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與毛主席
（一）提出八路軍要爭取在華北持久抗戰這第一個前途等建議，對中國共產黨確定持久戰的戰略方針和做出相應的戰略部署起了重要作用
在八路軍開赴華北抗日前線之際，朱德在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洛川會議上，闡述了八路軍應儘早開赴華北並在華北堅持持久抗戰的思想。朱德指出：我們不能速決，希望持久戰。如何進行持久戰呢？主要是解決我們的中心與主導應該放在何處。他認為，在用兵上，不能平均去部署，要把八路軍作戰的“中心擺在支援華北”，“重心爭取在太行山及其以東”。如果“局勢變化，有可能我們有一部去綏東”。在作戰方法上，八路軍不能拼消耗，“持久戰單憑消耗是不可能的”，而“主要的是發動廣大群眾，軍事上是發動廣大游擊戰爭”。他認為，八路軍要爭取在華北持久抗戰這第一個前途，要在國民黨軍隊還能抵抗時，及早佈置工作來爭取這個前途，即使友軍都退下來，八路軍也能在華北堅持。當然，也可能八路軍被迫退出來，但是，即使出現這種局面，也要增加堅持的時間。他還在具體分析日軍和八路軍各自優勢的基礎上，認為八路軍一定能夠在華北堅持。他指出：“日本武器比較好，但戰鬥經驗缺乏，有可能打垮一些，捉一些。”而八路軍善於打游擊戰爭，“華北方面地勢上也有可能發展游擊戰爭”。那麼，怎樣才能在華北堅持呢？朱德認為，關鍵在於依靠群眾的支援，要做“爭取群眾工作，首先爭取（華北）這一萬萬人”。因此，他特別強調，八路軍開赴華北前線後，“只有積極的活動，才能發展抗戰”，其他工作人員也要跟進去，這是爭取前途勝利的重要一環。在闡述上述觀點的基礎上，朱德建議黨中央“應估計到我們能牽制敵人，起偉大作用”，八路軍改編後“出動不能停頓太久，不要讓人家（指國民黨軍隊）敗了，不好”，要早上前線，謹慎用兵，積極廣泛地發動游擊戰爭。
朱德的上述思想和觀點，對洛川會議確定正確的持久戰戰略方針和做出相應的戰略部署，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之後毛澤東在會議的發言中也認為：“我們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最基本的方針是持久戰。”周恩來也贊同對形勢要有持久戰的估計。這樣，洛川會議正式確立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包括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與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但著重於山地）”。在洛川會議上朱德還提出了八路軍應展開於恆山山脈為中心的冀、察、晉、綏四省交界地區的作戰部署，也明確了八路軍在敵人後方擔負配合正面戰場、開闢敵後戰場、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戰略任務。但是，戰場形勢瞬息萬變，當八路軍開赴前線後，華北敵情卻發生了重大變化：日軍以平津為出發點，沿平綏、平漢、津浦鐵路向山西發動強大的鉗形攻勢。而對敵情的重大變化，為避免八路軍主力陷入日軍戰略迂迴包圍中，9月15日朱德及時向毛澤東提出了八路軍轉向晉西北敵後區的新建議，對八路軍三個師的作戰區域重新進行了部署：115師以太行山脈為活動地區；120師以管滓山脈及呂梁山脈為活動地區；129師以太嶽山脈為活動地區。為使敵後每一個戰略支點在與日軍的持久作戰中都能發揮棋局中“活眼”的效果，朱德將黨領導的地方抗日武裝納入整體部署，並對山西決死隊擬在五臺山建立根據地的計劃作了相應調整。遵照朱德的指示，已經開到五臺山地區的決死隊迅即南下轉向晉東南。由於堅持從華北戰場實際出發，立足於華北戰場全域性部署八路軍的作戰區域，從而使八路軍在出師後短短兩個半月內，就在敵後站住了腳，形成了彼此相連、互為依託的呂梁山、太行山、恆山、五臺山等敵後抗日根據地。這些敵後戰略支點成為抗戰這盤棋局中佈下的“活眼”，由此盤活了整個華北戰場這盤大棋，給日軍造成了巨大的戰略壓力。 （二）準確把握戰略時機，適時提出進行全國性戰略反攻的具體建議，推動抗日戰爭勝利程序
