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軍改”，果然是動真格的了。建國後六十年間形成的軍隊作戰和行政指揮管理體系被重組：八大軍區煙消雲散，四個總部人去樓空，三十萬官兵解甲歸田。
其實這六十多年間，軍隊有過多次改革，但如此徹底的，是頭一遭。就說萬壽路上的“總後大院”吧，怕是過不了多久，就會變成名副其實的“家屬院”了。
總後沒了，原總後的下屬機構，轉隸的轉隸，降格的降格，解散的解散。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曾經是總後勤部最驕傲、最晃眼的三所軍醫大學和軍事醫學科學院，被拆分給了陸海空三軍和軍事科學院。
第二軍醫大學（海軍軍醫大學）
第三軍醫大學（陸軍軍醫大學）
第四軍醫大學與總後勤部有著同樣久遠的歷史，都是成立於建國初期。一個甲子的輪迴之後，四醫大改頭換面、易幟更張。一個在四醫大並不怎麼顯山露水的空醫系，來了個“小鴨扛大旗”，居然成為了此次四醫大“易幟”的“定海神針”。出人意料，功不可沒。
第四軍醫大學（空軍軍醫大學）
四醫大成為了歷史，我們這些四醫大人不免多少有些傷感和無奈。不說我們的父輩為了搭建這所殿堂付出的汗水和淚水大概能以噸計，就說我們這群“猴子”，又有多少從生到死都沒邁出過這座美麗的”花果山”一步。
大家懷念這過去的六十年，追憶曾經的共同時光。甜蜜間夾雜著苦澀，晦暗中也展露出彩虹。既然一切已經成為過去，為什麼不把美好留作記憶！
有關四醫大的過去，一個共同的話題就是三個醫大換防。
一九六九年底前後，三個軍醫大學逆時針換防駐地。不但正常的教學和生活秩序被打斷，而且在物質上也造成了巨大的損害。單就換防本身而言，用“得不償失、勞命傷財”八個字來形容，應該是恰如其分、絕不為過的。十五年後，三個醫大重回故里、“葉落歸根”。既然如此，換防的理由又是什麼？如果是個錯誤，為什麼時至今日仍沒有任何人來承擔責任？
三個醫大換防源起何事，至今仍是個謎。
欲知醫大換防的真實緣由，故事還得從“珍寶島自衛反擊戰”說起。
話說自五十年代末開始，中蘇交惡一發不可收拾。進而發展到從意識形態到國家關係都處於全面的敵對狀態，邊境衝突時有發生，珍寶島便是其中之一。
仗打完了，人死了不少，蘇聯人為了報一箭之仇，六九年八月在新疆鐵列克堤圍殲中國邊防軍，造成中方三十多人死亡。同時陳重兵在中蘇邊境。
當時的這兩句口號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一句是：要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打全面戰爭。另一句話是：深挖洞、廣積糧。正是從這兩句話裡，老百姓們嗅到了戰爭的血腥氣味。於是，全國上下齊動員，貼窗條的貼窗條、挖地道的挖地道，主要就兩個字：備戰。
既然是“備戰”，就要“備”。歷來的戰爭準備無非就是：擴軍，調兵，模擬演練和擴大生產這幾個環節。六九年四月的“九大”之後，新組建了三個陸軍部和高炮部隊，並調動軍力重新部署，主要用於加強北京軍區的力量。27軍和28軍就是在那時劃歸北京軍區的。除此之外，援越的所有隸屬空軍和陸軍的高炮部隊盡數撤回國內；並組建了空11軍和空12軍及6個殲擊機師；北京軍區增加2個守備師歸69軍節制；陸軍38軍改為摩托化軍；內蒙古全面施行軍事管制，等。至六九年底，全國共有陸軍軍部36個，其中40%在北京軍區。
模擬演練也頻繁展開。六九年國慶節期間，空軍實施了建國以來最大規模的疏散隱蔽演練：飛機轉場、入庫，人員疏散、隱蔽，集中力量挖坑道，搭建野外臨時指揮所。
對蘇作戰，基本作戰樣式是國土防禦作戰，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把敵人讓進來打”。
防禦作戰，戰爭是在自己的國土上進行，人員、物資的轉移和搬遷是必不可少的一環，以保證一個國家的正常運轉。抗日戰爭初期，不但國民政府的首都由南京搬到了重慶，而且眾多的機關、工廠和教研機構也同步由東部地區遷往了大西南。蘇聯衛國戰爭期間，斯大林讓出了大片國土，把能搬走的人員、物資和裝置統統轉移到了遠東腹地。與蔣介石不同的是，斯大林沒有後退，而是堅守一線。
我們當時的情形是，如果敵軍從“三北地區”進攻北京，整個長江以北的重要機構都面臨往戰略腹地搬遷的局面。而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還沒有任何戰時大規模搬遷的經歷，當然也就更談不上經驗了。那麼在戰時如何組織成建制的大規模搬遷和運輸，就是當時所面臨的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
成建制的搬遷涉及幾個關鍵問題。譬如：從開始動員到實施所需的時間，運輸工具的數量和方式，花費以及速度。要拿到這些資料，必須透過演練和實驗。而在當時，籌劃、組織和實施這些演練和實驗的工作，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當時的軍委辦事機構——軍委辦事組的頭上。
話說回來，既然戰時搬遷之事需要演練和實驗以採集到必要的資料，軍委辦事組就有責任全面籌劃和實施這件事，於是，三個醫大的調防就成為了現實。
那麼，為何是三個醫大換防而不是什麼其他的單位來幹這件事？看官，這裡頭的邏輯是這樣的：首先，此次搬遷只是一次演練，只為採集資料、積累經驗而設，不必花費太大而勞命傷財。最大限度利用現有的設施，不要大興土木為佳。第二，應該是跨省搬遷，以取得大範圍、長距離運輸的組織協調經驗。第三，演練搬遷的單位應該有足夠大的體量，以考驗軍委、總部組織大規模搬遷的組織協調能力。第四，實驗的“樣本”至少要有三個，以滿足統計學的基本原則。第五，實驗的樣本中必須包括使用全部的運輸工具，也就是說不但要有公路和鐵路運輸，還必須有水路運輸。這就是為什麼七醫大的搬遷是坐船順流而下，”千里江陵一日還”。說句不怎麼中聽的話，七醫大遷往上海，劉姥姥進大觀園，就是沾光了長江的光！而上海人之所以能逃過“進山”這一劫，也是因為長江。如果二醫大去重慶，那2400公里的逆水行舟可不是一件能輕鬆搞定的事。
你說，除了三個醫大之外，全軍哪裡還能找出更合適的實驗物件？於是，六九年十月，經過簡短的緊急動員之後，三個醫大將軍士兵、老少婦孺全體上陣，來了個“螞蟻大搬家”。
這，就是我的關於三個醫大調防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