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ong Jung Kim，高麗大學國際研究生院副教授
經濟對抗已經成為美國開展大國競爭的一種新模式。特朗普政府與中國的“貿易戰”反映了美國在不斷加劇的戰略競爭中對中國利益的打擊。而現階段，美國正在對中國的對外經濟交流實施越來越嚴格的控制，並試圖建立一個排除中國在外的新經濟集團，拜登總統主張美國及其盟友“必須打擊”中國在全球的經濟存在。只要軍事力量和經濟能力之間密切聯絡，美國戰略家們便會期望加強對中國的經濟限制，認為這是美國發展的自然走向。
然而，美國擴大針對華經濟制裁的行為給許多與中國保持密切商業關係的國家和經濟參與者帶來了沉重負擔，並引導它們思考美國對於不斷崛起的大國的反應軌跡：美國能否進一步將其針對中國的地緣經濟措施升級為更嚴格、更廣泛的經濟遏制政策？
經濟遏制以及歐盟國家的重要性
當一個大國與另一崛起中的大國在進行軍事競爭時，它被鼓勵採取包括廣泛與嚴格經濟限制的經濟遏制措施。隨著中美軍事競爭的加劇，美國將加強對中國的經濟遏制。然而，要使這一經濟戰略成為可能，需要滿足一個必要條件。而歐盟國家與中國的經濟交流表明，歐洲有可能阻礙美國實現這一條件。
採取經濟遏制的必要條件
經濟遏制指透過施加廣泛的經濟限制，削弱戰略挑戰者的物質能力，從而減弱其發起嚴峻軍事挑戰能力的政策措施。經濟遏制在三個重要方面削弱了競爭對手的能力：首先，它破壞了目標國家的整體經濟情況，減小了該國物質資源的規模；
其次，它透過增加維持正常運轉所需的民用工業的負擔，破壞了目標國家經濟實力轉化為軍事力量的過程；最後，它透過限制關鍵技術與資源的獲得，阻滯了競爭對手軍事力量的發揮。為實現經濟遏制而採取的限制性經濟措施包括（但不限於）禁運、關稅、非關稅壁壘、黑名單、限額、傾銷與資產凍結等對於目標國家軍事能力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交易。
雖然經濟遏制措施可以對軍事遏制政策起到重要的補充作用，但其效用發揮有一個必要條件：目標國家缺乏替代經濟夥伴。經濟遏制透過操縱國際經濟交流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來遏制正在崛起的國家。在多個國家可以扮演類似角色並進行財富競爭的國際經濟結構中，經濟遏制的發起者需要與其他主要經濟體協調其政策，並說服或迫使它們對正在崛起的國家採取類似的措施。
否則，經濟遏制措施將無法給目標國家造成重大損失。與此同時，採取經濟遏制的國家如果不關注使用該措施的必要條件，那麼其在戰略競爭中可能會遭遇嚴重反彈。
歐盟在中國對外經濟交流中的作用
歐盟可以提供多樣化的資源、技術與知識幫助中國實現其經濟目標。另外，歐盟擁有非常大的國內市場，作為一個主要出口目的地，可以使中國實現規模經濟和其他效益。如果美國要對中國採取嚴格的經濟遏制措施，歐盟便可能代替美國成為中國在經濟方面的有力夥伴。
就美國與歐盟國家對中國的主要出口情況而言，除了某些原材料和食品外，美國與歐盟還向中國出口相似種類的工業產品，尤其是具有更廣泛工業適用性以及對中國經濟發展有重要影響的產品，如機械、裝置和汽車。儘管從這兩個發達經濟體進口將有助於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還是可以有意識地用歐盟的商品替代美國的。
就美國與歐洲主要行業的跨國公司相比較而言，當美國對自己的跨國公司與中國的關係施加限制時，與其競爭的歐洲公司便可能取代美國在中國的業務，允許中國繼續發展自己的技術。歐洲跨國公司可以透過對於中國自身的技術基礎進行促進或補充來幫助中國發展替代性技術；或使中國在大國競爭中保持經濟的成熟與創新力的同時，幫助其保持規模經濟。歐盟還一直是中國商品的主要出口物件，這與隨時間顯著波動的中國對美出口形成鮮明對比。
歐盟還有能力在其他重要領域發揮替代美國的作用。歐盟與中國的經濟互動可以幫助中國提高經濟成熟度與擴大經濟規模，這對於與美國的競爭至關重要。儘管歐盟國家不能在某些經濟領域完全取代美國，但它們有可能在開發規避美國限制的新技術等領域進一步發展與中國的合作。
地理與安全：歐盟國家在美國遏制中國經濟中所起的限制作用
