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膽的生理功能在五臟六腑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內經》稱肝為“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為“中正之官，決斷出焉”，“凡十一髒取決於膽”，即表明了這一點。而肝膽病變亦多且雜，誠如《知醫必辨》所云：“五臟之病，肝氣具有。”林佩琴謂：“諸病多自肝生。”
對肝膽病變的治療，自《內經》以降，多有所論，如王旭高以“肝病最雜而治最廣”，擬治肝三十法，可謂詳盡。先生在繼承前人基礎上，對肝膽的生理病理進行認真探索，對肝膽病變，尤重視其相互之間的聯絡，強調二者在生理上相互為用；病理上相互影響，肝膽證候常同見；治療上應肝膽同治，而據其證候表現有主次之分，體現了辨證論治的高度靈活性，茲從三方面介紹如下。
(一）肝膽的生理特點及相互聯絡
肝在五行屬木，秉東方風木之氣而生，故謂之風木之髒。木喻其枝葉萌發，欣欣向榮，繁榮向上之生機，說明肝性“喜條達而惡抑鬱”的生理特點。
性喜條達。指肝在生理上具有疏通、條達、生髮、舒暢之性。因而可促進氣機的暢達，血液的執行，飲食物的消化，津液的輸布。此外，精神活動、女子月經等皆受肝的影響。若肝不能遂其條達之性，則會抑鬱不舒，或亢逆為害。
體陰用陽。肝以血為體，以氣為用，故有體陰而用陽之說。血屬陰主靜，氣屬陽主動，動靜相制，陰陽互用亦是肝的生理特點。肝藏血以養筋，《素問·經脈別論》說：“食氣入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爪為筋之餘。”故爪甲筋脈為肝之外候，肝之陰陽氣血調和，則筋力強健，爪甲紅潤。而筋脈失養，拘急抽搐又往往是肝病之見證。為女子先天。古有“女子以肝為先天”的說法，因肝為“血海”，關係衝任；肝腎乙癸同源，精血互生。故女子月經賴肝之調節，月經失調又常與肝相關。
膽附於肝，藏精汁，主決斷。膽為“中精之府”，所藏精汁來源於肝，故膽汁盈虧取決於肝。“膽主決斷”，說明人之勇敢、果斷與膽相關，此外還與維持機體正常生理活動有關。如程杏軒引《醫參》語：“遇大風不畏則不為風傷。遇大寒不畏則不為寒中，飲餐非出於勉強，則必無留滯之患，氣以膽脹，邪不能幹。”即言膽氣壯則能御邪而減少疾病的發生。“春生之氣，春氣升則萬化安，故膽氣春生，則餘髒從之。”意指膽猶如春天少陽生髮之氣，春氣發生，萬物生長；膽氣升發，各臟腑的功能方能旺盛。
木氣沖和，膽氣升發，共主疏洩。肝木沖和，氣機條暢，脾胃健運。肝氣盛，膽汁盈，洩於小腸以促脾運。膽氣升發，推動木氣之疏洩。肝膽互濟，肝主謀慮，非膽不斷，又表明兩者彼此互助的密切關係。所以肝的生理功能正常發揮，就需膽的通力協作。如肝之疏洩調暢情志，膽氣疏利使人勇敢果斷，精神飽滿，兩者的配合，有維持精神及情志活動穩定的作用，因而在防禦和消除某些精神刺激因素致病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故肝膽病變時，往往伴有情志活動的異常。
（二）肝膽病變的相互影響
病理上，肝病常累及於膽，膽病亦常波及肝，所以說肝膽常同病。由於肝膽功能特點各不相同，故病變時有不同的證候表現，但兩者可相互影響，肝膽同病。
肝風內動，與膽相關。肝風內動一般以肝之陽氣亢逆變動生風為病機，故《內經》謂“諸風掉眩皆屬於肝”。然膽與肝風的形成有一定內在聯絡。以膽附於肝，肝為風木之髒，膽主春生少陽之氣，“肝木所生之火，藏於膽腑，是謂相火”，風木疏達，相火不亢，木氣沖和條達，氣血流暢，筋脈柔和。若膽火過亢，是為壯火，擾於肝木，風火相煽，亢逆變動而化風，眩暈、震顫、抽搐動搖之症由生。
肝氣鬱結，膽失疏洩。肝失條達，氣機鬱滯，疏洩不及，則影響膽汁分泌和排洩，肝氣虛則膽汁少，腸胃水谷不化；或肝氣不疏，膽汁鬱遏不洩，則見脅肋脹痛，腹脹，厭油膩。若肝氣亢逆，又可使膽汁上溢或外溢而見口苦、黃疸等。反之，中焦溼熱鬱遏，影響膽汁排洩，膽汁鬱積，則肝氣不舒，疏洩不暢而致肝病。肝虛膽怯，意無所定。《素問·奇病論》說：“夫肝者，中之將也，取決於膽……此人者，數謀慮不決，故膽虛氣上溢，而口為之苦。”指出肝膽相互為用，對思維活動的影響。肝病及膽，或膽病及肝，往往有神志的異常變化。如肝虛可見“悒悒不樂”，“驚悸不安，如人將捕之”之狀。肝虛則膽怯，而見畏怯、恐懼、不寐、善嘆息或虛煩不眠等。因此，對上述病變的治療又須從肝膽論治。
（三）肝膽病證的治療
