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冬奧會開幕式上，以中國傳統二十四節氣場景作為倒計時畫面的創意，震撼了全世界的觀眾。在二十四節氣中，立春是冬奧會開幕的日子，需要最後一個出場，這樣一來，在倒計時畫面中第一個出現的節氣，就變成了雨水。
如果說立春是一年時間的起始，那麼雨水時節，就是一年生命的起始，從自然草木，到農圃作物，再到人類本身，都在雨水時節展現出了無限的生命力和發展潛能，由此觀之，冬奧會開幕式以“雨水”作為二十四節氣倒計時的起始，不僅與冬奧會開幕的日子配合，還恰到好處地展示了中國傳統中的“生生不息”之理，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的活力與生機。
最早記錄二十四節氣的《逸周書·時訓解》，不但將一年分為了二十四個節氣，還將每個節氣以五天為限，劃分為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列舉了相對應的物候，一年共有七十二候。後世將《逸周書·時訓解》與《禮記·月令》結合起來，構建出“月令七十二候”的物候體系。在七十二候中，雨水節氣的三個物候分別是：“雨水之日，獺祭魚。又五日，鴻雁來。又五日，草木萌動。”其中所描述的自然現象雖然不一定與時日完全對應，但卻體現出了雨水時節萬物復甦、欣欣向榮的特徵。
雨水和驚蟄孰為農曆一月的節氣？
在如今的二十四節氣中，雨水緊跟著立春，是農曆一月的第二個節氣，再接下來是驚蟄、春分。這樣的順序與《逸周書·時訓解》《淮南子·天文訓》等先秦、漢初文獻中記載的二十四節氣順序是一樣的。但是，在東漢班固編寫的《漢書·律曆志》中，春季前四個節氣的順序卻是立春、驚蟄、雨水和春分，其中驚蟄和雨水的順序，和現在通行的順序恰好顛倒。這樣先驚蟄、後雨水的歷法，在漢代曾經通行過很長時間，東漢經學家鄭玄在註釋《禮記·月令》時特別說明“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漢始以雨水為二月節。”古時將每月兩個節氣中的前一個稱為“節”，後一個稱為“中”或“氣”，所以鄭玄這段話的意思，就是漢代開始，驚蟄成為了正月的第二個節氣，雨水則退為二月的第一個節氣。
那麼，漢代人為何要調換雨水和驚蟄次序呢？這與儒家經典《禮記·月令》有關。《禮記·月令》將一年分為四季，每一季分為孟、仲、季三部分，各自對應一個月，在每一個月份之下，又記錄了本月的自然物候變化，並根據自然狀況，規定了本月人類社會的行事準則，可以說是一份完整的年中行事指南。在《禮記·月令》中，雖然沒有明確出現“二十四節氣”的說法，但是其中的不少表述，都和後世節氣的名稱相似，比如《禮記·月令》在描述孟春（一月）的物候時說“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其中“蟄蟲始振”指蟄伏的蟲蟻在春天重新煥發生機，這和二十四節氣中的“驚蟄”意思幾乎相同。但是，按照《禮記》的說法，“蟄蟲始振”是一月的物候，二十四節氣中的驚蟄卻是在二月，這就與儒家經典發生了矛盾。同樣，《禮記·月令》在描述仲春（二月）的物候時，又有“始雨水”的說法，其中的“雨水”與節氣中的“雨水”字面相同，但二十四節氣中雨水卻在一月。此外，另一篇與《禮》有關的經典，被認為反映了夏朝曆法的《大戴禮記·夏小正》中，在描述正月的物候時也有“正月啟蟄”的說法，這裡的“啟蟄”，就是“驚蟄”的原名。
這樣看來，在《禮記·月令》和《大戴禮記·夏小正》兩篇儒家經典文獻中，都認為“蟄蟲始振”或“啟蟄”是一月的物候，“雨水”是二月的物候。雖然兩篇文獻都沒有明確提到“驚蟄”或“雨水”是“節氣”，但後世在安排二十四節氣的順序時，如果按照原先的傳統，將雨水放在一月，將驚蟄放在二月，則不免與儒家經典有所扞格。所以西漢末年王莽改制時，國師劉歆奉命編定新的歷法《三統曆》時，就將驚蟄放到了一月，雨水放到了二月，以與《禮記·月令》《大戴禮記·夏小正》的記載配合。這種新的節氣順序，在儒家學者那裡很有市場，比如東漢末年的蔡邕，在疏解《禮記·月令》時，雖然在整體上駁斥了《三統曆》，但依然接納了先驚蟄、後雨水的順序。
