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維舟
江浙一帶近年興起了一種全新的婚姻模式：“兩頭婚”。顧名思義，這是男女雙方“兩頭大”，既不是男娶女嫁，也不是男方入贅，而是兩家對等，“我家不是嫁女兒，你家不是娶媳婦”。小夫妻成婚之後，兩邊都有婚房，兩頭走動，與原生家庭仍然聯絡緊密，孩子也最好生兩個，一個隨父姓，一個隨母姓，延續兩姓血脈，皆大歡喜。
像很多新生事物一樣，外界對“兩頭婚”有不少爭議、誤會和疑慮，肯定者認為這能帶來更平等協商的家庭氛圍、甚至是扭轉少子化的趨勢；質疑者則認為這樣一來，婚姻已純粹淪為一種形式；但更多的人則是忽視，不知道這樣的現象有什麼意義、為什麼值得關注。實際上，這一滴水或許可以折射出當下中國社會正在發生的變動。
▌為什麼會有“兩頭婚”
“兩頭婚”的出現不是偶然的，首先出現在長三角一帶更非偶然。
我老家（上海郊外的崇明島）的“兩頭婚”並不太多，但1990年代初也出現了這樣的苗頭。雖然第一代獨生子女那時大多尚未婚配，但社會上已普遍覺得“女兒”也比以往“金貴”了。在當時鄉下蓋樓房的熱潮中，絕大部分家庭都會考慮給適齡的女兒預先留好婚房，按婚房標準裝修——方言稱為“立房頭”，女兒出嫁後回孃家，也能有一個獨立空間。
很多女性出嫁後，一年難得回來幾次，“立房頭”卻儼然成了不可動搖的規矩，如果家裡有兄弟阻撓，通常都被視為霸道的老舊思維。
▲ 俯拍崇明島新農村。 上海崇明政府宣傳
當時還是獨生子女政策，很少有像現在這樣，生兩個孩子各繼承一家姓氏的，但它的變通形式也已經出現：很多孩子的名字，已由父母的姓氏拼合而成，例如宋楊、張李。這個習俗延續至今，我一位同學婚後的第一個孩子叫陳沈某，二胎放開後，老二就倒過來，叫沈陳某。
近些年，鄉下越來越多的外公外婆也讓孩子改口叫“爺爺奶奶”了。原本這僅限於那些招女婿的家庭，並且會遭人物議，似乎是一種虛名，倒會引發禮法上的混亂——因為兩邊都是“爺爺奶奶”，怎麼搞得清楚？但現在這不僅沒消亡，倒是更流行了，不是“兩頭婚”的家庭也這樣叫。
凡此等等，都可看出“兩頭婚”不是孤立現象，至少相關的一系列做法，在一些地方已被廣為接受，包括：“女兒也是傳後人”（計劃生育的著名標語之一），也能延續血脈、繼承家業，也有在孃家“立房頭”的權利；孃家為女性提供強有力的支援，確保她在婚姻關係中獲得平等對待。當然，“兩頭婚”的一個關鍵前提是：“本地人和本地人婚配”，因為本地人之間更容易知根知底，選擇婚配時也更傾向於“門當戶對”。
為什麼這樣的婚姻形態率先在長三角一帶出現？恐怕也是因為這裡的女性，在家庭的地位相對較高，同時地方經濟相對發達，使得原生家庭更有意願和能力支援女兒，進而更多考慮自家的財產繼承問題。兩邊經濟實力相當，女方更理直氣壯地要求得到和男方對等的權利地位。權利博弈，體現在了婚姻形態的變革上。
▌在傳統與現代之間
這種現象是好事嗎？這取決於你怎麼看了。
趙春蘭是較早關注到這一現象的學者，在她看來，這是一個積極的嘗試，可以改善代際關係，過程充滿協商性：“‘兩頭婚’必然是男女雙方或者雙方家庭基於平等，達成的一種長期契約。婚姻這種契約關係要保持下去，不可能僅僅是一方的需求表達。”
她認為，“兩頭婚”是“傳統和現代在這個村莊和解”，對老百姓而言，這種方式既有傳統的一面（傳宗接代的需求、捨不得女兒離開原生家庭），又契合了當下的一系列需求——比如父母養老、家族財產繼承、情感陪伴，還有女性權利的興起，比如支援女兒、女方冠姓權。