在全國性抗戰進入第八個年頭時，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國先後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蘇聯也於8月8日對日宣戰。次日，百萬蘇聯紅軍揮師中國東北，兵分四路進攻日本關東軍。在這種十分有利的國際形勢下，8月9日，中國共產黨在楊家嶺召開了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著重討論時局問題。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闡述了蘇聯參戰後的形勢和黨的方針、任務，並認為蘇聯參戰使抗日戰爭進入最後階段，明確提出“現在同蘇聯紅軍配合作戰，是痛快的。具體如何配合，還要等戰爭的展開。我們現在要做的是配備幹部，發展攻勢，準備幾十個旅打仗”。他要求對此考慮一個計劃。朱德在這次會議上也發了言，認為毛澤東提出的“準備反攻，現在已成為實際”，還提出了非常具體的戰略性意見。根據毛澤東提出的用36個旅向日軍發動進攻的戰略意圖，朱德建議在反攻中重點加強炮兵的力量。具體方法是：第一，給這36個旅的每個團配備一個炮兵連，以便解決日軍堡壘。第二，要結合整軍工作，整軍主要是整炮，讓炮兵先學迫擊炮，作為學平射炮的基礎。將來搞點新式炮，不會多，主要靠迫擊炮。第三，要對炮兵配備老幹部，配備炮兵學校生。第四，在具體作戰方法上，要集中兵力發動進攻作戰，以殲滅戰為中心。軍事上的集中，現在是集中在幾個軍區上，將來各戰略單位要有十來個突擊團，才能解決問題。還要充分發揮民兵的作用，內部靠民兵，外部靠突擊團。第五，配合戰略反攻作戰，其他工作一切都要趕上，不要遲。各方面都要有準備，特別是糧食和擴兵問題一定要解決好，因為打仗主要靠兵和糧食。朱德還主張在華中、山東、河南等地擴兵，韓信將兵，多多益善，讓老兵當幹部。擴來的兵可以使用迫擊炮、擲彈筒。他還認為，儘管現在的困難還很多，但我們要加強勝利的信心，勝利是一定要得到的，透過戰略反攻作戰，黃河以北是我們無論如何要得到的。這些建議和主張，實際上被黨中央和毛澤東所採納。日，毛澤東就發表宣告，號召“中國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應舉行全國規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蘇聯及其他同盟國作戰。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應在一切可能條件下，對於一切不願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實行廣泛的進攻，殲滅這些敵人的力量，奪取其武器和資財，猛烈地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隨後，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各抗日遊擊隊等人民武裝，向日偽軍發動全面反攻，殲滅拒絕投降的日偽軍數萬人。到1945年底，共殲滅日軍1.37萬多人、偽軍38.5萬餘人，收復縣以上城市250多座，取得了全面反攻和殲滅拒絕投降之日偽軍的重大勝利。
（三）及早預見國民黨軍胡宗南部進攻延安的作戰方式，提出大處著眼、小處著手準備應戰的具體建議，得到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並予以採納 1942年春，國民黨不斷挑起事端，中共根據周恩來提供的材料和所做的國民黨準備發動新的反共高潮的估計，於4月17日向各地黨部及八路軍、新四軍負責同志發出《中央書記處關於準備應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指示》，指出：“有各種材料指明，蔣及國民黨現正準備於日蘇戰爭爆發後舉行第三次反共高潮，我們必須準備團結全黨和人民適當的應付此次高潮及今年的極大困難。”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專門討論如何應對國民黨可能派軍隊向延安發動軍事進攻的問題。在這次會議上，朱德建議黨中央要做好充分的軍事準備。他說：自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國民黨已有反共的象徵，現在國民黨的要人對抗戰已失去信心，蔣介石有可能與日本妥協。