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改革開放元年，一位74歲高齡的老人正在為中國未來忙碌

在20世紀中國發生了許許多多的大事，而最重要的有兩件，一個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結束了長達百餘年的戰亂與落後，終於贏得了國家和民族的獨立。

第二件事情就是實施改革開放，中國從此開始擺脫貧窮落後，走上民族復興的創業之路，而這件偉業的起點就在1978年。

1978年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元年，那一年發生了很多具有重大意義的事情，這些事情甚至對於整個中國在歷史上的發展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1977年鄧小平剛剛復出，他所面臨的是一個極端困難的局面，意識形態鬥爭的革命剛剛結束，下一步如何走還是一個正在探討的問題。十年動亂給中國經濟造成了巨大破壞，也留下了很多後遺症，如何解決經濟問題成為了重中之重。此外，民生、軍事、外交、科技、教育等問題，也都亟待解決。

鄧公在74歲高齡復出之後，一刻也沒有閒下來，他對當時的實際情況做了大量深入且細緻的調查研究，基本摸清了中國的基本狀態，為1978年開出正確的藥方奠定了重要基礎。

中國要改變當時落後的狀態，就需要大量的人才，而當時很多科學和教育工作者還在農場參加改造，並且社會上對知識分子還有很大的偏見和歧視。“臭老九”的觀念在社會上依舊盛行。

鄧小平深刻地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要搞成社會主義，要實現現代化，就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而發達的生產力僅僅靠農民勤勞的雙手是不行的，必須依靠科學技術。

因此在鄧小平當選全國政協主席之後，就組織召開了一次全國科學工作者大會，這次會議在當年看似有些波瀾不驚。但實際上這次會議釋放了很多積極訊號，也標誌著國家政策即將要出現巨大轉變。

為了召開這次大會，鄧小平安排了多個工作組，到全國各地將那些被下放到農場改造的老教授，科學家們全部都請了回來。同時，還邀請了全國各個方面對科學發明有突出貢獻的典型代表參會。

解放軍方面也派出了在軍隊中有突出科技發明的代表，其中有一個33歲的年輕人，他的名字叫任正非。

在這次大會上，鄧小平明確了科學技術的重要性，肯定了科學工作者和知識分子在社會生產中的重要地位，糾正了以往對知識分子的錯誤偏見。同時也表明了國家即將實施經濟改革，而科學技術將成為關鍵因素。

也是在這次大會上，鄧小平提出了“科學技術就是生產力”的重要口號。

科學工作者大會的召開以及高考的恢復，在當時的中國社會引起了一個讀書學習的熱潮。據觀察，從1978年開始，中國社會上出現了歷史罕見的讀書熱潮，很多科普以及自學類書籍常常脫銷。

這種現象也反應出了當時中國對科技以及知識分子的極大需求，人民群眾尤其是廣大青年人對知識有著強烈的渴望。

歷史的實踐證明，教育和科學改革為後來中國經濟崛起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培養出了大批頂尖科技精英。更為重要的是全國青少年的文化水平得到大幅提高，後來中國能夠提供大量有文化基礎的高水平勞動力。

當時的中國，90%以上的人口是農民，第一產業仍舊是佔著最大比重，儘管如此，中國人仍然吃不飽飯，全國還有很大數量的貧苦人口，甚至經常出現饑荒。

在這一年安徽鳳陽小崗村十八戶農民私下實行聯產承包的新聞震驚了全國，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以前，這些農戶將面臨很重的懲罰。

但是鄧小平敏銳的意識到這些文化水平並不高的農民，自己探索出了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能夠極大的解放農村生產力。

經過深入的調查研究，中央最終決定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推廣。

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中國農業歷史上絕對是一次革命，僅僅一年之後就收到了顯著的成果，全國各地不同程度地實現了糧食豐收。糧食收穫記錄也在不斷重新整理，這不同於此前的大躍進，而是實實在在的碩果。