不過，到了魏晉南北朝之後，儒家思想在社會中的統治力開始受到衝擊，人們開始廣泛關注《淮南子》這樣的道家、雜家文獻，再加上西晉汲冢戰國古墓中出土了《逸周書》的古文版本，使得這部非儒家的先秦典籍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重新認可《淮南子》《逸周書》中對於二十四節氣的排序。南朝劉宋時學者何承天上《元嘉歷》，“以……雨水為氣初”，在沈約《宋書·律曆志》和敦煌出土的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的日曆中，二十四節氣已經回到雨水在一月緊跟立春，驚蟄在二月開啟春分的順序，和現在一樣了。
雨水物候：鴻雁來，草木萌動，春雨綿長
上文提到最早記錄二十四節氣的《逸周書·時訓解》，不但將一年分為了二十四個節氣，還將每個節氣以五天為限，劃分為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列舉了相對應的物候，一年共有七十二候。由於《逸周書·時訓解》中描寫物候時所用的語句，和《禮記·月令》中描寫各月的句子相似度非常高，所以後世將兩者結合了起來，構建出“月令七十二候”的物候體系。在七十二候中，雨水節氣的三個物候分別是：“雨水之日，獺祭魚。又五日，鴻雁來。又五日，草木萌動。”其中所描述的自然現象雖然不一定與時日完全對應，但卻體現出了雨水時節萬物復甦、欣欣向榮的特徵。
三個雨水的物候中，“鴻雁來”指大雁從南方飛回北方，“草木萌動”指花草樹木生長萌芽，這些都是春季天氣回暖之後的典型自然變化，比較容易理解。“獺祭魚”則比較有趣，這裡的“獺”主要指水獺，據古人的觀察，每到春季雨水前後，河冰解凍，游魚上浮，水獺在捕獵游魚之後，常會將魚拖出水中，陳列在岸上，同時後腿站立，兩隻小手放在胸前，好像是在做祭拜的動作。儒家在舉辦宗廟祭祀之禮時，需要先以食物祭祀祖先，然後再自己進食，對於崇信儒道、注重禮儀的儒家學者而言，水獺這樣的動作，表現了動物也會遵從祭祀之禮，正是禮教合於自然天道的證據。舊題元代吳澄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釋“獺祭魚”時，將其與霜降節氣的物候“豺祭獸”並提，說：“祭魚，取魚以祭天也。所謂豺獺知報本，歲始而魚上游，則獺初取以祭。”認為這體現了水獺“不忘本”的高貴品質。
除了遵循禮教之外，獺祭魚還有一個意義，就是標誌著一年漁業活動的開始。早在先秦時期，古人就有了可持續發展的觀念，《逸周書·文傳解》中記載著文王頒佈的禁令：“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認為在魚類生長繁殖的時候，需要有一段休漁期，避免過度捕撈造成漁業資源的枯竭。那麼這個“非時”的標準如何劃分呢？古人認為，每到春天，水獺開始“祭魚”，說明自然界中的生物已開始了捕魚捕獵，這體現了自然天道對捕獵活動的默許，人類於此時開展漁獵活動，方是不違天時。《禮記·王制》雲“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就是以雨水“獺祭魚”的現象為界，區分休漁期和開漁期的。在唐代武后執政的時期，曾經長期推行過素食政策，官員不得殺生而食，鳳閣舍人崔融上書表示反對，其中提到“春生秋殺，天之常道。……豺祭獸，獺祭魚，自然之理也。”以“獺祭魚”為例，說明物種互相捕食，是天道允許的行為。在這個時候，雨水時節捕魚而祭的水獺可能怎麼也想不到，自己居然成為了左右人類社會政策的關鍵角色。
當然，雨水時節最有代表性的物候，還是春雨。不同於夏雨的猛烈和秋雨的淒涼，春雨雨量不大，卻綿延悠長，給人一種溫柔潤澤的感覺。元稹曾寫過一組《詠二十四節氣》的律詩，《雨水》一篇寫道：“雨水洗春容，平田已見龍。祭魚盈浦嶼，歸雁過山峰。雲色輕還重，風光淡又濃。向春入二月，花色影重重。”其中除了獺祭魚、北雁南歸等《禮記·月令》中提到的物候之外，“雲色輕還重，風光淡又濃”兩句，寫出了春日風物在細密春雨的掩映下陰晴不定、濃淡交錯的朦朧感。韓愈《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中的名句“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更是最貼切地表現出春雨若有若無、如絲如夢的感覺。
