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祿
疾風知勁草
一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寇侵佔我東北不久,有日本“敦圖線”鐵路測量隊人員,企圖闖入駐延吉的東北軍原第十三混成旅第七團三營的防地--甕聲砬子(又名明月溝)。他們不聽警告,為值日班長下令擊斃七八人,餘者鼠竄而逃。日偽當局得訊,反而將三營調往吉林駐防,聲言提升三營營長王德林為團長。三營奉命移動,由敦化上火車之後,全體下級官兵聞知將去吉林,頓然變色,忿不受命。王德林在全營官兵抗日要求和敦促之下,拒絕西上,把隊伍拉到汪清縣境的小城子兵營去,開始醞釀抗日。
九月二十二日,我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出組織群眾抗日的號召,中共延邊四縣地下中心縣委於二十八日召開了緊急會議。會上,縣委書記小李同志傳達了中共中央和滿洲省委的指示,作出了六項發動抗日鬥爭的決議,並指派我到王德林部隊中去工作,鞏固其部隊抗日到底的信心和決心,在游擊戰中建立黨的革命武裝。因為我和王德林之間,友誼深厚,派我去便於開展工作。這種友誼,還是遠在民國七年開始的。由於一種特殊的機緣,我取得了他感恩式的尊重與信任。此外,中心縣委會議還決定在我之後,繼續派孟徑清、金大倫等四名同志參加王德林部隊,去建立黨的組織,領導抗日鬥爭。
我帶著黨的使命,從延吉到達汪清小城子王德林部隊駐紮的營地,卻不料,國民黨投降派的蓋文華、李耀清、趙冠民等三人代表團,早已捷足先來。
誰都知道,九月二十二日—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東北的第五天,和我們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出抗日號召的同一天,國民黨投降派的頭目人蔣介石,就在南京市黨部召開的會議上宣佈了他那遺臭千古的“不抵抗主義"。以蓋文華為首的三人代表團,就是受命來此說服王德林及其部隊執行國民黨“不抵抗主義”賣國政策的。他們給王德林帶來了“自衛軍第一路軍總指揮”的頭銜,企圖改編王德林的部隊,改變其部隊的抗日性質,即蔣介石在“告全國國民書”中所說“訴之於國聯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決,故希望我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王德林在這三個人喋喋不休地鼓譟國民黨不抵抗主義”而前,紙菸一根接著一根地抽,很沉悶,一句語也不說。
當時,國民黨政權,在一般東北軍官中間還有它的迷惑力。這種迷惑力正象密佈人民頭上的烏雲,中國共產黨象是被這鳥雲所遮蔽的太陽,只有站在一定的地方,感受到從這烏雲密佈的空隙間透出陽光的人,才能預測到民族所面臨的未來的晴空萬里的時代。王德林是一般的頭腦簡單的東北軍官,當然也不例外,當時完全為這塊當頭的烏雲所迷惑。此外,在座的還有當時的抗日將領李杜的代表,這個代表帶來一萬元的軍餉支票,要求王德林編為一個團,受李杜調遣,配合作戰。兩方代表之外,還有來自吉東三個縣的以曹夢九為首的所謂士紳代表團,他們和王德林有著封建結盟的關係,嘴頭上都稱“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實際上卻希望王德林不要“輕舉妄動”。在他們看來,王德林如果是“識時務之俊傑",就該“靜伺機宜”,既不聯李,也不依蔣,而應該編為“山林警備隊”, “自固待機”, “可進可退”。這為的是給王德林部隊的未來,開個向日本帝國主義投降的後窗。當時,王德抹在這些來自各方的代表群圍攻當中,猶疑,沉悶,困感,不能自解。後來,還有原東北第二十一旅旅長趙芷江香,意圖抗日,也派來了代表伊晏波。總之,這些來自各方面的代表群之間,在圍攻王德林的同時,各展昏齒,相互舌成。
