字浮筠），也隨之同步走向了時代前沿——為引介與傳佈科學新知，尤其是在普及愛因斯坦學說及邀訪通聯方面，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個人貢獻。
就在“五四運動”這一年，即1919年夏，夏氏出訪德國並以訪問學者身份入柏林大學從事學術活動。也正是在此時，夏氏透過其師，著名物理學家、量子力學重要創始人馬克斯·普朗克，結識了愛因斯坦並常到其家中研討各種問題，與其家人也逐漸熟絡起來。正因為有了這樣的人際關係基礎，夏氏還促成了向以傳佈新知、再造新民為己任的著名學者梁啟超，與愛因斯坦的一次面晤。
據夏氏後來憶述，就在其成為愛因斯坦家中常客“幾個月後，梁任公先生到柏林”，夏氏即“請他同愛因斯坦夫婦晚餐”，“席間梁先生問相對論的真義，愛因斯坦詳為解釋”。當時，夏氏“擔任雙方翻譯”，因“談話久，而進食的時間少”，“還引起愛氏夫人的不滿”。不過，愛因斯坦對梁氏印象不錯，曾稱“梁先生真聰明，略有解說即能明白”。
1921年歸國之後，出任北大物理系教授的夏氏，又開始頻繁在北大校內外撰發文章，力圖以較為通俗簡明的講解方式，向國內知識界普及愛因斯坦生平及其學說。愛因斯坦於1916年所撰名作《狹義與廣義相對論淺說》，夏氏迅即著手譯成《相對論淺釋》書稿，於1922年4月交由商務印書館初版，對於那個年代對這一新奇學說想要有所瞭解的中國讀者，不啻於一部案頭必備的入門“寶典”。
當然，並不是所有熱心於引薦、介紹愛因斯坦學說的中國學者，都具備如夏氏那樣的專業背景與知識修養，更不必說“親炙”面晤愛因斯坦的機緣，亦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所有這些客觀條件的限制，並不妨礙同時代大量非專業領域內的中國學者，甚至是非理科專業背景的中國學者，去接觸與親近愛因斯坦及其學說。
1920—1922年
“後浪”才俊齊上陣，“跨界”推介愛因斯坦
譬如，後來成為著名音樂家、教育家的王光祈(1892—1936，筆名若愚)，1920年赴德國留學時，就以兼任上海《申報》《時事新報》與北京《晨報》駐德特約記者的身份，向國內讀者多次引介愛因斯坦及其學說。
早在1920年11月5日，《時事新報》就刊發了由王光祈所撰，題為《德國科學界的大論戰》的“駐德特約通訊員”專稿。當時，愛因斯坦的中文譯名尚未統一，僅據音譯還稱之為“安斯坦”，稍後又有“恩斯坦”“愛恩斯坦”之謂。王光祈在此文中激贊稱，“安斯坦是近代的哥白尼，是現在的奈端（牛頓），是科學中一個大革命家。”1921年3月2日，《時事新報》又刊發了由王氏所撰“德國特約通訊”專稿，文中首次披露了“發明相對論的安斯坦將遊中美兩國”的獨家訊息，並捎帶透露了其友人魏時珍正著手翻譯“通俗相對論”的訊息。
1922年2月1日，由李大釗、王光祈發起主辦的《少年中國》雜誌第3卷第7期，以魏氏所譯《相對論》與王氏所撰《我所知道的安斯坦》為主體內容，將這一期雜誌特別命名為“相對論號”，向國內讀者隆重推出。
然而，可不要以為這一期《少年中國》雜誌，即是中國第一本“相對論號”雜誌了。因為早在約十個月之前，於1921年4月15日，由梁啟超主編的《改造》第3卷第8號，就已然被命名為“相對論號”，這才是國內首創之舉。
這一期“相對論號”的封面頭條文章，是詩人徐志摩所撰長達15個頁面的“雄文”，實在是令略微瞭解徐氏生涯的當世或後世讀者，都驚訝莫名的罷——“相對論”的風靡一時，可見一斑。
略微翻檢一遍，可知徐志摩解說的“相對論”，乃是逾越了文理科界限的，帶著濃厚人生觀與價值觀意味的泛哲學理論。這一個性化解說，有著全然“跨界”不顧，深入淺出且又諧趣橫生的通俗啟蒙之效。開篇這樣寫道：
“字是一個個都認得的，比喻也覺得很淺顯的，不過看過之後，似乎同沒有看差不多。我可也並不著急，因為一則我自己科學的根柢本來極淺，二則安斯坦之說素，原不是容易瞭解之東西……我也不再請教人了，自己去瞎翻。另外看了幾本書幾篇雜誌文字。結果可不能說完全失敗，雖然因為缺乏高深數學的緣故，不能瞭解他‘所以然’的道理，不過我至少知道了那是甚麼一回事。”