隨著春雨而來的，是前面提到的“草木萌動”的物候，雖然此時的草木尚在初生的狀態，但已經為冬日單調的大地增添了一分亮色。草木生長時“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的欣欣向榮之態，也會給人帶來強烈的生之喜悅。唐代詩人獨孤及《山中春思》雲：“獺祭川水大，人家春日長。獨謠晝不暮，搔首慚年芳。靡草知節換，含葩向新陽。不嫌三徑深，為我生池塘。”詩人雖然遠離人世，獨處山中，但依然被雨水時節萌動生機的春草所安慰和感動。而清代乾隆帝《月令七十二候》詩寫到雨水時節“草木萌動”之候時所說“遍地含芽及莩甲，連林柳眼與梅心”，則是更加直接地展現出了雨水時節草木無處不在的蓬勃生命力。
雨水民俗：以“爆米花”預測稻種成色
雨水時節的“草木萌動”，對於文人來說是增加了賞心悅目的美景、窺情鑽貌的詩材，對於農人來說則標誌著一年生計的開端。清人劉秉恬《春雨》詩云：“雨水節逢雨水勻，眼前氣象又添春。落梅片片如垂露，弱柳絲絲可壓塵。和漏今宵聽滴瀝，潤苗來日更精神。年年幸獲豐年象，感切無邊造物仁。”其中“落梅片片如垂露，弱柳絲絲可壓塵”是以詩人之眼欣賞花木勃發之美，“潤苗來日更精神”則是以農人之心讚美雨水對農作物的滋養之功。
春天是播種的季節，播種的時機與天候的晴雨有著密切關係。上海俗諺雲“春雨貴似油，點滴弗白流”，春雨對作物的生長意義重大，要讓莊稼切實享受到春雨的滋潤，最好在雨水前後完成播種植栽。清人王文清《區田農話》說：“《孟子》‘不違農時’，以春耕為第一義。春耕之始，必在雨水節前。”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按照《禮記·月令》的要求，古時的君王在“草木萌動”之後，通常需要頒佈農業政策，測量劃分土地範圍，尋找適合不同作物的土地，親自指導百姓耕種之法，所謂“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農人對耕種的時機、土地和手法具備了相當的瞭解，在雨水節前依法播種，才能最大程度確保一年的收成。
除了選擇合適的播種時間之外，種子的選擇也很重要。在雨水時節，民間有一項重要的傳統習俗，叫作“佔稻色”。清代乾隆帝下令編定的《授時通考》引《田家五行》雲：“雨水節，燒乾鑊，以糯稻爆之，謂之孛婁花，佔稻色。”在雨水時節，人們會將鍋子燒熱，放入糯稻，使其外表在高溫下膨脹爆開，以此預測稻種的成色，爆開的糯稻叫“孛婁花”。具體“佔稻色”時，人們會將早稻和晚稻等不同的糯稻各抓一把，放入不同鍋中，哪個鍋中爆開的糯稻最多最白，就說明這種糯稻成色最好，當然也就最適合大面積播種。
這種爆糯稻以占卜的習俗，早在宋代就已經在江南地區出現。南宋范成大《吳郡志·風俗》言吳郡人每到初春，就會“爆糯谷於釜中，名孛婁，亦曰米花，每人自爆，以卜一歲之休咎。”由此可見，這種佔稻色用的“爆孛婁”，大概就是最早的“爆米花”。只不過我們現在經常在看電影時吃的“爆米花”，主要是傳自南美印第安人，用的“米”是玉米，而傳統的“爆米花”，用的則是糯米，現在江南一代“米花糖”之類的點心，更為接近傳統的手法。根據范成大的說法，吳郡人爆米花，不僅僅可以預測收成，還可以預測個人一年的吉凶，故又稱“卜流花”或“卜年華”。清人李詡有詩歌詠吳地爆米花占卜的習俗說：“東入吳門十萬家，家家爆谷卜年華。就鍋拋下黃金粟，轉手翻成白玉花。紅粉美人佔喜事，白頭老叟問生涯。曉來妝飾諸兒女，數片梅花插鬢斜。”從“佔喜事”到“問生涯”，爆米花占卜的內容既可以是姻緣，也可以是健康，可以說非常多樣化了。在上海，這種習俗同樣非常流行，乾隆年間文人李行南作《申江竹枝詞》詠上海民俗，其中就有對“爆孛婁”的描寫：“糯谷幹收雜禹糧，釜中膈膊鬧花香。今朝孛婁開如雪，卜得今年喜事強。”可見卜流年和佔稻色一樣，都是以稻穀爆開的程度和色澤決定結果好壞的。在農業社會，個人乃至社會的命運，與一年中糧食收成的好壞息息相關，從這個角度來看，從“佔稻色”到“卜流年”的轉換，也自有其合理性。
雨水時節“草木萌發”的物象，也很容易讓人進一步聯想到人類的繁衍與生長，清羅國綱《羅氏會約醫鏡》雲：“立春、雨水二節，得天雨，承接，夫婦各飲一杯，入房即孕胎生子。”認為雨水時節的雨，有促進生育的功能。在川西一代，民間在雨水時有“撞拜寄”的習俗，父母在這一天會帶領子女認乾爹乾媽，以此保證子女的成長過程中受到更多關愛和扶持。這些都是在雨水時節“生長”“發生”特性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民俗。
（徐儷成 作者為文學博士、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
來源：文匯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