▲ 婚姻是一種契約關係。 Pixabay
在尋求“傳宗接代”的心理動機上，它是傳統的，但與此同時，支援女兒、女方也想要冠姓權，又是一種現代訴求。以往鄉下的宗法社會里，“絕後頭”甚至是比問候親媽更嚴重的辱罵，也是維繫父權制習俗的根本象徵，因為男性家長對家族成員的所有權，是圍繞著他的姓氏運轉的。在現實中，哪怕是兩性關係相對平等的北歐，結婚隨夫姓、孩子隨父姓仍是預設的習俗，但近些年國內社會已出現了越來越多這樣的呼聲：為什麼懷胎十月、並且以壓倒性比例花費更多精力養育子女的女性，不能給孩子冠以自己的姓氏呢？
當然，會有人嘲諷說，姓氏不過是個象徵，而女性爭的冠姓權，說到底仍是自己的父姓。
也正因為這種婚姻形態同時混雜著傳統理念與現代性，才使得對它的解讀充滿了爭議：因為從個人主義的視角來看，這看上去像是雙方父母干涉了兒女的生活：不是小夫妻自己成立家庭，而是作為家族傳承的一分子，與現代婚姻提倡的婚姻獨立自主格格不入，更激烈者甚至指責這是讓女性淪為生育工具，要為兩家生孩子；而對於理念正統的人來說，它又像是離經叛道。實際上，它所表現出來的“妥協性”，也正是它的“不徹底性”。
▌在傳統與現代之間
“兩頭婚”，乍看上去是爭取“兩性權利”，其實是爭取“兩家權利”，像是以兩家利益為後盾的博弈。
婚姻本身也是一項財產製度，夫妻雙方是把原本和未來的私人財產加以合併，共同撫養後代，透過個人協議約定分配。既然如此，像“兩頭婚”這樣始終把財產留在自家人手裡，倒也省事很多。儘管這也難免會帶來一些新問題（例如，父母兩家的經濟能力不太一樣，那兩個第三代孩子的財產繼承怎麼辦，何況這種經濟實力可能不斷變動），但最大的好處就是兩家對屬於自己支配的財產，擁有了明確的界限和安全感。
為什麼“兩頭婚”在一些地區愈演愈烈，深入一層就會發現，與其說取決於雙方的協商，倒不如說各自追求權利邊界的清晰化，預先防止對自家權利和財產的意外衝擊，即便離婚也好合好散，極大地降低了離婚成本和相應風險。
▲ 兩頭婚帶來私有產權的安全感。 Pixabay
這意味著，“兩頭婚”的“權利”，並不僅僅意味著冠姓權等方面的平等，還有關鍵的財產權層面的考量。這也可以解釋為何男方家庭願意讓出傳統上屬於己方的一系列權利，因為清晰的產權分割對他們也有利。
事實上，城市家庭也面臨同樣情況：這些年房價高企，男方越來越不願意單方面承擔買房壓力，或不願意把女方的名字寫到房產證上，這從另一側面也顯示出了不少中國家庭對私有財產權缺乏安全感，以至於一開始就明確邊界，直到加深信任後，才可能願意把私人財產變成共同財產。
然而，原生家庭深度介入，就會在支援、維護自己子女利益的同時，很容易逾越邊界，讓小家庭內部的夫妻雙方對立起來，維護各自的原生家庭，阻礙了小家庭的凝聚成形。老一代父母在婚姻中的主導地位上升，甚至讓婚姻變成了可有可無的形式，五四以來的那種浪漫愛情觀更是遭到嚴重衝擊。
“兩頭婚”，或許是一場充滿了精細盤算之後的妥協，既能提升老一代在婚姻中的主導地位，也使財產權得到安全保障，它之所以出現，正是迎合了一些富裕起來的、有財產可以分割的家庭的某些潛在需求。如前文所說，這是個混合了現代和傳統的新生事物，一方面顯示了人們財產和權利意識的興起，另一方面卻還在傳統的宗法家庭框架內。只有當年輕一代習慣作為獨立自主的個體從家庭中脫嵌出來，能在個體權利得到充分保障的基礎上自由戀愛、自願組合時，“兩頭婚”才可能告別它的歷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