我一到,王德林就慨然地說, “你到底來了!”原來,我未到之前,他已經打電話到延吉各處去打聽我的行蹤了。在大廳裡,我見著了來自各方的代表。其中,從吉東三個縣份來的那些所謂士紳代表團,我因為東北軍的關係大半都認識、不是大地主,就是放高利貸的股商富戶,他們老式穿戴,都挺休面。在這民族、國上被日寇殘害、焚掠、侵辱的時候,看見那隻顧勸降的國民黨代表,看見這盛裝的紳士們,總使人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厭惡情緒。王德林彷彿感到我神色間所現出來的這種情緒,不容我開口,就說: “慶賓,你先去休息!歇歇再說話。”
這樣，我就走開了。直到吃午飯,我們兩個人單獨見面的時候,王德林才開始談到來自三方面的代表們所懷的意圖,以及軍餉一毫莫籌的困窘處境。那些代表們呢?彷彿很怕我們倆有單獨密談的機會,也許很想知道我們談話的底細,或想觀察王德林對我的態度,總之,我們的談話還沒有深入,飯還沒有吃,他們就各自離開大廳的餐桌,匆匆忙忙搶先趕來了。這樣,我們不得不改變話題,轉到一般的關於偽軍動態之類的談話上了。
飯後,我在單獨休息中間,接觸了王德林周圍的官佐及其親信人物孔憲榮、吳義成等。這兩個人都是王德林綠林時代的“底柱子"。一九四八年,孔憲榮在出席國民黨在南京召開的所謂“國大代表"會議的時候,認識到自己途窮路術而懸繩自殺了。當時,他在王德林部下任第十連連長,傾向吉東三縣所謂紳土代表的意圖,意在投機取利,極為狡黠。吳義成和他相反,頭腦簡單,是王德林的悍將,以王德林的意旨為意旨,主張“既已拉出來,就不妨打打試試”。另外兩個連長,是漢奸熙洽介紹來的人,自然,很本談不到抗日。當時這裡主要的抗日力量,是在基層。
我依據中共延邊中心縣委的指示,在王德林大營的“兵棚子”裡,和廣大基層士兵接觸當中,先後發現了史忠恆、樸根重、李鳳山等班長,他們都是高小畢業生,年輕力壯,滿懷愛國熱情,積極要求抗日。在這裡,證明了工農兒女們的優秀的階級本質。
當天深夜一點,所有那些各式各樣計程車紳代表都離開王德林歸寢之後,只有孔憲榮依恃王之親信的身份逗留不去。自然,他是要在我們談話中間,看看他們老營長的手裡到底是張什麼“底牌”。
王德林終於這樣問我了: “你什麼都知道了,現在你說吧!我該怎麼辦?"
我說：“你今年五十幾了呀?”
他低沉地說:“五十四了!”
我說: “是呀!你已經五十四歲的人了,準道你還能再活一個五十四歲嗎?”
他不說什麼。
我說: “在今天,你不站山來當嶽武穆,難道你還要當秦燴,給予子孫留個萬世的罵名嗎?
他立時您然地說: “咱們怎麼樣也不能當秦檜呀”以後就果斷地說, “咱們一定要抗日,絕不能給子孫留下罵名，可是那三個國民黨代表怎麼處置呀?”
我記得當時孔光榮說,“抗日也行,可也別說得這麼死,和各方面的代表,還得拉著,不能鬆手,看看大局再說。”
我們沒有注意他的話。我建議,把國民黨投降派的代表儘快打發走,要抗日救國,就不能留他們在這思擾亂軍心,瓦解士氣；在內部,還要清除熙洽派來的那兩名連長。王德林同意我的意見,又談到李杜的代表所提出的問題。我說,只要我們對日展開游擊戰爭,隊伍很快會擴大的,給李杜編一個團的力量是不算什麼的,只要抗日,我們就支援。王德林在談到我要到“兵棚子”去扛槍的要求時,堅決不同意, 要留我擔任他的參謀長,並且兼職將為李杜編制的第一補充團團長。王德林在思想上擺脫開來自國民黨三人代表和地方士紳代表雙方在政治上的圍困之後,心情豁然開朗,提出隊伍中缺少知識分子“不能成大事”的問題。我這時候就向他介紹了中共地下中心縣委所決定的參加其部隊做建黨工作的人員名單。他聽說孟泛請同志是哈爾濱工大的學生,金大倫是北京大學的學生,都是風雲中的傑出人物,就約請孟澆清、劉靜安兩同志將來任抗日救國軍總部之正、副參議長,金大倫,賀劍平兩同志將來任總部宣傳部正、副部長。
在這天夜裡,除掉我們確定打發國民黨三人代表和所謂士紳代表們離開部隊之外,還初步確定了第一補充團的編制基礎。因為,這時候在東北軍上層雖然是烏雲密佈,迷惑猶疑，但在廣大的東北人民之間,抗日熱情,卻極度昂揚。當時,傑出的礦工和漢族、朝鮮族起義的農民,以及吉東各縣中小學教員等優秀的知識分子,都紛紛來投,王德林正不知怎樣來安插,現在建立補充團,就正好以這些工農出身的愛國青年為基礎建立編制。以後,又調來老三營的史忠恆、樸根重、李鳳山等班長為補充團各連連副。這就是我們黨用秘密形式所直接領導的一支抗日武裝。
