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曾經公開表示：美國的經濟地位將會被中國取代。美國擁有如此成熟的市場，眾多的頂尖人才，又有美元霸權為其經濟保駕護航，美國前國務卿，著名政治家基辛格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判斷呢？

藉助基辛格的這段話，我來帶大家一起來認真、客觀地分析一下中美問題，一起解讀兩個世界大國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然後再來為大家解釋為什麼基辛格會說出此言。

我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去深入淺出地為大家分析：

第一，中美關係的決定性因素到底有哪些？第二，中美關係的變數有哪些？第三，為什麼說中美之間打不起來？第四，中美之間競爭的必然性與必要性；第五，中美兩國如何管控分歧？最後，基於這些分析，我們再來看一看，基辛格為什麼說在經濟上，美國的地位將會被中國取代？

一、利益決定論

一個國家，無論有著怎樣的歷史，由誰管理，其執行的根本性推力都是背後的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而既然有人為因素，也就必然會產生各種思想，有了不同的思想，再加上不同的歷史實踐，必然會產生不同的利益。

統治管理階層、被管理階層，以及其他特殊階層各種利益相互交織、相互作用，最終就會形成國家利益。國家利益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但是，只要國家作為一種組織形式依然存在，政權依然穩定地延續，國家利益在中短期內基本上是不會有太大變化的。

這一點同樣適用於中國和美國。對於中國來說，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我們的宏觀的、最高的國家利益就是實現廣大人民群眾的群體性需求。在這個基礎上，衍生出了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稍顯不同的中觀國家利益目標。

舉個例子，改革開放之前，我們的主要精力放在了穩固國家政權上，因為當時的國際環境對於一個新生政權來說是不太友好的，所以我們最終決定必須要赴朝作戰，展示中國的實力。

然而，隨著國際環境逐漸穩定下來，國內民眾的需求也發生了變化，他們更希望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因此改革開放應運而生，抓住歷史機遇期，中國實現了質的飛躍。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需要儘可能地擴大市場規模，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要加強同世界各國之間的友好關係。

對於美國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算是一個分水嶺。在二戰之前，美國的國家利益就是資本主義普遍尋求的利益，也就是經濟利益。所以，他們到處兜售武器賺錢，積極提升國內需求，加大開放力度。

二戰爆發，特別是珍珠港事件發生之後，美國的國家利益就從單純的經濟層面，逐步向政治、經濟轉型。而提升政治影響力的前提條件就是要得到大多數國家的支援，這也是促使美國參戰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這裡可以再為大家舉一個簡單的例子，那就是中美建交的原因。中美在上個世紀70年代建交，就如同當年美國同蘇聯在1933年建交一樣，美國根本就沒有拿中國當真正的朋友，那為什麼還要主動跟中國建交呢？

一方面，美國當時面臨著蘇聯的強大壓力，為了讓中國對蘇聯起到牽制的作用，所以願意以開放西方市場為代價，來換取中國在這一問題上對美國的支援；另一方面，美國人也希望藉由開放，讓中國慢慢變成美國那樣的資本主義國家（只不過這個願望最終落空了）。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對一個國家的外交關係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就是國家利益。

二、六大因素共同構成中美關係的變數

我們經常講，中美之間要加強互動，那麼你知道什麼是“互動”嗎？在本質上，互動是一種相互作用，你來我往，雙方在不斷變化的內外因素的影響下，在一定的基準線上，產生了不斷變化的反應行動，最終構成了一種有一定規律可循的相互作用關係。

在中美關係中，除了有國家利益作為根本性、決定性因素之外，還有其他變數存在，我把他們歸結為六個方面。

第一，中期利益變化。上文中我們已經提到，國家利益不是一成不變的，中美兩國各自在中期國家利益方面其實正在悄然發生改變。眾所周知，目標決定利益，在2021年之前，我們的目標是實現全面脫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有了這樣的目標，就有了對社會“民主、法制、文明、和諧”的要求，就有了對提高百姓收入的要求。因此，我們就必須把主要精力放在擴大內需、提高對外出口、引入國際資本等方面。

不過從2021年開始一直到2049年期間，我們的目標變成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什麼是強國？就是對內，人民內部矛盾基本解決，對外，國際影響力極大提升的國家。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解決深度的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就必須要讓企業轉型升級，構建雙迴圈體系，讓發展的動力牢牢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有了底氣，有了力量，國際影響力自然會提升。

同樣地，對於美國來說，2008年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時間節點，在那之前，美國的利益主要是要更多掠奪別國的資源，因為他很強大，所以只需要在霸權方式上“創新”就行了。而2008年之後，美國綜合國力開始衰退，所以，他們的國家利益就越來越集中在維護霸權主義上面來了。中美兩國在中期國家利益方面都有所調整，自然會帶來一些不確定因素。

