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王東遷，王道崩殂，周祚衰微，天下禮崩樂壞，寓示彼時治理結構不切時宜，體制矛盾激化到不可調和，也就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講的生產力（動態）發展到一定階段，固有的生產關係（靜態）與生產力不匹配並桎梏生產力的邊際效用（井田制），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將以革命的形式重構調適，這也暗合馬爾薩斯陷阱。
縱觀春秋戰國，具備一統天下的有晉、楚、魏、秦四國。春秋之晉，地處中原沃野，幅員遼闊，人口最多、國力最強，然而“晉無公族”、“卿大夫制”嚴重製約了國家力量動員，事實上，沒有中央集權，難以形成統一意志，及至智伯不合時宜的施政方略，使得魏（恆子）趙（襄子）韓（康子）三家分晉，歷史進入戰國。
戰國初期，魏文侯任用李悝、吳起、樂羊、西門豹、子夏能臣幹吏，富國強兵，抑趙國，滅中山，連敗秦、齊、楚諸國，拓土千里，使魏國成為戰國第一個稱霸中原的霸主，彼時，秦沒有商鞅變法、齊沒有田氏伐齊，六國均未崛起，魏錯失一統天下的機會視窗，概其因有三：1、周以來共主思想的稱霸意識，使魏國諸君認知框架中沒有統一天下的概念和意志，思想是行動的先導，沒有想法變沒有行動；2、文侯之後，李悝變法未能得到後世之君恪守護法，以致強魏半代，功敗垂成（李悝堪稱變法典範，其政治上廢除世襲制，倡導權責利對稱統一，打破階層固化，激發社會活力；經濟上廢除井田制，“盡地力”、“平糴法”，激發生產力，迅速實現經濟富強，尤其平糴法，延續千年；制度上，以其《法經》為核心，倡導法制，乃法家鼻祖；軍事上，施行“武卒制”，開啟募兵制，吳起橫掃天下的魏武卒亦是以此為基礎。）。3、魏處平原，乃兵法雲四戰之地，凡與國接壤，必整軍備患，國力耗於備戰，此地理天然劣勢。
楚國國土最大、物產最豐饒，卻也沒能統一華夏，究其原因，楚國內部的政治混亂（貴族、地主階層的影響力巨大，類似於後世的門閥制）以至於國家無法完成集權，更無法一統天下。
秦一統有四：1、地利、2、制度之立賢不立嫡、3、制度之人才、4、制度之法制
1、秦起於西北邊陲，為中原諸國視為蠻夷，文化差異導致的意識形態鬥爭，使國家壓力極大，基本處於孤立無援的狀態，加之春秋戰國是一個真正弱肉強食的時代，這種內外環境困境迫使歷代秦君不得不勵精圖治，以圖自保，骨子裡的憂患意識強於六國之君。與此同時秦地易守難攻，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懸隔千里，兼有四關：函谷關、武關、散關、蕭關，守國所耗國力少。
2、《公羊傳》“嫡子生，不以名，令於四境，擇勇猛者立”。中原各國遵循立嫡制，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王位糾紛，但嫡長子不賢，國必衰微（這是封建制度的根本弊端，即將國運寄予不確定的君主，以致遇明君則興，遇昏君則衰）。秦則不然，不僅傳子時不傳嫡長只傳賢，甚至還有將君位傳於兄弟的現象，如武王傳於昭襄王。另外，秦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兄弟繼位，其他兄弟基本都要承擔輔佐的職能，從沒出現奪權的現象，公子虔輔佐秦孝公，樗裡疾輔佐秦惠文王，皆如此。除了權柄的受讓，秦國曆代更替，更有一統天下志願的傳承，這是六國所不具備的思想認知。
3、對人才的重視。秦處偏禺，本土人才匱乏，然歷代秦君重視人才，能網羅天下英才為己用，孝公有商鞅，惠文王有張儀，昭襄王有范雎，莊襄王有呂不韋，始皇有李斯，反觀六國，齊有稷下學宮，天下英才薈萃，闕不能用，泱泱大魏，人才濟濟，諸如吳起、衛鞅、孫臏、樂毅、張儀、範睢等，皆輸予他國，堪稱戰國第一人才輸出基地。
4、商鞅變法，沿襲李悝變法（徙木立信襲於魏時吳起西河徙木立信），法度相一，然而始皇之前六世之君能恪守秦法不易，以致法入人心，成為公束力，使國之意志凝聚民力（道，令民與上同欲也），源源不竭。反觀諸國，管仲襄桓公、李悝助文侯，非無聖君幹吏，亦有明法賢章，所不成者，止於弗能自上而下（衛鞅變法，公子駟殺人，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放逐贏駟。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一以貫之。一張藍圖繪到底，方能久久為功。知古諷今，當下某些組織、某些公司，制度執行，雙標乃至多標，迂迴變通，形同虛設，弊政敗亡之際。
當今華夏，應感謝秦統一祖國，否則印度式的內部割裂，必將使國家無法形成統一文化、統一制度、統一意志，為外族御躪。外因透過內因作用，外部矛盾透過內部矛盾發揮效用，內聖才能外王，所有革新，不可生搬硬套別人的制度，應以己內因之弊為出發點，自上而下、一以貫之，方有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