總之,我們談的很舒暢。王德林在談話中,還喝白蘭地酒助興,我雖滴酒不沾,卻也興奮有神,直到雞叫頭遍,方感得夜深氣寒,下半夜三點,才就寢。倒下之後,仍然久久不能入睡,考慮怎樣向地下黨委彙報、請示等等問題。
第二天,我開始為王德林的部隊籌募經費,以便儘快地遣送國民黨三人代表出境。在小城子,有一個電報局副局長,是個有民族意識的知識分子,我曾經和他接觸過,知道他擁護抗日。我和他提出經濟支援的要求時,他不但把所有敵偽電報局公款兩千多元全數捐獻,並且願意率領全域性愛國職工,隨軍隊服務。他的家屬,不久全都打發回上海,而所有的通訊裝置,他都帶到部隊中來了。他為抗目鬥爭作出了很多的貢獻,可惜一年以後,由於留在上海的家屬需要膽養,隨王德林撤出國境南返了。總之,我們由於他的支援,有了一點經費,在遣散國民黨三人代表時,每人發給路費一百元。當王德林向國民黨三人代表團表示了堅決抗日的態度之後,他們竟無恥地挑撥說, "你知道,主張抗目的是共產黨!”王德林說, "我不管是共產黨、國民黨,只要打日本,就是好樣的。"實際上他並不知道,共產黨是何樣人,只要打日本,在他認為就是好樣的,不過是表示對於園民黨不抵抗政策的激憤。那三個國民黨代表,終於悻悴然地離開了。
但,以延吉縣實業局長曹夢九為首的所謂士紳代表團,卻仍依恃和王德林的封建結盟的關係,不甘失敗,還無恥地想留在部隊裡說服王德林投降。等到部隊向蛤蟆塘(又名雙河鎮)附近集結的時候,從敦化、蛟河、寧安等縣又來了些商會會長,總之,吉東八個縣的所謂士紳代表都菌集在王德林的周圍。這時,王德林抗日救國軍已有一千一百多人,聲勢浩大,有些士紳初來很感到吃驚,但以曹夢兒為首的那些雍容自得的所謂士紳代表,卻全然無動於衷,還在圍攻王德林,大言不慚地論山論水,論仁論智。王德林礙於請面,終於在蛤蟆塘把所有來自吉東八個縣計程車紳代表們召集到一起,說: “今天,讓慶賓和諸位談談吧!”並當眾介紹我是部隊的參謀長。
我當時是個三十三、四歲的青年軍官,性體較傲,實在也卑視這些所謂士紳代表;尤其是這時候我們已經知道日偽除了派出這些代表之外,還從延吉派出來偽警備旅(原混成第十三旅)進駐雙河鎮作為聲援。
所以我當時很氣憤,我說: “我們過去都是朋友,可是,今天,我們是抗日救國的軍隊,你們呢?是親日的,是漢奸!知道不知道?漢奸就應該綁到外頭去槍斃!”
所有那些所謂士紳代表一改雍容自得的姿態,全都惶然失色,悚然地站起來。因為他們完全沒想到,我會“變臉不認人”,沒想到,在頭腦簡單的東北軍人當中,會有人看出他們藏在背後的尾巴。王德林當時安撫大家說:“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擔保大家的安全就是啦!都坐下,坐下來!”有些大地主和放高利貸的殷商富戶,脫下帽子來,惶惶然聲辯，說：“參謀長誤會了!”
我說:“你們來說服什麼呀?給日本人當說客,瓦解我們抗日救國軍士氣,不是漢奸是什麼?你們若真心不當亡國奴，看到我們部隊人這樣多,財政有困難,為什麼不想法給我們募捐呢？”
以敦化縣商會會長萬茂森為首的幾個代表連聲說:“我們剛來不久,真沒想到咱們的抗日部隊這樣大,士氣又這樣高呀!本來,我們也打算給部隊募些款,不知道部隊經費這樣困難。我們回去以後,一定要辦!參謀長,你放心就是啦!”我說: “這要看事實啦!”另外,我還告訴他們,我的母親、家屬,都還留在敵佔區延吉縣,如果他們要告密,向日本人請功,就儘管去告密。我說: “要救國的人,就不能顧家,因為大義而全家遭害的人,哪一個朝代都有！"他們都連稱:“不敢。”有的說: “那還是人麼?”日後,他們確也沒有敢告密。但以曹夢九為首的幾個漢奸土紳,卻接受了日偽頒發給他們的獎章。同時,以萬茂森為首的敦化等三個縣的商會會長,履行諾言,秘密地為我們募了一火批捐款,並派代表來部隊聯絡,報告政偽在“縣永衡官銀錢號”還有大筆“公款”,希望我們很快去攻城,以便把這些款項提出來。從此可以看出,我們城市的工商界愛國人士,只要是樹立起民族正義感,知道我們要果敢地抗日,就會擁護我們的。
我們在一九三二年二月間,開始攻打敦化、額穆、蛟河三個縣城的軍事目的原因就在這裡。而鏡泊湖戰役,就是由於我們連續攻克這三座縣城,獲勝之後,引起來的戰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