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重新回顧多年前的祈福行程，我們走了一萬千八千多里，我在行走中，徹底康復了下半身骨頭，途中規定：食素，不坐纜車，遇山爬山，遇水涉水。全程走下來的，不坐纜車全程爬山的，只有俞總、我和陳運松先生三人。
一路行走，一路疑惑，我是誰？我們是誰？
當時對於選擇祈福的寺廟，除了一定要去傳統的四大名寺外，覺得還一定要去南京毗盧寺，這是直覺告訴我的。
因事先無法與各寺院的主持們進行溝通，他們不會接手機，而接手機的師傅還要看有無機緣了。
其實江蘇省境內還有一個更有名的寺廟，當時我向主持發出請求後，想了想，覺得還是改去毗盧寺為好。
去毗盧寺的那天，天下起了秋雨，一路淅淅瀝瀝，攝像師小唐埋怨大雨會把機器淋壞。我們都相信，這雨是為著我們下的。就像去五臺山東臺一樣，下了一個月雨的東臺望海寺，恰好在我們到的那一天放晴了，我們幸運地看見被稱為華東第一景的“望海日出”。
毗盧寺很安靜，正在修整，還不對外開放，淨藍法師已經帶領眾僧人做好了準備。
一場在風雨中進行的祈福活動開始了。
上百次去南京，但是，有兩個地方我一直沒有去，一個地方是總統府，另一個地方是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沒有去總統府，是覺得對那裡很熟悉，陳丹青的成名作《攻克總統府》，我拍得很仔細，還有用過很多關於那裡的紀錄片，陳設、走廊，都在畫面中不時相遇，那裡對我沒有新鮮感。
而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是我想去而一直不敢去的地方，不是膽小不敢去。
記得在大學讀書時，幾乎所有的業餘時間，都在看與日本近代史有關的書，日本防衛廳編的書，美國作者的《菊與劍》，《決戰Z字旗》，還有更多的，那個時代日本人寫的書。
一名參加日俄戰爭的日本士兵寫過一本書叫《肉彈》，描寫了日本士兵在中國的土地上，與俄軍決一死戰，決定了日本取代俄國在中國地位的一段歷史的日俄戰爭，只知道書名，後來發現我就讀的學校，是惟一可能有這本書的地方，於是向學校圖書館借書。
開完書單後，過了很長時間，書庫裡走出一位中年的老師，他對我說，給他一些時間，他一定會幫助我找到這本書。
是啊，這是一本1936年印的書，沒有再版過，學校圖書館是全國大學中最大的一座，有不少於二百萬冊的藏書，要在短時間內找到這樣一本書，是需要些時間。
幾天後，我接到了通知，我的書，找到了。
取書的那一天，有幾位老師在等著我，他們極其鄭重地將書交到我手中，並告訴我，只有這一本了，一定要儲存好。
我開啟書，書籤上寫著，1936年燕京大學圖書館的字樣。
沒有人讀過，所以，書很新，沒有摺痕。
無法想象作者櫻井忠溫所記載的一切，就像很多年後，我讀到《東史郎日記》中，最讓我受刺激的，並不是對屠殺中國人的記載，而是他對國民性的判斷，
原文如下：
“他們（指中國人）具有這樣的性格：或者諂媚取寵，或者失聲痛哭，或者色厲內荏，他們要麼裝成一副從內心完全信賴你的樣子來拍你的馬屁，要麼採取特殊的卑躬屈膝的態度，像女人那樣老於世故地耍花招，這是支那人的國民性。
痛苦流涕地揪住你的袖子來求你，抬高你的自尊，這種幫閒似的性格也是他們的國民性。和他們交往使人感到就像和幫閒者們打交道一樣。他們敏銳地觀察地方內心的微妙變化，早早地抓住對方的心理，然後去順應他，他們就像會變的貓眼一樣，顯示出於變化萬化的性格。這樣的人大都卑躬屈膝，喪失骨氣；他們喜歡造謠中傷，姑息遷就而不能堅持已見，這樣的人最終也不能領導別人。”
這是東史郎對國民下的定義。
所以在他們的眼中，中國人的命不如一頭豬，這是當時幾乎每個日本士兵對中國人的看法，從1905年櫻井忠溫的日記到1937年的東史郎日記。
詩人田間同樣在80年前，這樣告誡我們：
假使我們不去打仗，敵人用刺刀殺死了我們，
還要用手指著我們骨頭說：
“看，這是奴隸！”
我們還是記住那些我們陌生的名字：
羅瑾：南京長江照相館店的學員。有一天，他發現來沖洗的照片，全是侵華日軍在南京大屠殺和強姦婦女的畫面時，十分憤怒，悄悄地衝洗了兩套，自己留了一套，用一本黑色相簿保管。之後，羅瑾被招募到汪偽政府交通通訊集訓隊，這個集訓隊住在離現在的“總統府”不足千米的毗盧寺。
為不被他人發現，羅瑾冒著生命危險把16張照片的冊子藏在毗盧寺廁所牆洞裡，之後，相簿又被集訓隊隊員吳旋保管，直到抗戰勝利。照片被送到當時的南京臨時參議會，成為法庭中證明南京大屠殺的最有利的證明。
我終於找到來毗盧寺的理由：
正是這裡，儲存下來了一個民族悲情的記憶，一個讓侵略者得到應有的報應的地方。
淨藍法師用楊柳枝反覆灑著淨水，唱吟佛經。滿懷悲天憫人的佛號一聲聲飄揚在秋雨中。
雨一直下著，風默默地陪伴著，那些在風中逝去的名字，我們陌生的名字，在佛號聲中，有沒有得到些許的安慰？
（夢想的天花板之二十四 毗盧寺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