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0月13日凌晨，毛澤東乘坐專列抵達湖南長沙，住進了省委九所六號樓。在湘休養的114天裡，毛澤東作出了影響深遠的兩大決策。
一、長沙決策。
二、特赦最後一批在押戰犯。
在長沙決策裡，毛澤東在聽取了王洪文的報告之後，又充分聽取了周恩來與鄧小平的報告，他十分贊同鄧小平等“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建議，這也為1978年的“改革開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至於特赦最後一批在押戰犯，則是毛澤東施政懷仁博大的又一創舉。
1975年2月27日，毛澤東已經82歲了。
這一年毛主席的身體情況很不樂觀，年老體衰且是一回事，神經衰弱與疼痛已經慢慢使得他行動起來極其不便。
但是除了行動不便與視力、聽力稍微有點衰退，毛主席仍舊擁有著無比清醒睿智的頭腦與流利的談吐。
這天，公安部部長華國鋒送來了《關於第七批特赦問題的報告》供其審閱，毛主席極其重視。
他的視力不好，加上看這種長篇報告也是體力活，因此報告是由其貼身秘書大聲口述的。
原本按照之前周恩來對公安部作出的相關批示是：
請公安部分類處理，進行準備，以便在人大會後送中央、主席審批。
所謂“分類處理”既按照輕重緩急與是否達到特赦標準進行考量，然後給出一個報告供中央與毛主席稽核決策。
後來按照華國鋒遞送上來的報告顯示，最後一批特赦戰犯有293人，其中有13人是不符合特赦標準的。
然而當毛澤東聽秘書口述完報告後則出人意表的作出批示：
“都放了算了！我們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之前土改，我們殺惡霸地主，因為不殺，老百姓害怕。這些人（指戰犯）老百姓都不知道，我們殺他幹什麼？所以，一個不殺。都放了算了。”
確實，土地改革時期，我們鬥地主，殺惡霸，是因為他們倚仗封建朝代的蔭庇，強行霸佔著土地不說，還對老百姓進行無休止的壓榨與剝削，使人們“有田可耕卻無糧可活”，惡霸又燒殺劫掠無惡不作。
因此，我們鬥地主殺惡霸，是人民的心聲，是為人民謀福祉的。因為老百姓都害怕他們，所以我們才要殺他們，只有為老百姓考慮，我們才能建立一個和睦團結的新中國。
可是在1975年，新中國都已經成立26年了。這一批戰犯，人們絕大多數都不知道。老百姓不害怕他們，他們也於我無甚危害，殺他們幹什麼呢？
當聽到秘書口述相關部門對戰犯的釋放處置時，毛澤東又囑咐說：
“不僅是歡送會，還要請他們吃頓飯，多吃魚、肉。每人再給他們發100元零用錢。對願意留下來的，我們承認他們的公民身份。對不願意留下來的，我們也不能強迫嘛，更不能強迫別人勞動。”
對報告中提到，有些準備安置在農村勞動的特赦人員，我們給出的生活費標準是每人每月15至20元時，毛澤東明顯不太滿意：這樣氣魄太小了，15元太少！
據相關資料統計，1977年我國農民的年人均收入也才150元，如果按照每月15元的標準來算，一年就是180元，溫飽絕對是不成問題的。由此可見毛澤東對戰犯還是比較懷仁博大的。
當提到相關戰犯願意接受勞動時，毛澤東又關切地囑咐道：
“他們當中有些人有能力，只要他們願意留下來，那就可以做工作。對年老有病的我們也要給治病，跟我們的幹部一樣治，不搞區別對待。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
對戰犯無條件釋放不說，還給錢又治病，不限制其人身自由，這恐怕在當時的全世界範圍內，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有此胸襟了。
毛主席的批示一下來，在當時的中央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原本很多淤塞的難題與困窘的狀況都迎刃而解。
那麼毛主席這一創舉性的批示當時於我國到底有著怎樣的意義？這一批特赦的戰犯又是怎麼回事？13名未達特赦標準的人是誰？特赦後他們的人生際遇又如何？
本篇文章筆者將聚焦於1975年新中國第七次戰犯特赦，為大家將箇中故事娓娓道來。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主要設有北京功德林監獄、上海提籃橋監獄和遼寧撫順監獄，三大戰犯監獄用來關押日偽戰犯與解放戰爭期間的國民黨戰犯。
