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安縣小西門裡的王文福是一個扛袋子的工人，由於日偽的長期封鎖，吃燒皆無，眼看要餓死了，他冒著生命危險爬出鐵絲網，揹回一捆柴禾，偽滿協和會青年團發現後，一頓木棍把他打成殘廢。王文福爬回家中，妻子兒女抱頭痛哭，他的妻子連餓帶累，幾天後就死去了。
在七三一部隊，日軍除了用活人做細菌實驗外，還役使大量的中國勞工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這些被騙或被強徵來的勞工，一進入七三一部隊，就如同進了牢籠，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稍有不慎就會遭到毒打。
1942春天的一個早晨，年過半百的勞工李詠因動作遲緩，集合站立時，腰挺不起，眼立不直，日本監工直田看到後，冷不防悲狠狠地朝李脈雙腿踢去。李倒地後，真田仍覺得不解恨，又是一頓嘴巴子，打得李脈暈頭轉向。直田又用爐鉤子往他頭上刨，創得他腦袋上鮮血直流。那仗勢欺人的狼狗也撲到了李詠的身上。李詠由於傷勢過重，抬回勞工棚不幾天就含恨死去了。
日本“開拓團”入侵舒蘭縣上金馬後，以所謂“強化治安秩序”為由，經常搞封鎖交通、抑查行人、突擊查夜等活動，任意傷害，侮辱中國人民。
1942年春，當地姓從的一戶農民，因查夜叫門時在屋內沒聽見，開門晚了，日本人砸碎了門窗，衝進屋裡，用酒瓶子毒打其頭部，致使其頭骨受傷流血，口吐鮮血，神智不清。
1944年，王錫成因反滿抗日被日偽特務逮捕，被關押在奉天小南門第一監獄。據他回憶，他親眼看到一個瀋陽鐵西區的工人，不知為何被捕，被判刑三年，在執行中他逃跑了，沒過三天又被抓回來後，日偽特務把他衣服扒光，在院子裡用膠皮板子將他打的皮開肉爛，然後給他戴上腳鐐推到牢房裡，當時他已昏迷不醒，不到半夜就死了。
在雞西滴道煤礦，日偽統治者用各種刑罰殘害礦工，除了鎬把打、皮鞭抽、坐老虎凳、上大掛、捧凳子、烙鐵烙、凍“冰棒”、灌涼水、送狼狗圈、過電、灌辣椒水、跪鐵道、裝麻袋摔、吊打外，漢奸把頭還經常用榔頭打人。老工人王風賢口述說，一個小夥子在井下幹活時，實在是疲憊不堪，剛歇一會兒，不料被監工發現，他掄起榔頭就刨這個小夥子，小夥子的腦袋被刨七八個眼兒，當場就死了。
1940年7月，大連抗日放火團成員鄒立升被捕後，日本刑事小林恆雄和漢奸俞連章對他施以木棒打、灌涼水等酷刑後，又用鉛筆桿夾他的手指頭，痛得他死去活來，手上的面板都被剝掉了。
1945年5月，國民黨東北抗戰組織成員楊友貴也遭受過這種酷刑。當時日本特務把鉛筆夾在他的手指間，用勁勒綁，他感到“如同針扎，骨頭又痛又麻”。
1945年端午節後的一天，在遼寧殷家中“勤勞奉仕”的工地上，偽大隊部緊急開會，日本人大隊長扯著嗓子喊:“新賓縣中隊的隊員昨晚有六個人合夥逃跑，已被守備隊員抓住了!今天要懲罰這六個人!”“你們千萬別學他們，告訴大家實底兒，周圍鐵絲網一天到晚總有電，碰上就死......把那六個小子帶上來!"
這六個人被押上來，並被按倒在地，兩腿被踢到一塊，拉開了捱打的架勢。這時過來六個大漢，一人拎一根柞木扁擔，掄起來就打。那六個人苦苦哀求，發出極度痛苦的號叫，但是無濟於事，扁擔雨點般地落在他們身上，幾下子，他們的褲子就被打爛了，屁股和大腿腫得老高，皮開肉綻，鮮血流了一地。這六個人昏死過去後又被涼水澆醒，第二天，他們因疼痛難忍都上吊自殺了。
在遼源煤礦(日偽時期稱滿洲炭礦株式會社西安礦業所)、豐滿電廠工地，日偽特務都曾對中國勞工使用過一種刑具，名曰“坐火車”。1942年10月，有個姓劉的小夥子，剛到西安礦業所“方家櫃”就得了瀉肚病，請了一天假到了晚上“大把頭”方成派外勤班長帶領幾個外勤，將一把大平板鍬燒得通紅，七手八腳地把那個小夥子按在上面，他的屁股被烙爛，一個20多歲的小夥子就這樣被活活地烙死了。
為了殘害中國人，日本侵略者可謂煞費苦心，絞盡腦汁，不但用金、木、水、火等各種物質的刑具，甚至把各種動物也拿來當作折磨中國人的刑具，如狼狗、蚊子、馬、牛等。
1937年，日軍在靠近孫吳縣城的平頂樹修建第二個飛機場，這裡距中蘇邊境僅50公里。為了加快進度，日軍從各地強徵了2000多名勞工。這些勞工從事著超負荷的勞動，受到的卻是非人的待遇，吃的是牛馬不如的食物。忍無可忍的勞工終於決定罷工。
日本人調來大批軍警包圍了機場，強令所有勞丁集合，以槍斃、活埋等手段威脅勞工，要他們說出罷工的領頭者。
從早晨八九點鐘折騰到下午三四點，日本人才抓出6名所謂的煽動犯，其中4人當場被刺刀刺死，另外兩人被日軍踹倒在地上，用繩子綁好，繩子的一端拴在兩匹棗紅色大洋馬的馬鞍上，兩名日本騎兵騎上馬，韁繩一拉，兩腿一夾，大洋馬一聲嘶叫，狂奔而去。兩名勞工在滿是亂石的機場上被拖得血肉模糊，鮮血淋漓，悲慘地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