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5月出生，著名臨床營養學家，北京協和醫院臨床營養科教授。擅長醫院膳食管理和營養治療，透過不斷完善符合我國國情的醫院基本膳食、特別膳食、診斷膳食與代謝膳食，保證供應的膳食符合治療的需求。曾任中華醫學會北京分會臨床營養學分會第二屆主任委員，中國生理科學會營養學會臨床營養專業組組長，中國營養學會臨床營養分會顧問，《營養學報》編委。組織編寫多部營養學專著。
北京協和醫院老樓西門本版圖片均由北京協和醫院提供
【聽醫者講述】
回憶往事時，查老眼中一直閃爍著光，在這穿越世紀的光芒裡，飽含對患者的深情和對醫學的熱愛。
——訪談人董琳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本軍國主義的炸彈把我們的南開大學給炸了。當時我在家裡站在臺階上能看到那個爆炸的情況，我又恨又驚，得了一場病，甲狀腺機能低下，於是便休學了。1938年，我轉入燕京大學，讀的化學系。但因為我生過一場病，身體不太好，思維不夠敏捷了，在一次實驗中暈倒了。燕京大學有一點很好，它會根據學生的情況給安排專業，於是我就從化學系轉到了家政系營養專業。
當時燕京大學家政系營養專業的學生都要到協和接受培訓，一是管理的內容，二是理論提高的內容。主要是到廚房，先了解從食物採購到食物分發的全過程，這是打基礎的一個方面。因為要做一個營養師或營養部的領導，對廚房不瞭解，就沒有發言權，沒有指揮權，所以我覺得這步挺要緊。
我第一次到協和是1941年，對協和的印象就是嚴謹、要求高。我記得那時候營養部大概有4個營養師，他們有各自的分工：有主要負責教學的，有主要負責培訓的，有主要負責管理的，有主要負責病人飲食的，分工很細。協和成立之初就設立了營養部門，但不叫營養科，叫飲食部。因為除了負責住院病人的飲食以外，還要管住院醫師、主治醫師和護士的飲食，目的是讓他們吃到合理的膳食，保證他們的身體健康。
我們那時候有一個習慣叫“下病房”，“下病房”是什麼意思呢？就是病人開飯的時候，要到所分管的病房去看病人的飲食情況，他吃不吃、為什麼不吃，是醫囑的問題還是別的什麼問題，全要了解得一清二楚。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在醫院從事營養專業的人員，如果不去病房接觸病人，那等於白搭。因為你的服務物件是病人，你對物件不瞭解，怎麼為他服務啊？所以我一直認為，要成為一個好的營養專業人員，必須接觸病人。比如說胃切除的病人，一般外科病人平常的膳食規律是做完手術以後先吃流食，然後半流食，可是對胃切除的病人，這個做法不太適合。因為患者的胃已經切除了大部分，食物進去以後，很快就進入腸子，這就會有反應，叫“傾洩綜合徵”。遇到這種情況，我會馬上跟大夫說，改半流食，讓他吃得稍微稠一點，讓食物到腸子的時間慢一點。
這就是我們深入病房的結果，你不到病人面前怎麼能瞭解？所以作為一個營養人員，你不去接觸你的服務物件，那算什麼營養人員？同時，你對廚房的情況也要了解，即使有管理人員來管理，你也得了解情況，知道問題出在哪兒，是廚房在某一方面做得不好還是怎麼著。所以我們除了要深入病房以外，還要進入廚房、瞭解廚房。我們對廚房的工作非常重視，廚房招廚師全要經過考試，先看他烹調技術。因為他們也是主力，做的東西人家不愛吃不行，那時候我們每次都要嘗膳。而且還有計劃地進行成本核算，今天多少份菜，蔬菜多少、肉菜多少，全是要管理員來分、來稱重的，不能賺病人的錢。我們在處理病人膳食的時候是個體化處理，按照每個人的特點、飲食習慣、飲食背景來安排，得個體化處理，全體一樣那不行。得讓病人能吃進去才算完成任務，不然就是紙上談兵。
解放初期，全國專業的營養師也就不到10個人，我們叫“熊貓隊伍”。到了70年代改革開放後就發現，營養專業後繼無人，這是個大問題。20世紀80年代，我和杜壽玢共同創辦了中國生理科學會營養學會，並利用這個平臺開辦營養培訓班，為全國培訓營養專業人才，培訓班的參加人數有時候能達到100人。
現在，我常說自己是個外星人，跟不上時代了，可是我覺得有兩點：一是為病人服務的思想不能變，二是營養科是一個醫技科室的性質不能變。我希望協和營養科能夠跟上時代潮流，但無論怎麼變，這兩方面不能變。營養科絕不能變成一個大食堂，必須由專業的人來管理，這是我的期待。
（本報記者崔興毅整理）
來源：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