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es D.Agresti<<
“公正事實”（Just Facts）組織的一項突破性研究發現，在計入所有收入、慈善捐獻和非現金福利（如住房補貼和食品券）之後，最窮20%美國人消費的商品和服務，超過了大部分富裕國家的國民平均消費水平。這些富國包括著名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大多數國家及其歐洲成員國。換言之，如果美國“窮人”是個國家，它將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德國北部私立高等專業學院經濟學教授、瑞士中小企業聯合會首席經濟學家恩裡克·施奈德（Henrique Schneider）博士對這項研究做了回顧。在研究了原始資料和“公正事實”組織的方法之後，他總結道：“這項研究是合理的，符合學術標準。我個人認為，它提供了度量貧困的寶貴見解，有力增進了這一領域的研究。”
“最窮”的富國？
2019年7月1日《紐約時報》影片專欄譴責“假新聞”，呼籲對“美國作為全球最偉大國家的神話”採取“更去偽存真的做法”。《時報》影片製作人泰格·詹森（Taige Jensen）和那伊瑪·拉扎（Nayeema Raza）宣稱美國在許多方面“遠遠落後於歐洲”，並且“和‘發展中國家’的相似之處，比我們承認的要多。”
他們表示，這方面一個“好的檢測”，是美國在（“36國組成的，主要是富裕的、西方的和民主的”）經合組織中排名如何。然而，在審查這些排名時，他們違反了自我標榜的標準，破壞了真相。儘管他們的標準聲稱：“你可以表達任何你想表達的意見”，但“一篇文章中的事實必須得到支援和驗證”，“如果某場戰役不是在某日開始的，你就不能說它開始於那一天。”
一個主要事例是，他們聲稱，固然“美國是經合組織中最富有的國家”，“但我們也是最窮的國家，貧困率高達18%——比西歐更接近於墨西哥。”
這一論斷促使“公正事實”組織利用經合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政府經濟分析局的資料，對這一問題進行了一項嚴謹的獨創性研究。調查發現，《紐約時報》不僅在這個問題上大錯特錯，還報道了與現實截然相反的情況。
和誰相比更窮？
與《紐約時報》言論相悖的最明顯證據，是一行位於經合組織貧困率資料上方的說明。這行字解釋說，這些比率衡量的是國家內部而不是國家之間的相對貧困。如報告所述，這些數字代表的是達不到其本國“家庭收入中值一半”的那部分人，因此，“兩個貧困率相同的國家，在貧困人口相對收入水平方面，可能存在差異。”
經合組織的度量法分派給美國的貧困率（17.8%），要高於分派給墨西哥的貧困率（16.6%），揭示了這一點。世界銀行資料顯示，墨西哥35%的人口，日生活費不足5.5美元，而美國僅有2%的人口日生活費低於這個水平。
因此，經合組織的貧困率並不能說明哪國“最窮”。然而，《紐約時報》對這些貧困率指標的誤讀正緣於此。
同樣的觀點也適用於“貧困”這個話題的更廣泛討論，它可以用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來度量：1）相對貧困或2）絕對貧困。如果主持人沒有回答“和誰相比是貧困的”這個問題，那麼度量貧困的相關指標（像《紐約時報》所引用的），就可能會產生誤導。絕對指標，比如收入低於某一水平的人數，更直接也更具有啟發性。
未度量的收入和福利
為了準確地比較各國之間或各國內部的生活水平，有必要考慮物質福利的所有主要方面。上述資料沒有做到這一點。
經合組織的資料存在著異乎尋常的缺陷，因為它是基於“收入”的，不包括美國大量非現金政府福利和私人慈善捐獻。例子包括但不限於以下：
✎由醫療補助計劃、免費診所和兒童健康保險計劃提供的醫療保健。
✎食物券、學校午餐、學校早餐、施粥室、食品配膳室及婦女、嬰兒及兒童計劃所提供的營養。
✎透過租金補貼、公用事業援助和無家可歸者收容所提供的住房和便利設施。
世行資料包括這些專案，但仍不完整，因為它基於政府的“家計調查”，而美國低收入家庭，在此類調查中，極大低估了自己的收入和非現金福利。2015年《經濟展望雜誌》上，一篇題為《危機中的家計調查》的論文表示：
✎“近年來，在幾項主要的”政府調查中，“超過一半福利補貼和近半數食品券資金被遺漏了。”
✎美國低收入家庭獲得的政府福利被少報的情況“急劇增加”。
✎這種“收入低估”掩蓋了“政府專案的減貧效果”，並導致“對貧困和不平等的言過其實”。