從1959年開始，我國基於懷仁政策與寬大處理的考慮，分別於1959年、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和1975年分七批逐次地特赦這些戰犯。
特赦條件分三步：
一、認錯態度良好。
二、矯正反動思想。
三、積極地接受勞動改造。
只要滿足這三大條件，一貫是樂於提供給他們改過自新的機會釋放他們的。比如1959年第一批特赦的人員中，溥儀與杜聿明就相當典型。
愛新覺羅.溥儀，清廷最後一任皇帝。
他獲罪的原因絕不是因為曾經“宣統皇帝”的身份，而是後來與日本人狼狽為奸，在東北建立起了“偽滿洲國”，充當日本帝國主義的傀儡與爪牙，給全民抗戰帶來了極大的阻力與極其負面的影響。新中國成立後，溥儀便被關進了撫順監獄。
杜聿明，曾經震驚中外的淮海戰役國民黨最高指揮官之一。
他是蔣介石最倚重的黃埔一期學生，也是國民黨陸軍中將。
1946年，蔣介石任杜聿明為東北保安司令長官，下轄七個軍20餘萬人對我軍發起東北爭奪戰，在被林總下轄的四野擊潰後，杜聿明又於1948年年底被蔣介石委以重任空降徐州，下轄邱清泉、孫元良和李彌三大兵團20餘萬人，親自指揮了規模宏大的淮海戰役。隨後於淮海戰役兵敗被俘，關押於北京功德林監獄。
杜聿明是蔣介石死忠份子，因此剛開始被關押時對改造表現出了極大的牴觸情緒。
圍繞杜聿明的改造過程說起來還是比較有意思的。
其實，早在1947年，杜聿明的身體狀況就極為不佳，他患有胃潰瘍、肺結核與脊椎炎，尤其是脊椎炎不僅使得他終日無法下榻疼痛難忍，走路更是一瘸一拐靠柺杖支撐。
他有位女兒極為有名，那就是長女杜致禮（楊振寧夫人），杜聿明當時本無心治軍一心想隨女兒赴美休養治病，卻被蔣介石給強行留了下來。
1948年底淮海戰役爆發，杜聿明幾乎已經渾身是病靠柺杖艱難走路了，還是被窮兵黷武的蔣介石委以重任強派到了淮海戰場。
杜聿明被俘後，既是曾經淮海戰役的主要戰犯，又是43名戰犯中的頭魁，依照國際慣例，本來下場是不會好的。因此在監獄進行改造初期，杜聿明深諳此理，抵抗情緒極其激烈，先後進行過兩次自殺。
杜聿明嘗試自殺有兩大考慮：
一、自己本身多病，受不了折騰。
二、他認為即使不自殺，按照自己往日的罪行也是死路一條。
然而出人意表的是，我軍非但沒有處死杜聿明，反而還對其極其優待，想方設法找最好的醫生，用最好的藥，一樣一樣給他治好了病。而勞動改造時，更是對其尤為照顧，考慮其年齡與體質問題，僅僅只是讓他閒時培培土，種點菜，累了就休息，絕不強制，勞動量比一般退休幹部還休閒。
我國優待俘虜的政策，連杜聿明都懵了。
最終杜聿明終於滿懷感激之心，承認錯誤、矯正思想並積極地接受了勞動改造，並於1959年與溥儀一起，位列勞動改造積極分子被特赦出獄。
被特赦出獄之後，溥儀與杜聿明都積極從良，尤其是杜聿明更是充分認識到了我國與國民黨政府的差距，主動留了下來，還被新中國委以重任，參與政協工作。
從我國對杜聿明的優待來看，其本身積極改造是一回事，本質上他還是有才的，我國本質上希望能夠爭取其為百姓作出更大的貢獻。
第一批戰犯於1959年特赦後，我國此後又分批次特赦了5次。
細心的讀者也許已經發現，從1959年至1966年5次特赦，相距年限都不大，那麼為何最後一次特赦被延後至1975年呢？
其實瞭解新中國歷史的讀者都知道，從1966年開始，我國便步入了特殊時期。在這段時間，我黨很多幹部與部門都應對不暇，有些當初負責關押戰犯的所長也都自顧不暇，因此根本無法核實戰犯資訊，更無暇顧及被關押的戰犯，這批戰犯也就被遺忘了。
直到1974年12月大動亂稍稍平息，毛澤東這才重新批示相關部門：
我記得還有一批戰犯，他們放下武器已關押二十多年了，還關著幹什麼。把他們釋放了，可以來去自由。
毛主席的批示一下來，我國才開始著手處理最後一批戰犯。
主席的指示“舉重若輕”，而相關部門卻必須“舉輕若重”，絲毫不敢懈怠，由公安部長華國鋒牽頭，就特赦戰犯進行了縝密的調查與核實工作，並最終就在押戰犯人數、姓名、身份、改造表現與早已符合刑滿釋放條件或者特赦條件的人進行統計說明，並最終由公安部作出《關於第七批特赦問題的報告》遞交給毛主席審閱批示。
報告中提出，在押戰犯一共293名，其中290名國民黨戰犯，代表人物有大名鼎鼎的黃維與文強。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13名戰犯因為認錯態度不好且牴觸改造而不符合特赦條件，公安部給出的建議是：繼續關押，以觀後效！
這13名戰犯分別是：徐天任、李清、邱沈鈞、張百齡、郭吉謙、黎宗銘、樊迅、翁羽、劉衍智、周養浩、謝代生、杜超群、沈勤康。
