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在陝西南部的寧陝縣東江口鎮的一塊荒野河灘上，寧陝縣交通局下屬的城鎮搬運社打算在此蓋一處新房。
單位請了一群老農打地基，正當大家熱火朝天地挖著時，突然在土裡發現一塊頭顱骨，發現的老農當即喊叫，大家都停下了手中的活，湊過來一看，才發現這是人的骨頭。
老百姓哪見過這場面，當即不敢再挖，報告給了鎮領導，經過再次挖掘後，陸續發現一堆人骨，負責基建的同志就請農民謝滿銀將這堆人骨拾起，然後在生產隊長丁祥錄的陪同下，把人骨掩埋到村子外三棵核桃樹下的坡地裡，並且做了標記。
工地挖出人的骨頭，這在當時是一樁很大的事情，很快在鎮裡傳遍了，大家都在猜測人骨是什麼時期留下的，如果是很久以前的還好辦，如果是最近幾年發生的，那就是重大殺人案件了。
公安部門很快介入，當地派出所民警更是挨家挨戶地走訪查問，是否誰家有人失蹤或者死亡人口，還沒有找到屍體的。
因為當時刑偵技術有限，調查很快陷入瓶頸，公安部門也認為可能是幾十年前發生的事情，那就只能擱置了，但對此事依然進行了備案，以防止以後再尋找到什麼線索。
此事雖然在當地轟動一時，因為沒有線索，很快就沉寂了，老百姓在茶餘飯後也不願談及這堆神秘的人骨。
在此事過去八年後，也就是1984年，鎮裡突然從北京來了幾個人，找到相關公安，要對人骨的發現地點進行勘察，當公安部門詢問對方身份時，他們表示是受黨中央派遣，負責查清解放戰爭時中原部隊和談代表被害一案的聯合調查組。
他們懷疑這堆人骨可能是當時中原部隊的和談代表，其中包括毛主席的親侄子毛楚雄，以及和談代表張文津、吳祖貽。
這個訊息很快在當地炸了鍋，他們沒有想到，這堆神秘人骨可能會是革命烈士。
這三位烈士失蹤之謎，最早起源於1946年，當時張文津、吳祖貽、毛楚雄等三位烈士代表中原軍區前去與國民黨談判，從此失蹤……
在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就一直試圖發動內戰，建立獨裁政府，在中國共產黨的爭取和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的調停下，蔣介石被迫簽訂停戰協定，然而僅僅半年之久，國民黨反動派就公然撕毀停戰協議，於1946年夏先後集結30多萬兵力，構築了6000多座碉堡，企圖圍殲我中原軍區。
透過精心準備後，國民黨軍在6月26日拂曉兵分四路悍然對我中原軍區部隊發起大規模的進攻，全面內戰正式爆發。
當時，我中原軍區主力已經有了一定的準備，隨即兵分兩路開始突圍，北路突圍部隊由李先念率領向西北方向移動，西路突圍部隊在王樹聲率領下，向西移動。
北路突圍部隊連續衝破敵人三次包圍，快速向豫西南平原進軍。
國民黨當局惱羞成怒，直接誣陷我中原部隊在向國民黨軍進攻，為了公開敵人的誣陷，李先念於7月7日發表宣告，列舉了國民黨向我中原部隊進攻的事實後，要求駐武漢的軍調執行小組趕赴前線，讓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行動。
但是國民黨反動派早就已經打紅了眼，像瘋了一樣繼續大肆圍剿我中原突圍部隊。
在7月15日，當我北路突圍部隊渡過丹江後，使得國民黨軍企圖圍殲我軍主力于丹江一帶的計劃破滅，為此讓軍調執行小組給李先念發電，讓李先念“派全權負責之高階官員前往會談，為和平作最後努力”。
當時我中原軍區北路突圍部隊，為了分散敵人的追堵兵力，已兵分兩路向西挺進，李先念率一部為左路，向寧陝方向前線，王震率一部為右路，向鎮安方向前進。