同樣，美國經濟分析局解釋說，此類調查“（的物件）在回憶收支方面存在問題，而且會故意少報某些專案”。美國人口普查局的說法大致相同，它寫道，“由於許多不同的原因，在家計調查中，受訪者傾向於少報自己的收入。”
這裡還有一個大得多的教訓。當政客和媒體談論收入不平等時，他們通常使用的統計資料沒有對中低收入家庭獲得的大量收入和福利做出解釋。這極度誇大了不平等，助長了有矇蔽性的敘述。
相關的、可靠的資料
世行對物質福祉的“首選”指標是商品和服務的“消費”。這是緣於“可靠性的實際原因，且因消費被認為比當前收入更好地反映長期福利水平”。同樣，正如《人力資源雜誌》2003年發表的一篇論文所解釋的那樣：
✎“一項對美國貧困家庭的研究表明，消費報告比收入報告更好”，而且是“更直接衡量物質福祉的指標”。
✎“消費標準是貧困線最初設定的背後原因”，但政府現在使用收入，是因為收入“易於報告”。
世行釋出了一組關於消費的綜合資料。這組資料不依賴於家計調查的準確性，包括了所有商品和服務，但只提供每個國家而不是其最貧困人口的人均消費。
然而，美國經濟分析局釋出的一項研究，恰好提供了2010年貧困人口的人均消費資料。結合世行同年的資料，這幾組資料顯示了，美國最窮20%家庭的人均消費水平，高於經合組織和歐洲大多數國家的平均水平。
2010年經合組織
各國人均消費
美國“窮人”（他們在消費上勝過西班牙、丹麥、日本、希臘和紐西蘭等國的一般人）的高消費，並不意味著他們生活的更好。這是因為國民生活質量還取決於其所在社群和個人選擇，比如他們選舉的當地政客、犯下的暴力罪行以及做出的支出決定。
例如，農業部的一項研究發現，領取食品券的美國家庭，在加糖飲料、甜點和糖果上的花費，要比水果和蔬菜多50%左右。相比之下，沒有領取食品券的家庭，在水果和蔬菜上的支出略高於甜品。
儘管如此，事實依舊是：和世界上大多數最富裕國家的平均水平相比，生活在美國的“特權”為窮人提供了更多的物質資源。
該資料的另一重要優勢是，它根據購買力進行了調整，以衡量生活面積、食品、智慧手機等等看得見、摸得著的現實。這消除了通脹和匯率等因素作用的混淆。因此，一個國家的蘋果和另一個國家的蘋果是一樣的。
為了保證抽樣調查結論的準確性，“公正事實”組織將世行的全美消費資料與美國經濟分析局的資料進行了比較。他們之間的差距在2%以內。所有的資料、文件和計算都可以在其官網上的電子表格中找到。
鑑於這些事實，《紐約時報》的這一說法——美國“與‘發展中國家’的相似之處，比我們願意承認的要多”——變得甚為牽強。2010年，即使是最窮20%美國人消費的商品和服務，也比世界上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高3到30倍。
這些巨大的生活水平差距，是人們從發展中國家移民到美國（而非相反）的主要原因。
為什麼美國如此富有？
《紐約時報》本可以透過重現美國如此成功的原因，幫助世界各地人口改善物質福利，而非一味加以詆譭。然而，這需要傳達下列事實，其中許多事實是《紐約時報》以前錯誤報道過的：
✎高能源價格，像歐洲雄心勃勃的“綠色能源”計劃，導致了人們生活水平的降低，尤其是窮人的生活水平。
✎高稅率降低了工作、儲蓄和投資的動機，而這些可能產生了廣泛的有害影響。
✎豐富的社會專案可以透過多種機制減少市場收入——正如奧巴馬總統的前首席經濟學家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所解釋的那樣，“政府援助計劃”為人們提供了“不工作的動機和手段”。
✎無論哪一國，整體生產力都向下“涓滴”給窮人，這也就是為什麼美國麥當勞員工的實際購買力，要高於歐洲同行的實際購買力，同時是拉美同行實際購買力的6倍，儘管他們用同樣的技術從事著同樣的工作。
✎人們對性、婚姻忠誠和家庭責任的態度轉變，導致了家庭解體，這對家庭收入產生了強烈負面影響。
✎與《紐約時報》直接矛盾的是，大量資料表明，激進的政府監管會損害經濟。
許多其它因素與國家和個人的經濟狀況有關，但上述一些關鍵因素，讓美國相對於許多歐洲和其它經合組織國傢俱有優勢。
“真相是值得的”
《紐約時報》在影片結尾聲稱，“美國可能一度是最偉大的，但今天的美國，只是還過的去。”事實上，美國在經濟上非常的例外，最窮20%美國人比全球富國集團中的許多國家還要富有。
去年，《紐約時報》採用了一個新口號：“真相是值得的。”【《紐約時報》推出這一口號，旨在表明，原創、獨立的新聞報道需要資源、時間和奉獻，而訂閱《紐約時報》在這方面是至關重要的——譯註】然而，在這一及那一事例上，該報以害人不淺的方式扭曲了真相。對於美國，《紐約時報》在這段影片中，還發表了其他虛假言論，筆者將在以後文章中予以一一駁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