雖然美國需要獲得歐盟國家的支援來對中國實行經濟遏制，但中國與歐洲之間的地理位置使得中國難以成為歐洲的安全威脅（尤其是在對於領土主權的傳統軍事威脅方面）。因此，歐盟國家不大可能在經濟上與中國進行實質性對抗來支援美國，而會優先選擇在與中國的交往中獲取鉅額經濟利益。軍事上不受安全威脅的歐洲可能會在兩個重要方面破壞美國對於中國的經濟遏制。
安全問題與經濟聯絡
本文認為國家都是大致理性的、統一的行為體，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追求私利。大多數國際關係理論學者都認為，國家可以透過對外經濟交流創造更大的財富，絕大多數國家也更傾向於這種產生更多財富的經濟導向。然而，各國優先考慮的還是安全而非經濟，因而會避免與競爭對手建立或保持深厚的經濟聯絡。
但在某些情況下，各國不需要仔細權衡安全與經濟利益的優先性。一方面，霸權國家或國際機構可以緩和無政府狀態下無回報合作的風險，並引導各國進行經濟合作；另一方面，有些關係從根本上不同於彼此作為潛在對手的國家之間的互動。簡而言之，在特定的國家間關係中，國家在進行對外經濟互動時，能夠將經濟利益置於安全考慮之上，並獲得更多財富。
地理條件是區分上文提到的特定國家間關係與作為潛在安全競爭對手的國家間關係的一個因素。當地理因素不會使當前存在的或潛在的經濟夥伴間出現嚴重的安全競爭時，安全考慮便會在決定經濟關係走向時受到抑制，而獲得鉅額財富的前景則將發揮核心作用。本文將地理視為一個條件，它決定了崛起國家進行強大軍事力量投射的可行性，換言之，地理障礙的存在與否影響著其會否導致一國對於另一國安全的軍事侵略。
地理因素考量：中國對歐盟國家不存在安全威脅
儘管許多歐盟國家在思想、政治和經濟問題上與中國存在分歧，但它們不大可能對中國產生過度的安全擔憂。因為地理限制，中國不會對歐洲構成直接的軍事威脅或成為主導整個歐亞大陸的國家。研究表明，發揮軍事力量的能力隨著距離的增加而下降，因而國家間不存在重大安全問題或與其相隔的巨大地理距離有關。另外，在理解盟友和對手之間的行為時也應關注空間距離。
簡言之，當對於世界主要地區的軍事行動面臨重大地理障礙時，崛起中的國家不會有激進的行動，因為這可能意味著致命的戰略擴張或無法以任何有意義的方式實現目標。因此，位於該地區的國家不需要擔心來自崛起國家的軍事威脅。.
歷史上，地理條件是歐洲主要國家與挑戰現有國際秩序的國家之間關係的重要影響因素。例如20世紀之交的兩個新興大國——德國與美國，對於英國的權力地位構成了潛在的挑戰。儘管美國的物質實力發展更加迅猛，英國卻把德國當作更為直接的安全威脅。因為德國有能力克服英德兩國間的地理障礙，而美國則被大西洋所阻隔。
1979年12月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打算恢復對蘇聯的軍事和經濟遏制，而其歐洲盟友只表現出冷淡的態度。與這些先例類似，歐盟國家可能會認為中國因為地理上的限制對其不構成嚴重安全威脅，並且在主客觀條件之下也不會成為“歐亞霸主”。
1988年5月15日，首批撤防的駐阿蘇軍在喀布林參加當地舉行的歡送儀式。（VCG）
1988年5月15日，首批撤防的駐阿蘇軍在喀布林參加當地舉行的歡送儀式。（VCG）
歐盟作為美國對華經濟遏制中的漏洞
鑑於中國擁有巨大的市場，歐盟國家普遍傾向於與中國進行更多的經濟交流，從而獲得巨大的財富。這種情況對美國對中國的潛在經濟遏制有兩個重要的負面影響。
首先，一旦美國嚴格限制與中國的經濟交流，歐盟國家就可以成為中國的替代經濟夥伴，從而影響美國經濟遏制的有效性。如上所述，歐盟有巨大潛力取代美國在中國經濟中發揮的作用。在與中國的關係中，歐盟國家主要關注經濟風險，並希望透過從與中國的各種商業、金融與生產活動中獲得鉅額利潤。此外，許多在市場上視美國為競爭對手的歐洲經濟參與者認為美國對中國的經濟限制是提升自身競爭力與利益的機會。
透過持續和潛在地擴大與歐盟的經濟交流，中國也將開啟國外市場，獲得促進經濟成熟與創新的資源。事實上，歐盟國家已經表明，當它們與中國在航空航天工業等高科技領域開展合作時，將不受美國對中國在安全方面擔憂的約束。歐盟也不顧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對中國實行的單方面商業措施，表現出積極維護自由經濟秩序的意願，實際上破壞了美國以排除中國的方式重建全球經濟秩序的努力。
