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是毛主席提出來的著名論斷，這句看似年代感十足的口號，卻深刻反映了新中國成立後所處的國際環境。
從“抗美援朝”到“中蘇交惡”再到“援越抗美”，可以說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十幾年裡，我國幾乎一直在和美蘇這兩個國家打“交道”。
雖然，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和蘇聯之間的關係還算融洽，但從1959年之後，我國與蘇聯逐漸走向對立。
尤其是進入到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我國的的國際環境變得越來越嚴峻，當時我國承受著最大的兩個敵對力量，美國和蘇聯分別從南北兩個方向的威脅。
先看看美國當時是什麼論調：
尼克松就任美國總統還不到三個月，就在記者招待會上宣佈建立反彈道導彈系統。
理由是什麼？
理由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潛在威脅”。
再看看蘇聯，蘇聯做得就更直接了：
1969年3月2日晨，蘇聯邊防軍侵入我國領土珍寶島，打死打傷多名邊防軍人。然而蘇聯政府硬說珍寶島屬於蘇聯。
除此之外，蘇聯還在國際上說是中國軍隊“越過蘇聯國境線”，是我們先向他們挑釁的。真是惡人先告狀！
但就當時的環境來說，戰爭的步伐似乎正在加快。面對蘇聯的嚴重挑釁，當時我國也做好了與蘇聯發生戰爭的準備。
比如，中共“九大”在分析國際形勢時就強調：“我們決不可因為勝利，放鬆自己的革命警惕性，絕不可以忽視美帝、蘇修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危險性。我們要做好充分準備，準備他們大打，準備他們早打，準備他們打常規戰爭，也準備他們打核大戰。總而言之，我們要有準備。”
當時國內的戰爭氛圍特別濃厚，大有大規模戰爭一觸即發之勢，但是，就在毛主席提出積極備戰的同時，他也在考慮調整對外戰略。
就在此時，毛主席決定讓此時已經“靠邊站”的四位老帥：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重新“出山”。
面對當前複雜的國際形勢，1969年2月19日，毛主席在住處召開會議，將兩項任務交給了四位老帥：
一、在北京的工廠“蹲點”。
二、定期座談研究國際形勢，由陳毅負責，提出書面看法。
毛主席為什麼在此時讓四位老帥重新“出山”？
原因有二：
一、在當時的國內環境下，很多突擊上來的人，根本沒有能力分析國際形勢。
二、四位老帥當時雖然已經“靠邊站”，但他們畢竟是戎馬一生久經沙場的元帥，建國後，又各自在自己的領域深耕很久，因此，在對待外交與國際事務的問題上，都有著獨到的見解和敏銳的眼光，他們的觀點會更穩健，更成熟。
毛主席讓四位老帥以“蹲點”的形式密議國際形勢，而沒有讓你們回到原崗位，主要原因就是就是讓他們可以不受行政事務的干擾，每星期有幾天時間專心考慮國際形勢。
他們都是元帥，都有戰略眼光，可以協助毛主席掌握戰略動向，供毛主席參考。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周總理很快就指示外交部和其他外事部門將涉外文電及時分送四位老帥，並親自選定四家靠得住的工廠，交代四位老帥每星期二至星期四“蹲點”3天。其餘時間老帥自行支配，看看有關國際問題的材料，由陳毅主持。
周總理還交代四位老帥，雖然任務很重要，但也不要因為這樣講就去拼老命，要注意身體，量力而行。
四位老帥接到任務後，立即開始的行動，但沒想到他們的第1次會議，就遭到了周總理的批評。
到底是為何事？
原來，四位老帥在舉行第一次討論會的時候，都帶了秘書一同參加。當週總理知道後就嚴肅地表示：以後開會討論，只限於你們四位，不許其他人參加。
總理的批評是有道理的，因為當時國內的環境很不好，這四位老帥聚在一起，以他們的性格，難免會對時局發表一些意見，而這些意見一旦傳出去，可能就要惹禍。
總理批評他們，其實也是為了保護他們，對於總理的批評意見，四位老帥誠懇接受。
但畢竟四位老帥年歲都已經很大了，此時葉帥72歲，聶帥70歲，陳老總和徐帥都是68歲。
於是，陳老總就向周總理建議能不能給他們配幾個助手？
周總理表示同意，他讓前駐英國代辦處常駐代辦熊向暉幫助四位老帥。
熊向暉聽到這個訊息以後非常高興，因為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向四位老帥學習的機會。
但隨即也有了擔心，因為這兩年時間由於一些共知的原因，他已經不在外交戰線了，此時的他並不瞭解現在的外交內情。希望除他之外，讓外交部再派一位現職工作的同志參加，這樣對工作更有益處。
陳老總聽到後覺得這個意見非常好，就將此事上報給了周總理。最後，外交部推薦了歐美司司長姚廣。
6月7日下午3時半，四位老帥在中南海武成殿開會，姚廣和熊向暉列席。
討論會一開始，陳老總首先談了幾點，大意是：
一、國內一些單位做的調研報告價值不高，這樣的材料不看，要重視一手材料，比如像《參考資料》以及香港、臺灣的幾家報紙雜誌，因為這些材料都會透露一些關於國際環境的內幕訊息。
二、討論會的地點定在武成殿或者紫光閣。時間一般定在禮拜六，下午3點開始，討論半天。每次開會之前，由他打電話分別通知其他人。會議以後就叫“國際形勢座談”。
三、“我們四個老傢伙，增加兩位壯丁、強勞力”。其中，熊向暉的任務是從英文書報裡選擇材料。姚廣由於工作比較忙，不一定每次都參加。他的任務可以向四位老帥通報情況，提供外交動態。
四、開會不拘泥於形式，可長，可短，可以插話，可以打斷，可以質問，也可以反駁，講錯了允許收回。
五、重點關注南北兩個方向的國際形勢，不能鬍子眉毛一把抓，什麼都討論。
陳老總講完以後，其他三位老帥也都興高采烈地一個接著一個發言。雖然當時幾位老帥的年齡都很大了，但是他們思路清晰，從來不帶稿子，一討論就是將近4個小時，中間基本沒有休息。
