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村學是農村為文化傳承普遍設立的教育機構。過去稱村塾或私塾，一般規模很小，幾乎大小村莊都有，而且多是設在廟宇裡，或大姓家族的祠堂裡，也稱書坊。
我們翟家莊（俗名“打磨子”）雖不大，但在村西頭的關帝廟裡也有書坊。後來，稱學堂或學校。聽說，我二伯（排行馬六）馬俊才，就當過村學管理員。
從我記事起，就聽父兄們說，多年來，學堂裡就一位鄰村馬莊的高老師（字醒五），教著二十多個學生，一茬接一茬，連續不斷，村裡不少有出息的文化人，都是從這裡走出去的。
我村最早的革命者、早期共產黨員翟鴻慕（化名穆鴻奎），就是先從村學受過啟蒙教育，後轉入鄰村晴照寺小學，1921年考入濟南一中的。1923年去蘇聯哈薩琳做礦工，接受了馬列主義教育。1925年回國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就在我村建立了黨支部（淄博地區早期黨支部之一），並任書記。
可惜！1929年3月，翟鴻慕奉山東省委密令去濟南鋤奸，卻被叛徒出賣而被國民黨逮捕，同年8月3日，就在濟南南圩門外英勇就義了。
還有他的親叔叔翟印全（排行翟九）、堂弟翟鴻寶（字玉山）、翟鴻友（字子嘉），也都是高老師的學生。翟印全，1938年任膠濟抗日大隊主任，被日本人逮捕，壯烈犧牲。叔侄二人成為我村有名的“一門三虎（絕戶）兩烈士”。翟鴻寶，後來當過膠濟鐵路一個小車站的站長，並做了高老師的乘龍快婿。
常言道，“嚴師出高徒”。翟鴻寶當學生時，既是大學長，也沒少挨高老師的戒尺。還有翟鴻友，高老師讓他背書最多，也挨板子最多，但琴棋書畫皆通，高老師就看中了這個好苗子，待自己年老告退時，就推薦翟子嘉做了自己的繼任先生。
待到翟子嘉當村學老師時，我就上學了。不過，攤上了戰亂動盪的抗日戰爭時期，學校時聚時散，三住兩歇；學習知識是蜻蜓點水，沒有留下多少印象，倒是一些逸事卻記憶深刻。
翟老師的二胡拉得好。幾個幹鐵路的老同學——馬長富、馬德恭、楊慶芳、王繼忠等，一休班就來找翟老師吹拉彈唱。所以，在我幼小的心靈裡，就留下了“楊延輝，坐貢院”、“一馬離了西涼界”、“蘇三離了洪洞縣”等，永遠抹不掉的印象。
翟老師，也有一定的書畫功底，常招來一些愛好者，前來切磋展示。當時有一位特殊的常客，是昌城官宅的破落遺少，人稱鄒少虎。他隔三差五地來展示他的書畫技藝，其真實目的，卻是來蹭飯吃（那時興學生輪流管先生飯）。
此人一到，學生們就圍住老師辦公室的門口，看他寫字畫畫。他的動作形態怪異。他寫字畫畫，不坐也不站，而是跳到椅子上猴坐（蹲）著，而且寫畫幾筆，就跳下椅子，跑出四五步，招人抻起宣紙，他瞅上半天，然後再跳回椅子上，再寫畫幾筆-----如此反覆幾次，就完成一幅字畫。雖不是一氣哈成，但總是渾然一體，引來行家的稱道喝彩。我們也跟著鼓掌。
此人家世形象，是周邊鄰村出了名的。聽說，他小時候，鄒氏官宅雖已敗落，但家底還算殷實，他那紈絝子弟習氣不蛻。到他成婚年齡，他的岳父家意見分歧。多數人擔心，女兒嫁給他，要受窮一輩子；唯獨他的老岳丈堅信：“這樣的主，砸砸門掛鼻，也能吃一輩子！”
我所見到的鄒少虎，不過三四十歲。看他那瓜皮小帽、油漬破長衫、嘴上總粘著半截粉紙菸蒂的形象，儼然是現實版的“孔乙己”；其作為已淪為靠蹭先生飯吃的文化乞丐了。
不過，現在想來，從其當年的《鍾馗》畫像和《大江東去》的橫幅來看，又不是一個完全沒有思想的人。
那時，學校又新來了一位音樂老師，叫黃獻一，是翟老師的替頭堂姐（堂姐去世，堂姐夫後續的），是城裡來的一位小知識女性。雖一隻眼睛有缺陷，但會彈風琴，嗓音也好。她彈奏著當時流行的“我家有過胖娃娃”的曲調，教我們唱“蘇武留胡，節不辱”的歌詞（《蘇武牧羊》），並告誡我們“不要到外面唱”。惟恐日偽爪牙發現，惹來禍患。
到了日本投降前夕，學校倒又“紅火”了一陣。主要是鬼子推行綏靖政策，把鐵路沿線的村莊定為“護路村”（我村離張博鐵路不過二百米），利用假象，苟延殘喘。
我們村，也將計就計，請出早年的私塾先生，又闖過關東去過蘇聯的翟踐安（翟鴻慕的二叔，排行翟八）任校長，擴充人馬，招收鄰村學生，又聘請了我二哥馬立誠任國語教員。因為二哥14歲時，在鄰村良鄉莊，我姥姥家唸私塾時，曾替生病的先生（孟憲行）代過幾個月的課。傳到村裡，受到普遍讚揚。此時17歲的二哥便受到翟踐安先生的賞識，而且，後來又“倒提媒”做了翟八的二女婿。
二哥私塾底子厚實，教國語特別注重古詩文，而且要求非常嚴格。有一次，讓我連續背誦唐代詩人白居易的《慈烏夜啼》《燕詩示劉叟》《母別子》三首詩。我背得磕磕絆絆，二哥便毫不含糊地打了我三戒尺！隨即手掌就腫了起來。
放學回家，我怕母親看見，就把手藏在棉襖袖筒裡。吃飯時，伸手拿筷子，母親還是看出來了，便拉起我腫得像氣蛤蟆似的手掌，心痛地朝二哥吼：“咋能沒輕沒重！又偏打他的右手，怎麼吃飯寫字啊！”不過，從此我牢牢記住了白居易的那三首詩。
村學的“紅火”，只是曇花一現。隨著日寇投降，國共拉鋸戰開始，學校又時開時散。日後，曾以“識字班”代之。我就曾教過村裡的姐妹們。
家鄉徹底解放了，村學改為公辦，學校才穩定下來。我也就離開了村學，外出上學，對村學就不太注意了。
公辦學校，有了公辦教師，也有民辦教師。我的堂妹馬素雲就幹了一輩子民辦教師。後來隨著村學撤併到鎮上，根據政策，才轉為公辦教師到退休，村學也就不存在了。
2022年1月13日
作者簡介：馬汀，生於1933年10月，淄博市張店區人。畢業於山東師範學院(今山師大)中文系。從1960年起先後在淄博六中、十一中任語文教師。淄博市首批獲得中學高階教師職稱的教師。先後發表教學論文、散文、詩歌等200餘篇，個人先後出版散文集《雜記與漫談》《打磨子軼事》《農民楊玉寬》《晚霞集》《牽手集》《冬天裡的收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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