農村生產力的解放，不僅解決了中國的糧食危機，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更重要的是為下一步的工業化改革和城市化建設提供了大量的剩餘勞動力。如果眾多的農村勞動力不能從土地上解放出來，那麼接下來的工作就會面臨無人可用的尷尬局面。

因此是否擁有大量的青年勞動力，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前提。目前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想要學習中國的改革之道，但卻沒有認識到應該先解放勞動力。

在1978年5月份，《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這篇文章一經問世就立刻引起了巨大爭論，並且爭論的範圍迅速擴大，從北京到地方，從中央到基層都在激烈討論。

這種情況引起了鄧小平的高度重視，他查看了大量關於這次討論的文章以及內參，同時也虛心聽取了各方面的彙報。

鄧小平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所站的高度，看問題的角度，不是一般人能夠體會的。對於思想意識問題的重要性，鄧小平早就已經意識到，他也在積極探討。

而這次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就恰恰在這個關鍵的時間節點上恰到好處地出現了。不難想象當鄧小平看到它的時候，是一種怎樣興奮的感覺，這就好比在迷茫的夜色之中看到了一盞導航明燈。

當時由中央開始逐步盛行一種極端思想，即“兩個凡是”。最為經典的表述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當時毛澤東思想被看做是指導中國各項工作的一杆大旗，幾乎佔有不可動搖的地位，很多老百姓甚至將毛澤東當做神來頂禮膜拜。因此當打著毛澤東旗號的“兩個凡是”思想出現的時候，迅速成為了社會主流思想。

好在有識之士立即認識到這種錯誤思潮的巨大危害性，但很少有人敢站出來正面反對，這篇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文章確實需要極大的勇氣。

今天的我們早已經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看做是理所當然的概念，因此我們很難想象當年的人們為什麼會對如此明顯的問題進行爭吵。

實際上這就是思想意識的巨大作用，在今天看來非常簡單的事情，在特定的歷史年代就有可能是極端叛逆的表現。

大討論的關鍵時刻，鄧小平站了出來，明確表示“時間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寫得非常好，完全正確，沒有問題。

這實際上就是給這一場大討論做出了最終評判，也為接下來的思想工作定下了基調，中國人的思想從以階級鬥爭為綱之中，真正的解放了出來。

考慮到要讓全國各階層的人民都能準確理解這個思想，鄧小平還特地用自己家鄉的諺語做了通俗的翻譯，也就是那句著名的：不管黑貓還是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

經歷過那場真理大討論之後，中國人的思想逐步開始向務實方面轉變，一切以實際結果尤其是經濟效益方面看齊。只要結果好，只要有經濟效益，就可以採納，就是好辦法。

實際上這為後來的經濟和制度改革掃清了最大的障礙，畢竟人們內心深處的陳舊觀念才是最大的阻礙。

為了摸清中國經濟尤其是工業和世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鄧小平還邀請了很多國外記者到中國來考察，開啟大門讓人家幫我們診斷。

國外的記者分赴全國各地進行深入觀察，他們以成功者的眼光仔細審視著中國這個神秘國度裡的各種問題。

這些專業的國外記者經過深入調研之後，寫成了詳細的報告，鄧小平也得以在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眼光來看待中國經濟存在的問題。

這些問題被反應上去之後，只能用一個詞來形容，“觸目驚心”。

當時中國沒用民營企業，所用企業全部都是國營，而國營體制內對職工進行大包大攬，即所謂的“大鍋飯”。職工一旦進入體制內，幾乎就等同於有了終身保障，無需太努力就可以有不錯的待遇。

據統計當時幾乎所有的工廠企業都存在機構臃腫、人員規模龐大、生產效率低下、積極性差等重要問題，如果這些問題不盡快解決，大規模的破產不可避免。到了那個時候，將爆發一場巨大的災難。

因此，改革已經勢在必行，並且刻不容緩。但是如何改，又要往哪個方向改，沒有現成的答案。中國這麼一個大國在世界上找不到類似的案例，也沒有可以照搬的經驗，以往的經驗證明照搬蘇聯模式是錯誤的，同樣照搬西方模式也肯定是不行的。