此後每次開會，他們都提前幾分鐘到達。討論的次數也超過了預先計劃的次數，有時星期天也開會。從6月7日至7月10日，他們進行了6次共19小時的討論。
當時四位老帥以敏銳的眼光，以冷靜而認真的態度分析國際局勢。
當時，國內對美蘇兩大敵對勢力的基本基調主要是強調美蘇“勾結”，共同反華。美國和蘇聯可能單獨或聯合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
但是，幾位老帥透過獲得的資料經過冷靜的分析，卻不認為美蘇會相互勾結，也認為戰爭的可能性不大。
1969年7月11日，幾位老帥透過對國際時局的討論形成了《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這份報告主要分為三個方面，大意是：
一、 國際上兩大階級的對抗，集中地表現為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鬥爭。
二、短時間內，美帝、蘇修單獨或聯合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的可能性都還不大。因為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於中蘇矛盾。
三、美蘇之間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他們的主要矛盾點在歐洲。
從7月11日到7月26日，在短短半個月的時間內，美蘇兩國出現了很多新的情況，比如： 7月11日，蘇聯外長葛羅米柯在最高蘇維埃作報告，大肆攻擊中國，倡議蘇美舉行最高階會晤，以發展兩國間的“廣泛合作”，並在國際問題上“尋求一致的立場”。
7月21日，美國和柬埔寨恢復代辦級外交關係。同日，美國國務院宣佈：放寬對美國旅遊者購買中國貨物的限制；放寬美國公民去中國旅行的限制。
7月25日，尼克松在觀看了“阿波羅”號登月返回艙降落後，在關島發表談話，承認在越南戰爭中“受挫”，宣佈將在印度支那收縮兵力，使戰爭“越南化”。
7月26日，尼克松動身訪問菲律賓、印尼、南越、泰國、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
7月26日，蘇聯外交部第一副部長突然約見我駐蘇代辦要求舉行中蘇高階會談。
7月26日，西哈努克派人見我駐柬埔寨大使，面交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曼斯菲爾德6月17日寫給周總理的信，要求訪華，會見周恩來或其助手，表示中美“20年長期交惡”不應繼續下去了。
對於以上新出現的國際形勢，四位老帥立即進行研究。
葉劍英表示，美帝不得不從南越逐步撤軍，蘇修卻在大力推動建立“亞洲安全體系”。尼克松訪問亞洲五國，是怕蘇修接管“真空”。美國國務院宣佈“兩個放寬”，步子雖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國，壓蘇修。
聶榮臻表示，葛羅米柯反華的調子那麼兇，可剛剛半個月，就來個180度大轉變，要求舉行中蘇高階會談，他是害怕中美和緩。
徐向前表示，尼克松訪問羅馬尼亞，在東歐會引起連鎖反應，蘇修怕後院出問題，不得不向我們遞出橄欖枝。
陳毅表示，“20年長期交惡”，真是慨乎言之！美國人可以上月球，就是接近不了中國，比登天還難，這是美帝自己造成的。現在美帝憋不住了，蘇修也憋不住了，他們的矛盾不可開交，都向中國暗送秋波，都向對方打中國牌。局勢到了轉折關頭，後面還會有文章，我們要繼續觀察。
而面對蘇聯是否會對中國發動大規模核戰爭，四位老帥結合最新的國際局勢作出分析，他們認為蘇修不會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但是，中央決定加強戰備非常必要，無論何時都不能放鬆戰備，要立足於打，有備無患。
9月11日上午，參加完胡志明追悼會的蘇聯黨政代表團團長柯西金繞道飛抵北京，周總理在機場同他會談。
9月13日，四位老帥就周總理同柯西金會談的事情做了分析。
四位老帥認為，柯西金屈尊就教，是想同我們緩和一下，借中國壓美帝，同時摸摸我們的底。總理請他吃了一頓飯，同他懇切地交談，這是高姿態。美國情報部門限期蒐集柯西金在中國3小時的詳細情況。可見美帝很著急，尼克松一定會奮起直追。
陳毅更是放言：中蘇首腦會談震動全世界，一旦舉行中美首腦會談，一定會更震動全世界。
以後的事態發展，正如四位老帥的判斷，蘇聯和中國之間並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戰爭，發生在邊界的衝突也沒有再繼續，兩國關係也有所緩和。
與此同時，看到中蘇關係有所緩和，此時的尼克松則更加急切與中國改善關係，帶來的效果則是中美關係也開始鬆動。
70年代初，經過深思熟慮與慎重的外交接觸，毛主席決定開啟中美關係的大門。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秘密來京。
7月16日，雙方發表公告，宣佈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國政府“邀請尼克松總統於1972年5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這是中美關係史上的重大進步。
現在看來，當年四位老帥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是非常正確的，他們透過對國際形勢的冷靜分析所得出的結果，給當時中國的對外政策起到了很好的建議作用。可以說四位老帥的建議為毛主席對國際形勢做決定時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是有非常高的參考價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