因此，我們要作好蔣介石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軍事準備。他還提出了具體意見：要估計國民黨“準備搞亂”，我們要作好“可能打起來”的準備，這種準備要大處著眼、小處著手，“要準備大打”，一旦國民黨軍進攻延安，我們要“採取內線作戰”。他還進一步分析國民黨軍的作戰方式說，胡宗南部兩年來沒有打過仗，編了很多土匪部隊，十幾個師是老部隊，他們的進攻可能是閃擊戰。因此，我們要積極準備，作好相應的軍事佈置。在兵力部署上，須從華北調來20個團，並邊區現有20個團，共40個團，就夠對付胡宗南。還要抽調一些人到部隊及群眾中工作，工作人員疏散以後有好處。多餘的資財拖到保安去。這些建議，得到毛澤東的高度重視。毛澤東在會上提議，為準備應付突然事變，加強陝甘寧邊區與晉西北的防務，統一軍事指揮，決定組織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以賀龍為司令員，關嚮應為政治委員，並決定晉西北成立中央分局，關嚮應為書記，林楓為副書記，直屬中央指導。會議同意了毛澤東的提議，還決定成立後方工作委員會，葉劍英為主任，葉季壯為委員。聯防軍成立後，中共中央於10月又決定原留守兵團與聯防軍合併，蕭勁光為聯防軍副司令員。
果然，國民黨經過一個較長時期的準備，乘1943年5月中旬共產國際決定解散之際，準備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正如朱德所料，胡宗南從擔任河防的三個軍中調出兩個軍，要以閃擊戰進攻陝甘寧邊區。7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對策。朱德在會上發言指出：在軍事上要進行對各個教練的突擊運動。幹部也要學好各個教練。主要是射擊、刺殺、擲手榴彈等技術教練運動。操練時只要頭尾五分鐘的講話，主要是實地練習，不要誇誇其談地教條式地多講。他還提議對群眾進行自衛軍的軍事技術教育。毛澤東贊成朱德的建議，表示：“同意總司令意見，組織全軍的軍事技術教育，各機關學校組織自衛軍。”由於中共及時揭露國民黨的陰謀，由於解放區軍民積極動員起來的準備和全國進步人士以及國際輿論的反對，這次反共行動於同年秋被迫停止，沒有形成大規模的軍事衝突。（四）1940年5月，朱德從華北抗日前線回到延安後，黨中央之所以把他留下來，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他協助毛澤東解決黨內是非問題。1935年的遵義會議和1938年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都只批判並糾正了王明的錯誤，而沒有來得及在全黨範圍對黨內歷次“左”傾和“右”傾錯誤進行深刻的總結，造成以往黨內思想上的一些分歧繼續存在，並且有新的發展，影響了黨的團結和戰鬥力。另外，在錯綜複雜的惡劣環境中，因黨的教育工作薄弱，新發展的數十萬黨員主要出身於農民和小資產階級，思想中不同程度存在的一些非無產階級思想來不及克服，馬列主義水平不高，缺乏對真假馬列主義的辨別能力。為了統一黨的指導思想和提高全黨的馬列主義水平，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在全黨全軍範圍內開展了一次普遍的整風運動，“主要目的是清算六屆四中全會以後在黨內長期佔統治地位的 ‘左’傾錯誤路線及其表現形式——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朱德協助毛澤東解決黨內是非問題，主要是透過協助搞好整風來實現的。朱德又做出了他的歷史性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在整風運動的關鍵時刻，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為統一全黨的思想，鞏固全黨對毛澤東領袖地位的認識，發揮了重要作用