第二，國際環境變化。習近平總書記說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實際上就包含了國際環境的不斷變化。東西方力量格局調整，打破了原有平衡，致使國家間的關係開始發生調整，在“地球村”的概念指引下，這種調整必然也會影響到中美關係，成為變數之一。

第三，科技進步。科技進步，推動產業升級，在不斷積蓄力量之後，工業革命必然會爆發。誰掌握第四次工業革命的主動權，誰就能在生產力上獲得質的飛躍，從而大幅甩開其他國家。中美兩國無論是誰率先爆發工業革命，必然會影響兩國之間的總體實力。實力如果在短期內突然劇烈變化，必然會影響雙方的關係。

第四，個人因素。這一點在美國政府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換一個總統，就實行一套政策，克林頓對華溫和、小布什陽奉陰違、奧巴馬潛心經營、特朗普極力破壞、拜登損招頻出等等，中美關係當然也會受到個人因素的影響。

第五，價值觀念。由於中美兩國曆史實踐不同、所處的文化圈不同、制度不同、自然稟賦不同，自然在價值觀念上也會有很大差異，這種差異貫穿於中美所有互動之中，是一種堅定的無形的力量，是所有中美關係變數中最為重要一個。

第六，突發事件。我相信對於這一點，我們很多人都很有感觸，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衝擊了世界各國的經濟，中國和美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擊，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反應，達成了不同的成就，在國際社會上，讓其他國家形成了新的國家認識，這就是突發事件對於兩國關係的重要影響。

三、核武器不是萬能的

總有人說，中美兩國相互看不上，之所以還不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的根本原因是兩國有著確保相互摧毀的核力量，從而形成了恐怖的核平衡。其實，這種觀點是片面的。

首先，我們要明白，軍事戰爭是最後的互動手段，特別是作為世界大國來說，相互之間有著太多的聯絡，可以相互制約、用於談判的條件太多了，所以，擁有核武器對於維持相對穩定的中美關係來說是需要的，但是核武器也不是萬能的。

就憑藉現在全球的核武器，是沒有辦法毀滅地球的，毀滅的目標應該是人類。而作為擁核國家的中美來說，理論上是可以確保相互摧毀的，不過實際想要做到這一點也是十分困難的。

只要這個國家有一個科學團隊、管理團隊、工程團隊在核戰爭中存活下來，用不了太長時間，核武器又會重新被製造出來。一輪一輪的核戰爭，是毫無意義的。

中美之間打不起來的根本原因是複雜的交織網路，這其中有需求交織，也有利益交織。對於中國來說，如果美國突然衰落，或者乾脆從地球上消失，我們的日子一定不會好過。

美國管理的現存的國際秩序雖然極不公平，但是有秩序總比沒有秩序好，如果在新的秩序沒有誕生之前，突然美國不存在了，或者秩序脫離了美國的管控範圍，中國必然會突然性地被迫承擔極大的國際責任和義務。這不符合我們的需求和利益。

中國希望藉助中美合作，進一步做大“蛋糕”，實現更為廣泛意義上的共贏，從而有更強的能力實現本國的國家利益，中近期這一利益目標就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同樣地，對於美國來說，徹底消滅中國自己也是一點兒便宜都佔不到的，反而還失去了一個巨大的市場，資本的逐利目標無法實現，很快也會衰落下去，一旦能力不足，美國必定會被“鬣狗”群起而攻之，很快就會被“咬死”。

美國的需求實際上就是要利用好現在中國的人口紅利，未來20年中國的工程師紅利，以及龐大而具有活力的中國國內市場，賺更多的錢，堵上自己之前因為犯錯而造成的各種“窟窿”，恢復元氣，再戰江湖。

所以，兩國的需求和利益的不斷交織、疊加、更新，是兩國無法全面斷交，甚至開戰的根本原因。

四、產業結構疊加，“併購”在所難免

前文我們已經提到，中美兩國在國力上呈現一升一降的態勢，對於中國來說，改革開放到了關鍵的深水區，產業結構的調整勢在必行。這是國家利益的內在需求和實現目標的源生動力。

貿發會曾經對人類所有的工業產品進行了詳細的分類，中國現在有能力生產這個目錄中的所有工業產品。中國實現了工業化，是21世紀人類取得的最偉大的成就。

然而，我們要知道，工業的門類就這些，在生產力、生產資料無法極大躍升的情況下，中美兩國的工業產品自然而然地就會越來越多地出現疊加的情況。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是不以人的意識為轉移的。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認為，這是一種良性競爭的關係，應該交由市場自主抉擇，實現優勝劣汰，而美國則偏執地秉持著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思想認為這是一種挑釁行為，需要政府出手干預。

不過，無論怎樣，人們的眼界和見識的提升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只有當格局提高了、見識提升了，需求才會擴大，才會進一步促使產業加工端和更為上游的研發端研製出全新的產品類別。