肝膽常同病，肝膽病必同治。歷代醫家對肝膽病治法論述頗詳。如《內經》治肝有三法：辛以散之，甘以緩之，酸以收之。甘緩、辛散、酸收三法為後世治療肝病奠定了基礎。《難經》指出“損其肝者緩其中”，《金匱要略》進一步指出“夫肝之病，補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藥調之”，並創四逆散、小柴胡湯、芍藥甘草湯等重要方劑。《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在此基礎上制逍遙散，合三法為一方，為後人治肝所常用。清·王旭高認為“肝病最雜而治法最廣”，擬治肝三十法，分肝氣、肝風、肝火三類，根據主症不同治法各異，頗為實用。
先生認為，肝膽病證候複雜多變，故有“肝為五臟之賊”、“肝木如龍”之說，內科雜病中，肝病十居六七。因此，對其治法的探討，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前賢對肝膽病證的治療研究頗詳，治法繁雜，方藥眾多，但不出扶正祛邪兩途。
因此，先生在繼承前人經驗基礎上，師古不泥，結合自己臨床實踐，提出對肝膽病的治療應注重肝膽同治，此先生治肝膽病之特點。臨證處方善以古方為基礎，據證化裁是其特色。如逍遙散、柴胡疏肝散、溫膽湯等皆為臨床常用之方，但隨男女老幼不同，病因之異，證之不同而靈活變通。處方用藥，味少量輕，則又體現先生用藥之特色。通常一方不超過１０味，劑量亦輕，６～１２ｇ為常，臨證化裁，藥量多少之變亦屬其一，處方組成雖未變，然其用意已迥然不同。
疏洩不及，肝鬱不舒，治當舒肝。
肝氣鬱結始在氣，繼必及血。肝氣鬱日久化熱化火，耗傷陰血，病重在血。治當疏肝解鬱，養血健脾，方用逍遙散。
逍遙散原方組成為：甘草半兩，當歸、白茯苓、白芍藥、白朮、柴胡各１兩，共６味，製成粗末，每服２錢，燒生薑１塊，薄荷少許，水一大盞，同煎到７分，去滓熱服。從其用量而言，屬“輕劑”，每次僅服２錢。而現一般用湯劑，用量較大。
先生用藥時，多保持古人原意，用量輕，合其輕清宣洩之目的，其效多佳。同時注意隨證加減。如肝鬱失於疏洩，病及於膽，則疏肝以兼以利膽，加入膽經之鬱金，取其利膽之功；且鬱金又能入氣分行氣解鬱，入血分涼血破瘀，為血中之氣藥，又合於肝鬱始病氣而繼及血的病理變化，故為首選藥物。肝鬱氣滯，不通則痛，痛甚者加川楝子行氣止痛。肝鬱氣滯，血行不暢，女子經行腹痛，加香附人肝以疏肝理氣，氣行則血行，收疏肝解鬱理氣止痛之效。乳房脹甚者，加王不留行，取其入肝經走血分，善利血脈之功，配之可理氣行血，消脹止痛。
疏洩太過，肝氣亢奮，治當柔肝。
肝氣亢逆，氣機逆亂，氣血上湧，或橫逆乘脾犯胃，或挾膽火而動致膽汁上逆或外洩，情志表現為急躁易怒等。方用柴胡疏肝散，調理肝用。
柴胡疏肝散方見《景嶽全書》。方中柴胡、陳皮、枳殼、香附四味皆以調氣為主，但行氣藥辛燥升散，為防傷及肝體，複用川芎、白芍、川芎為血中之氣藥，主和血走散；白芍斂陰，伍甘草可酸甘化陰，且能柔肝，陰柔以制肝用，防止疏散過甚，為治肝氣過用之常用方。運用時亦當隨證加減。膽汁上溢，口苦，嘔吐黃綠水，加鬱金，增強疏利肝膽之功；胸脅、胃脘、少腹脹痛甚者，加川楝子，取其苦寒性降，入肝胃經，洩肝行氣止痛，凡疏洩太過，肝氣橫逆，犯胃克脾致脘腹脅痛，為常用之品；肝氣上逆，見頭脹痛、眩暈或巔頂痛、耳鳴等，加生牡蠣，取其性寒質重，能清熱益陰潛陽，凡肝陽上亢，或化熱化火，傷及陰液，皆可選用。逍遙散和柴胡疏肝散皆是據四逆散之立法化裁而來，為疏肝理氣之常用方，但所主病證同中有別。
先生認為柴胡疏肝散重在氣分，調氣為主，主肝用為病，兼顧肝體，故常用於治療肝氣疏洩太過之病證。消謠散則顧及血分。二方皆有柴胡、白芍，一為氣藥，一為血藥；一主辛散，一主酸收；一主行氣，一主養血。配伍得當，能調肝用，補肝體，使肝之體用俱舒。
先生對柴胡、白芍的用量與配伍調劑也頗有講究。二方雖皆用柴胡、白芍，但用量有變。逍遙散中白芍量少於柴胡，而柴胡疏肝散中白芍量大於柴胡。逍遙散主治病及血分，用白芍酸以收斂，當歸甘以溫補，斂陰補血，補肝體。但肝鬱病起疏洩不及，以柴胡疏其肝用，酸收太過則滯礙肝用，故芍藥用量少於柴胡。柴胡疏肝散重在調氣，主治肝之疏洩太過，故用柴胡配枳殼、陳皮、香附調氣為主，但恐其辛散之性又往往損傷肝體，傷肝之陰血，故需配白芍等補血養陰之藥以柔肝。誠如張錫純所說：“肝體木硬，宜用柔肝之法。”是以白芍用量大於柴胡，酸以收之，以防疏散太過。兩證兩方同用二藥，但病機不盡相同，故可透過調整二藥用量比例來應對之，使疏而不散，收而不滯，體用兼顧。方雖尋常，藥無大變動，往往以平淡制勝。由此可見先生臨證處方之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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