儘管不能照搬，但我們還是要借鑑別人的成功經驗，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因此，自1978年開始，鄧小平就派遣多個考察組飛赴西歐、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進行考察，學習取經，希望從這些成功國家身上找到一個能夠適合中國發展的樣本。

經過多方面的考察和討論，鄧小平認為日本的發展模式能夠為中國所借鑑，因此1978年10月份，鄧小平決定親自去日本走一趟，看一看人家到底是怎麼發展的。

日本是鄧小平復出之後第一個出訪的國家，而這一次考察也給了鄧小平巨大的啟發，為他後來改革開放的設計模板提供了重要的參考經驗。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日本本土幾乎被炸成了一堆廢墟，但是他們竟然在短短的三十年時間裡迅速崛起，實現了經濟騰飛。

當時的日本是全世界的明星，創造了世界歷史上的經濟奇蹟。日本不僅在經濟上一躍超過了西德，還成為了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並且在科技和文化方面也獲得了巨大的發展。

日本的產品是當時世界上最暢銷的產品，即便是在中國國內也以手中能有日本電子產品自豪，美國人甚至誇張的形容，日本能夠買下整個美國。

鄧小平訪日得到日本各界的高度重視，日本首相不僅親自安排高規格接待，很多考察行程還親自陪同。

日本很多大企業都敞開大門熱情地接待這位中國領導人的參觀，在參觀日本期間，鄧小平還單獨會晤了當時的日本“經營之神”松下幸之助。兩位老人進行了深入的溝通，鄧小平非常佩服松下的經營管理能力，松下也被鄧小平的遠見卓識所深深折服。

這次溝通之後，松下集團便確定了要對中國進行大規模投資，後來松下也成為了第一家進入中國的外企。

這次訪問日本最為著名的事件就是鄧小平乘坐日本新幹線。當時日本的高速列車處於世界領先地位，鄧小平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列車，當他親自坐在列車之上，看著窗外被高速掠過的風景之時，鄧小平陷入了沉思。

在列車上鄧小平並沒有顯出在參觀其他企業時的興奮和好奇，更多的時候是看著窗外的風景在思考，他的面色很凝重。

當記者問他乘坐新幹線有什麼感受的時候，他回答，就是感覺到快，有種催人快跑的感覺。

鄧小平的描述也正是他已經當時中國人的真切感受，當時的中國實在太落後了，世界正在突飛猛進，而我們還在原地踏步，再不改革，再不開放，中國真的就要被世界所淘汰了。

此次日本之行，鄧小平終於確定了以日本發展模式為基本模板，並且積極和日本達成合作，請日本人來做我們的老師，並且幫助我們來改革發展，達到雙方共贏的局面。

當時的日本也非常希望能夠開啟一個具有十億人口的巨大市場，幫助中國發展，即可以培養市場，又可以擴充套件自己的海外產業。畢竟日本地域狹小，勞動力成本較高，而中國是一個非常理想的產業轉移基地。

鄧小平回國之後，第一個主抓的專案就是上海寶山鋼鐵廠的興建，中國要發展工業，就必須有高質量的鋼鐵原料，寶鋼承擔的就是這一重任。

寶鋼的投資總額高達300億元，而1977年中國的GDP總額也只有800億元，寶鋼工程甚至一度因為預算太高而面臨停工的危險。關鍵時刻鄧小平指示陳雲深入調查，最終還是頂住壓力把寶鋼建成了，為中國工業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1978年年底，被後世高度讚譽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上有兩個重要內容。

一是肯定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確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指導思想。

第二是決定了中國要進行改革開放，拉開了新中國走向富強和民族復興的大幕。

1978年，發生了太多的大事，一切都圍繞著“改革開放”而展開。我們很幸運，那一年在鄧小平的帶領下，中國人選擇了正確的方向，邁出了正確的腳步，儘管這路上充滿了荊棘坎坷，但是我們知道自己正在走向光明！

我是史海魅影，關注我為歷史點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