這些人乍看起來都是生面孔，遠沒有杜聿明、宋希濂、黃維等國民黨一線將領出名，可是這些人曾經卻擔任著極其險要的職務，給我帶來了極大的禍患。
比如周養浩。
周養浩可絕不是什麼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他是曾經國民黨臭名昭著的軍統三劍客之一，對我黨曾犯下累累血債不說，更對民族和人民都有不可饒恕的罪過。愛國將領楊虎城將軍是其參與殺害的。1949年國民黨在西南大撤退時，周養浩又在重慶、成都與昆明一帶無差別地搞大破壞大屠殺，致使無數軍民慘死。他是最不可饒恕的特務之一。
這13名戰犯的總體情況是關押前罪行累累，關押後態度惡劣。
原本這樣的人，就應該繼續改造，而相關部門就此也做好了縝密的準備工作，毛澤東卻大手一揮說：“都放了算了！”
這一下中外都引起了極大的轟動。
其實毛主席這一波操作，在事後的各方面反應來看確實高明，尤其是當時，於中國內部來說原本紛繁複雜的工作則瞬間化繁為簡，很多問題都迎刃而解。而於臺灣國民黨，則無疑是一顆煙霧彈，註定讓習慣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蔣介石心生狐疑。於國外，更是讓其他國家不明覺厲。
“不達特赦條件，仍舊無條件釋放，並允來去自由？！”
這按照國際慣例來說，顯然極度不合理。噱頭之大，內涵之深，足夠讓相關國家與媒體大談特談一段時間了。
那麼毛澤東對釋放這13名戰犯的考慮到底是怎樣的呢？
時任公安部長的華國鋒回憶：毛主席對戰犯的情況非常熟悉，他自己先擬了一個很長的名單，問哪個人關在什麼地方，現狀如何，對每一位戰犯他都瞭如指掌。
由此可見毛主席釋放戰犯是有計劃有戰略的，是絕對高瞻遠矚的。
筆者翻閱各種資料與回憶錄分析，毛主席釋放戰犯主要有以下三大考慮：
一、儘量修復與臺灣的關係。
毛澤東晚年時，極其希望有生之年可以看到臺灣迴歸祖國統一，因此只要是往兩岸和睦關係方向去的，他都不遺餘力去做，去發展。這批戰犯，絕大多數與臺灣有打斷骨頭連著筋的政治與親緣關係。釋放他們，於臺灣人民來說，是為善，與蔣介石政府來說，則是我方願意修好丟擲的繡球。
二、展示中國懷仁博大的政策。
此前有釋放的戰犯大肆抨擊誣陷我國對戰犯不仁，實行“地獄”政策，在國際上惹來了很多非議。因此我國基於這層考慮，就是要釋放曾經民憤最大的以堵住悠悠眾口。而從另一方面來說，釋放他們百利而無一害。不釋放，反而要費心費力費錢財去管理，得不償失。
三、適當地給蔣介石政府添添亂。
在毛澤東給特赦戰犯作出的批示中有兩條尤為關鍵：“來去自由”與“給足路費”。
而後來特赦的戰犯中，有10人報名表示想要去臺灣，結果輾轉於香港時，卻遭到了蔣經國的疑心阻撓與刁難，其中原國軍第68軍政工處的上校處長張鐵石對國民黨的態度心灰意冷選擇了自縊。
剩下的9名也看清了國民黨的嘴臉，有的去了美國，有的留在了香港，有的還在黨組織的關懷下回到家鄉工作並安享晚年。
一邊是我國對戰犯的特別寬大處理，一邊是臺灣國民黨政府的猜忌與阻撓。鮮明的反差，二者做法高下立判，尤其是在國際上，國民黨政府在這件事上可謂出醜不小。
1975年7月14日，毛澤東在與江青進行文藝工作調整的講話中還特意說道：釋放俘虜放得好，國民黨怕得很。
由此可見，給國民黨添堵，是在毛澤東的考慮範圍之內的。
1975年4月23日下午，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我國特意聚集了特赦的293戰犯，請他們到北京前門飯店大搓一頓。
酒席之間，大家觥籌交錯，許多幾十年未見的老朋友相擁熱淚盈眶，大家抬起杯中酒一飲而盡，25年的恩恩怨怨與榮辱得失盡呡酒中。
宴會中，葉劍英、華國鋒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均一一到場，連早已經特赦參加政協工作的杜律明、李仙洲等也一一趕來與舊友相聚。現場的氣氛其樂融融，場面無比盛大。
其中曾經的頑固份子黃維與文強還登臺作出了這樣的發言：
我們過去維護萬惡的舊制度，瘋狂反共、反人民，把中國拖到了絕境，罪惡滔天。今天我們被特赦釋放，獲得新生，並給予公民權和妥善安置，這隻有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才有可能……。
毛澤東在聽取了宴會報告後尤為滿意，又把給特赦人員的福利待遇增加到了每人300元，100斤糧票。
這樣的偉大戰略與寬廣胸襟，恐怕只有毛主席才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