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戰役結束後，三兵團和60軍定性180師受挫的主要原因是幹部的革命思想不堅定。關於這個結論，180師的各級指揮員普遍覺得比較委屈。在180師自己做的總結報告中，他們把問題主要集中在軍事指揮層面。那麼，180師遭受巨大的損失到底是因為軍事指揮不力，還是思想不堅定、作風不夠勇敢？
180師的總結報告主要有五項：
1、對敵情的認識不足：開始輕敵，被包圍後有些驚慌失措。
2、（1951年）5月25日未將主力撤至馬坪裡以北。
3、5月26日被包圍，10時左右發覺，決定突圍的時間較遲（黃昏開始突圍）。
4、沒有連續作戰的思想準備。
5、未能將進攻、防禦、撤退三者密切地結合在一起。
透過上述的報告我們不難發現，180師更多的是從自身尋找問題。
第一，報告並未提及漢江南岸的戰鬥。
從5月22日清晨至5月24日深夜，180師一直在北漢江南岸激戰。他們被三面合圍、不得不背水作戰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左右兩翼被敵人迂迴：志司命令全軍從5月23日夜開始撤退，左翼15軍接三兵團命令於5月22日夜撤退，右翼63軍於5月23日上午撤退。
15軍和63軍確實對180師造成了一定的影響，但不是全部。美24師利用180師右翼的空隙突破城隍堂陣地，致使漢江渡口被佔領，這是180師渡江時遭受損失的主因；當180師北渡漢江後仍然有突圍的機會而最終失敗，這就不全部是63軍和15軍的責任了。180師在報告中並沒有將原因歸結在友軍的身上，而是認為自己對敵情認識不足，這也是客觀面對戰況的一種態度。
第二，報告只反思自身的指揮失誤，並未提及上層指揮機關
如果說180師在漢江南岸背水作戰並不是受挫的主因，那麼在漢江北岸未能堅決地把主力調向馬坪裡以北就是致命的因素了，這也是報告所提到的第二項。
派兩個團向馬坪裡以北進軍是韋傑的命令，讓部隊再次返回駕德山、北培山組織防禦是三兵團的命令。不管是60軍還是三兵團，無論相應的命令是否合適，180師都只是執行者。因此，180師在報告中只強調自身未能根據戰場的實際情況做出改變，而未對上級的指令“說三道四”。
王近山
韋傑
180師官兵對師長鄭其貴的評價基本一致，即他不是一個合格的軍事指揮員。將士們甚至覺得：“師長為什麼不能‘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呢？”僅從結果而論，鄭其貴過於機械地執行命令導致180師錯過最佳的突圍時機，可這仍然屬於軍事指揮範疇。至少在180師自身看來，受挫的原因只出自軍事，而非其他。
60軍的報告中有一條很醒目的結論，即180師遇險慌亂、指揮失當，產生政治動搖。即便對師長鄭其貴的指揮頗有微詞的廣大官兵也不太認可這種說法。
鄭其貴
時任539團2營教導員關志超（率領60餘人成功突圍）後來回憶：至少在5月26日這一天，鄭其貴仍然很從容，他還命令2營去馬坪裡搬運糧食；90年代中期，原180師參謀長王振邦在接受採訪時仍然堅持：鄭其貴在指揮中存在問題，可政治立場堅定，是一名合格的政工幹部。
如果我們把180師總結報告的最後兩項和突圍失利做一個比較，就不難發現：鄭其貴之所以堅決地執行60軍的命令，是因為他相信韋傑，相信179師和181師一定會在鷹峰山下接應180師。鑑於這樣的判斷，鄭其貴沒有根據戰場的實際情況做出最正確的選擇屬於軍事能力欠缺，也符合180師在報告中對自身的反思。
時任539團二營教導員關志超
既沒有“埋怨”友軍，也沒有“非議”上級，180師的總結報告算得上客觀。當然，他們在心底裡也無法接受60軍的結論。畢竟，180師在漢江兩岸和突圍戰鬥中都付出了巨大的犧牲。
1990年，鄭其貴因患癌症去世。在臨死之前，他只通知了原60軍參謀長鄧仕俊（兩是連襟關係）等少數幾個人，第五次戰役讓他揹負了太大的壓力。從某種程度來說，活著比死在戰場上更讓人“煎熬”。無論180師的老兵多麼不認同師長的指揮，都沒人相信“政治動搖”這個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