接下來的十餘個頁面，主要就是去講述他透過自己感悟理解的，終於知道了的“那是甚麼一回事”了。徐氏雖不知其“所以然”，卻終於“知其然”的結論，大致是這樣的：
“‘相對說’根本沒有玄想的意味，因為他完全脫離人生的感情意氣經驗種種，是純粹唯物的性質。尋常哲學多少總脫不了以人心解釋自然，‘相對說’是澈底澈面拋開人間世的理論。我們人類一部智識史是發源於以宇宙中心一直到放棄個人觀念，這‘相對說’可算最後的一期。此是‘自然法’的最後勝利，其範圍之廣為從前所未曾夢見。”
徐氏文中還有提及，約於1920年秋，著名學者任鴻雋、饒毓泰，以及正在訪華的英國著名學者羅素，均已在南京的學術講演中，主題論述或特意提及了“安氏的相對說”，可知當時不僅有以蔡元培為首的北大學術群體，南京及滬上的各路學界精英，也都對愛因斯坦學說投以熱切關注。
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於1931年11月因飛機失事不幸身亡之後，各界痛悼詩人遇難之際，林徽因所撰《悼志摩》一文裡，又再次言及徐氏對“相對論”學說的熱衷與自得，文中這樣寫道：
“志摩的興趣是極廣泛的。他曾經譯過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並且在一九二二年便寫過一篇關於相對論的東西登在《民鐸》雜誌上。他常向思成說笑：‘任公先生相對論的知識還是從我徐君志摩大作上得來的呢，因為他說他看過許多關於愛因斯坦的哲學都未曾看懂，看到志摩的那篇才懂了。’”
1922年
愛因斯坦“快閃”上海，“失約”北大
與一浪高過一浪的國內“相對論”流行熱潮同步，1921年初，赴歐洲考察的蔡元培，遍訪西方學界名流，在法國巴黎訪晤伯希和、居里夫人等世界知名學者之後，又於3月16日，與夏元瑮等在德國柏林面晤愛因斯坦。當蔡氏表達了邀請其訪華講學時，“答甚願，但須稍遲”；甚至還談到了在華講學應用何種語言的問題，蔡氏“告以可用德語，由他人翻譯，夏君（元瑮）即能譯者之一”。
此次面晤愛因斯坦的情形，被簡要記錄在了蔡元培本人的日記中。
答以“甚願，但須稍遲”訪華的愛因斯坦，果然於一年多之後，於1922年11月13日，抵達中國上海。然而，此行並非專程訪華，而是赴日本講學，次日即啟程離去，經停上海只此一天罷了。
雖則如此，上海各大媒體的報道，還是連篇累牘而來，各路訊息，還是接踵而至了。報端各種行程預報及行蹤簡報，確切的與不那麼確切的資訊都有，可靠的與不那麼可靠的訊息都有。不過，愛因斯坦離滬次日（11月14日），由《時事新報》《民國日報》同時刊發的相關報道，雖一簡一詳，但二者內容基本可以相互映證，應當可以採信。
內容較為詳盡的《民國日報》報道全文700餘字，乃是目前已知的，關於愛因斯坦初次抵滬報道中篇幅最大者。這一天的行程，其安排之周密，佈置之緊湊，人員之繁雜，環節之多樣，報道中都已經基本予以呈現。尤為難得的是，當天的晚宴之後，在作為中方東道主的著名書畫家、實業家王一亭的私人宅第“梓園”之中，還留下了一幀全體出席者的珍貴合影。這一合影照片，至今仍珍藏在一所國際研究機構——李奧貝克研究所（LeoBaeckInstitute）之中。
就在上海報道同日，只有四個版面的《北京大學日刊》，當天也用了一個半版面的可觀篇幅，刊發蔡元培所撰《安斯坦博士來華之準備》一文，正式公佈了校方邀請愛因斯坦來華講學的往來函電內容，並宣稱“今安斯坦氏已由香港赴日本，不久可來北京，故特布其顛末”。
然而，因種種原因，那一場蔡元培等諸多前賢后進籌劃已久，令北大內外滿懷期待的學術盛會，終究未能如約舉辦。1922年12月31日，赴日講學已畢的愛因斯坦，雖再度乘船經停上海，卻只是在滬上度過了1923年元旦之後，於次日即刻登船返回歐洲，從此再未步入中國。
1937年
愛因斯坦聯名致電蔣介石，請求釋放鄒韜奮等人
遺憾歸於遺憾，因緣歸於因緣。愛因斯坦的中國因緣，卻還並未因為1922年的這一場“失約”戛然而止。即便只是在上海經停的短暫時光裡，愛因斯坦對中國社會的觀察，也可謂入木三分。其婿所撰《愛因斯坦傳》，據其當時的旅行日記，對其短暫經停上海的中國印象予以了這樣的表述：