在此之前，由於市場限制、原材料限制、生產力限制，中美之間疊加產品的部分，必然會出現“替代”的情況，時間久了，就會發生產業“併購”現象。也就是說，某一個國家在這個領域長期無法實現需求，又沒有改變的能力，自然會選擇退市。

慶幸的是，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這種退市的現象可能會更多地發生在美國企業身上，因為中國越來越多地主宰市場，在生產、研發、進口、出口領域越來越具有主動權，這是不爭的事實。

我們經常說，在能夠合作的領域擴大合作範圍，在必須競爭的領域管控分歧是中美接下來要做的事，這確實有道理，但是站在更高、更遠的角度看，這並不是我們應該特別擔憂的地方。

五、長期利益目標調整勢在必行

中美兩國都是世界大國，在戰略判斷能力、執行能力，以及戰略手段方面，都是頂尖高手。所以，我們現在並不擔心中美兩國在短期內發生重大問題，反而，我們更應該聚焦中美關係的長期改善。

如何長期實現中美良性互動，是我們更為注重的問題。中美之間理應構建新型大國關係，這是一個極其漫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兩國的長期國家利益和目標的調整勢在必行。

說白了，想要實現兩個制度不同、觀念不同、歷史不同、戰略不同的大國之間的永久和平與相對團結，期待兩國在更多領域實現合作共贏，調整兩國的國家利益與目標是根本方法。

很長一段時間內，大眾一直認為，實現中美兩國國家利益和目標的趨近是不可能的事，理由種種。但是，如果我們站在更高的格局上看，這一點其實是可以也是必須要實現的。只不過實現的手段較為複雜，道路較為曲折。

中美兩國實現利益趨同的一個可行的方法就是聯合進行國際秩序的最佳化和調整，透過第三方國與國之間關係的普遍變化，來倒逼兩國調整國家利益和目標。

如果從國際問題角度來看，中美兩國一直在合作，伊朗核問題、朝核問題、國際氣候變化問題、打擊恐怖主義、清潔能源研發等，合作的領域很多。從歷史實踐來看，前文中我們也提到過中美兩國也都曾有過因為國際環境的變化而調整國家利益的情況。

我們已經說過，國家利益是影響對外關係的決定性因素。中美兩國有合作的基礎、有利益和目標調整的先例，兩國完全可以透過這種創新的方式，實現長期利益和目標趨同，從而徹底、恆久地改變中美關係。

六、經濟取代是大勢所趨

基辛格為什麼說中國會在經濟上取代美國的地位，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就在前面論述的五個問題之中。如果我們綜合來看，就會發現：

中美關係的決定因素是國家利益，中國堅持走開放、包容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路線；中美關係的變數雖多，但是整體上看，中期利益調整更加符合市場變化的需求，國際社會越來越認同中國的發展理念，科技進步方面中國加速度明顯高於美國，中國基本消除了個人因素的影響，中國的價值觀念符合時代發展的主題，在處理突發事件方面，中國的稟賦和能力顯然高於美國，這些都對中國有利。

中國在中美的必然競爭中，越來越處於主動地位，特別是在高科技領域，我們沒有因為實現了局部的彎道超車而停滯不前，反而向著技術標準這樣的最重要、最核心的領域大踏步邁進。

在中美管控分歧的需求中，兩國在急迫性上發生了逆轉，從美國需求低於中國需求，轉變成為了如今的中國需求低於美國需求，從而讓我們獲得了更多的主動權。

中國的改革實際上更多地聚焦在了各個基礎領域，這讓中國的經濟抗風險能力獲得巨大提高，加上在經濟的壓艙石——工業化領域，中國取得了巨大成就，這就進一步夯實了經濟基礎。

中國的內迴圈體系已經初步建立，這既得益於我們所說的人口紅利、政策紅利和剛剛到來的工程師紅利，又得益於中國人具有的天然的勤勞勇敢、吃苦耐勞的品德。我們堅持走了一條符合國情的正確的發展道路，這些都讓我們有能力把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動力持續強勁、市場越做越大，加之綜合國力的提升賦予的我們國家信用的提高，自然就讓我們在國際金融體系中有了更為強大的話語權，人民幣自然也會越來越堅挺，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與此同時，美國的糟糕表現，讓美元這一美國霸權的根基搖搖欲墜，加之疫情這一催化劑的作用，中國在經濟上取代美國是遲早的事。

在打完貿易戰、金融戰、科技戰、輿論戰、外交戰、法律戰、人權站後，美國發現其收效甚微，美國現在手中的牌已經所剩無幾，又不能同中國直接展開軍事對抗，所以他現在非常焦急。與此同時，中國卻在大踏步前進，發生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用一句話總結，那就是：中國的發展符合時代的趨勢，中國提供的服務是世界各國所切實需要的。

中國在經濟上取代美國是大勢所趨，是歷史必然，在大勢面前，任何人、組織、國家都是沒有辦法改變的，我們很慶幸，生在這樣一個偉大的國家，趕上了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為我們的祖國點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