其次，歐盟經濟體的存在可以透過盈利促進替代經濟路線的建設，來削弱美國透過控制海上航道阻礙中國崛起的能力。對於採用以貿易為中心的發展戰略與進口大量原材料的中國來說，確保國際航道的穩定一直是一個重要問題。“一帶一路”倡議計劃建立經濟走廊，透過多條海陸路線將中國與其他國家連線起來，以規避美國控制下的經濟路徑。當有足夠大量的經濟交易透過這些路線進行時，中國創造這些路線的投資將得到回報，而歐盟可以為中國解決這個問題。大規模的市場與多樣化的經濟投入可以在歐盟的發達經濟體中實現，能夠確保巨大的經濟交易將透過中國的新經濟途徑完成，同時也使得新航線成為比傳統航線更有吸引力的替代品。
美國對歐盟國家的徒勞施壓
歐盟國家不僅自身削弱了美國對華採取有效經濟遏制的能力，還可能刺激歐洲以外的其他國家放棄對美國措施的支援，進一步對美國的經濟遏制產生負面影響。從美國的角度來看，美國必須利用各種手段來推動歐盟主要國家支援自己對中國實行的經濟措施。而本文指出，美國可能沒有足夠的影響力來徹底限制歐盟國家與中國的經濟聯絡。
2019年6月28日，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與德國總理默克爾於日本大阪舉行的雙邊會晤。（Gett Images）
自特朗普當局執政以來，德美之間齟齬不斷。與之相應，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與德國總理默克爾之間也屢屢傳出貌合神離的訊息。圖為2019年6月28日，在日本大阪舉行的20國領導人峰會期間，兩人舉行的雙邊會晤。（Gett Images）
首先，有人可能會認為，美國能夠利用其在歐洲的軍事存在作為強大的槓桿，推動作為北約盟友的歐盟主要國家效仿其對中國的限制性經濟措施。然而，儘管美國或許能夠在某些經濟問題上獲得歐洲的支援，但將其在歐洲的軍事承諾與歐洲對中國經濟遏制措施的實質性支援聯絡起來不但不可行，甚至會弄巧成拙。
此外，安全槓桿的適用性是有限的，因為歐盟國家似乎對於歐洲的軍事威脅存在不同的擔憂，這需要美國的堅定支援。其次，儘管美國與西歐民主聯盟對於中國的一些問題有聯合反應，但目前尚不清楚這些反應是否會進一步發展為對中國的全面經濟限制。最後，美國利用其特有技術限制歐洲盟友與中國的經濟交流的努力不僅無效，而且從長遠來看可能會適得其反。
結論
本文指出，儘管經濟措施在今天的大國競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經濟遏制對於美國來說並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由於地理障礙等因素，歐盟國家不會面臨中國的直接軍事威脅。此外，儘管中國有潛力成為東亞的主導大國，但其不大可能成為“歐亞霸主”。
因此，歐盟國家會在與中國的關係中優先考慮經濟利益，而不是安全利益。當美國打算對中國實施廣泛的經濟限制時，歐洲國家可以作為中國的替代性經濟夥伴，推動中國其他經濟線路的建設，從而削弱美國針對中國的實質性經濟遏制。儘管歐盟國家構成了美國可能對中國實行經濟遏制的樞紐，美國也不大可能向歐洲盟友施壓，要求其效仿對於中國的廣泛經濟限制。
本文並不是認為歐盟國家與美國之間所有針對中國的經濟合作形式都是不可行的，然而本文也表明，歐盟國家對中國實行經濟遏制措施的動機因為不存在直接的軍事威脅而從根本上被遏制。
另外，美國不大可能對於歐盟國家遵守對於中國的經濟限制而作出補償。因為若收買歐盟國家對中國實施廣泛且協調的對策，美國將付出巨大經濟成本。美國國內的政治格局也表現出保護主義傾向，並不會為了轉移與中國的經濟交往而向歐盟國家開放市場。
綜上，中國在貿易、金融、生產與投資方面的對外經濟互動不會因為美國戰略決策的影響受到重大阻礙，而美國最終可能需要放棄經濟遏制的選擇，否則將會遭受經濟損失。
儘管美國將在多個領域領導對中國的經濟遏制，但如果沒有歐盟國家的堅定支援，美國的政策將難以實現或維持。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友，不應對美國要求其徹底重新考慮與中國的經濟交流的壓力而深感擔憂。
這些國家能夠與作為美國與中國經濟對抗的關鍵的歐盟國家相互協調，共同應對來自美國的壓力。相反地，歐盟國家也需要認識到它們在中美地緣經濟競爭中的關鍵作用，並與那些為大國競爭的不利經濟後果感到擔憂的國家進行接觸。
原文標題《作為地緣經濟樞紐的歐洲：限制美國對華的經濟遏制》，文章來源於公眾號“國政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