“上海的訪問，使他對中國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一種看法。這個城市表明歐洲人同中國人的社會地位的差別，這種差別使得近年來的‘革命事件’(指1919年的五四運動)部分地可以理解了。在上海，歐洲人形成一個統治階級，而中國人則是他們的奴僕。……他們是淳樸的勞動者，歐洲人所以欣賞他們的也正是這一點，在歐洲人眼裡，他們的智力是非常低劣的。愛因斯坦看到這個在勞動著，在呻吟著，並且是頑強的民族，他的社會同情心再度被喚醒了。他認為，這是地球上最貧困的民族，他們被殘酷地虐待著，他們所受的待遇比牛馬還不如。”
離開上海不到五年之後，時至1927年2月間，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的“國際反帝國主義大會”，愛因斯坦迅即致信會議主辦方，明確表示支援大會主旨，堅決反對歐美列強掌握世界大權的國際格局，號召全世界弱小民族一致團結，反抗不合理的國際霸權。
之後不久，又值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悍然發動侵華戰爭，公然踐踏國際約法，攫奪我國東北三省主權。日軍還接連製造“一二八”事變，將戰火轉移至遠東大都會——上海，更令當時在上海居住的各國人士，對日軍的侵略暴行感同身受。曾經在上海有過短暫經停，更在此轉赴日本有過專程講學之旅的愛因斯坦，對此深感震驚憂憤，在一次廣播演說中，拍案而起，奮起呼籲，“主張對日經濟絕交以促日本停止對華之侵略”。
及至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軍終於發動了蓄謀已久的全面侵華戰爭，又接連製造“八一三”事變，戰火再度波及上海。同年12月14日，愛因斯坦與曾訪華講學的著名學者杜威、哲學家羅素等聯合發表宣言，“世界文明遭受狂暴之破壞，為維持和平道德，特倡議各國人民，組織對日貨之自動抵制，不售戰爭材料，凡足供日本行其侵略政策之事項，當停止合作……今當以種種之可能的援助，給予中國，而使日本撤退在華所有之軍隊，放棄其對華侵略政策”。
在個人積極聲援中國抗戰期間，1937年初，愛因斯坦還與杜威、孟祿等15名美國學者，聯合致電蔣介石與孔祥熙，請求釋放被抓捕入獄的鄒韜奮、章乃器等“救國會七君子”。電文中稱，“中國處境困難，至表同情。我們以中國的朋友的資格，同情中國聯合及言論結社自由。對於上海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七位學者被捕訊息傳到美國，聞者至感不安……”
抗戰勝利後，1947年12月16日，曾出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哲學顧問的中國學者羅忠恕，應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高階研究所之邀，於當日上午與愛因斯坦面晤。此次晤談，距“安斯坦”之名閃現中國，恰恰整整三十年過去。
時值二戰硝煙散盡不久，二人的談話，自然而然的涉及到了科學應為人類造福，科技應用中的善與惡等學術宏觀主題。羅氏後來在《與愛因斯坦先生的談話》一文中憶述稱，談話的氣氛友好而親切，不知不覺間竟持續了一個多小時。臨別時，二人還合影留念。約八年之後，1955年4月18日午夜，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的寓所中，於睡夢中猝然離世。至此，約八年之前，羅氏與愛因斯坦的那一次意味深長的晤談，以及那一幀彌足珍貴的合影，也就此成為愛因斯坦與中國學界所有過往交集的最後“定格”。
供圖/肖伊緋
來源：北京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