整風運動開始後，王明一直稱病不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和整風會議，而當1942年底劉少奇回到延安和1943年3月張聞天農村調查歸來後，他認為時機來了，對他們宣傳說中央路線有錯誤，並要他們出來主持公道。共產國際宣佈解散後，王明又乘機繼續宣揚國民黨是民族聯盟，實行的是民主政治等觀點。這時，中央正準備召開七大，為了進一步統一高階幹部的思想，中央政治局決定按照1941年“九月會議”的方式，繼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黨的路線問題。胡喬木回憶說：“由於王明認為抗戰以來黨的路線錯了，這次會議在繼續深入揭發批判蘇維埃運動後期的錯誤路線的同時，著重討論抗戰時期黨中央的路線是非。”為了使高階幹部認清王明錯誤的實質，朱德在1943年9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王明抗戰以來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他說：抗戰以後的王明路線的實質，是在統一戰線中不要領導權，投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忽視游擊戰爭，不瞭解中國革命的特色就是靠游擊戰爭來發展自己的力量；對黨內，是站在共產國際立場來指揮中央，黨內關係也採取統一戰線一打一拉手段，因此，形成對外一切服從，對內“獨立自主”的特點。他還把王明路線與陳獨秀路線作比較，指出其相同點是：第一，都不要革命領導權，甘願讓給資產階級；第二，不要武裝力量，又幻想革命成功，這完全是空想；第三，看不起無產階級自己的力量，而把資產階級的力量看得很強大；第四，忽視游擊戰爭，陳獨秀也罵紅軍是土匪；第五，怕統一戰線破裂，打爛家當，怕打爛就會產生投降心理。不同點是：王明有共產國際招牌，穿上馬列主義的外衣，把人嚇住了。在這次會議上，朱德還十分明確地指出：“中國革命已產生了真正領袖，這就是毛主席。”為了統一思想，鞏固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朱德曾在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開的西北局高幹會議上說：我們黨在二十多年的奮鬥中已經產生了自己的領袖，這就是毛澤東同志，這是在歷史過程中鍛煉出來的，不但在中國，而且在世界上都承認他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朱德還談了如何服從黨的領導的問題：“服從組織有兩個方面，一個是機械的，一個是自覺的。”“如果自覺的話，對的要服從，不對的要討論執行，再向上申訴抗議，提出問題來，但組織原則一定要服從。”朱德的這些話，明確提出了全黨要服從以毛澤東為領袖的黨中央的領導。在這次會議上，朱德還深入批評“兩個宗派”。他說：“透過學習，客觀地看那些檔案，有些問題也容易搞通。王明的教條主義現在看來很明顯，他們只知道外國，不知道中央。我們也要外國，也要中國，從實際出發都對，從教條出發都錯。經驗主義者懂理論少，自然要做教條主義的俘虜。”“毛澤東辦事腳踏實地，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難總能想出辦法，在人家反對他時還能堅持按實際情況辦事；同時他讀的書也不比別人少，但他讀得通，能使理論與實際合一。實踐證明，有毛澤東領導，各方面都有發展；照毛澤東的方法辦事，中國革命一定有把握勝利。我們這次學習，就要每人學一套本事，主要學好毛澤東辦事的本事。”胡喬木後來認為：“朱老總在黨內是德高望重的忠厚長者，又與毛主席有著 ‘朱毛不可分’的關係。他以這種特殊身份講的這番話，對於政治局整風批判 ‘兩個宗派’，把全黨認識統一到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線上來，發揮了重要影響。”由於朱德等的影響和作用，整風運動在全面深入研究和批評王明的機會主義錯誤的基礎上，鞏固了全黨對毛澤東領袖地位的認識。朱德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的重大貢獻功不可沒。毛澤東也給予過他很高的評價。薄一波回憶說：“關於朱總的評價問題，在延安整風時，毛主席最後說，朱總是中國人民的領袖，偉大的戰士，從舊民主主義到新民主主義，朱總都是一個最偉大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