王震在率部攻克鎮安縣城後，為了表示我軍的和談誠意，進一步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假和談、真內戰的陰謀，決定一方面繼續進行突圍，另一方面派出和談代表前去談判，為部隊突圍爭取時間。
王震一面電告李先念及黨中央彙報此事，一面派隨右路部隊行動的軍調部漢口第九執行小組解放軍代表張文津（中原軍區幹部旅旅長，對國民黨公開身份是我軍上校參謀）、吳祖貽（幹部旅政治部主任，改名吳毅）、毛楚雄（中原軍區幹部，作為張文津的警衛員，改名李信生）作為中原解放軍的談判代表，趕赴西安進行談判。
其實派遣張文津和吳祖貽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他們的身份就是搞談判的，而派毛楚雄前去則有點“拖油瓶”的感覺。
之所以會派遣毛楚雄作為談判代表，王震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當時大家都認為這次談判是赴“鴻門宴”，國民黨反動派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按好心。
因此毛楚雄主動請纓，要求加入到這個艱鉅的任務當中，而王震認為這次突圍太過於兇險，去談判的同志反而是安全的，所謂兩軍交戰不斬來使，這是古今中外的戰場規則。
然而讓王震沒有想到的是，張文津、吳祖貽、毛楚雄三位代表，在赴西安的途中被國民黨軍隊無理扣押。
這是一件相當重大的政治事件，無論是從哪個角度來說，國民黨反動派的行為都讓人大跌眼鏡，為人所不恥。
王震得知此事後，當即電告中央，痛斥國民黨反動派的這種卑劣行為，當時在南京的周恩來和北平軍調部的我方委員葉劍英，分別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強烈抗議，要求他們釋放和談代表。
王震
為了給國民黨當局施加壓力，延安《解放日報》在8月21日以《蔣方阻我與第九小組聯絡，李先念將軍代表被扣》作為標題，在頭版頭條刊登出來，對事件進行公開揭露，沒想到，國民黨當局竟矢口否認此事。
此後數十年來，張文津、吳祖貽、毛楚雄三人一直下落不明，成了懸在中共歷史上第一個遲遲解不了的謎案。
為此，中共中央在1984年初，專門成立了聯合調查組，負責查清此案，找到三位烈士的下落。
想要找到三位烈士的下落，查清三位烈士離開部隊前往西安的行蹤，成為揭開失蹤案的關鍵所在。
接到任務後，聯合調查組的同志第一時間趕到陝西省鎮安縣，也就是王震將軍派遣張文津等離開部隊去西安談判的地方。
鎮安縣委、縣政府對於調查組的到來十分支援，立刻配合調查組對王震所部在鎮安縣的小股人員活動情況及犧牲人員的地點進行了大規模普查。
在調查中發現，在鎮安縣文家鄉朱家溝一口石灰窯裡曾發現三具無名屍骨，調查組的同志認為這極有可能是張文津等三烈士的遺骨，於是展開調查。
透過梳理資料發現，石灰窯裡的三具屍體的兇手殷克明、陳尤均兩位在鎮反運動時已經被抓捕，被判處死刑。
為此調查組的同志找到他們二人交待的材料，殷克明和陳尤軍是當地的保長和副保長，在胡宗南部與中原部隊交戰後，他們奉命搜捕新四軍的零星突圍人員。
在1946年8月9日晚上，他們在文家廟農民張吉貴、杜明月家中發現5名操南方口音的陌生人，在一戶人家住著三個男人，兩個中年人，一個青年人，另一戶住著一男一女，好像一對夫婦。
殷克明和陳尤軍猜測他們是新四軍，見他們攜帶有大量財物，因此密謀實施暗殺。
第二天早上，殷克明和陳尤軍糾集了數十名反動武裝人員，在朱家溝的小溝口進行堵截，將這5人殺害，其中兩人被推到路邊砍死，三人被推入附近的石灰窯裡活埋。
調查組的同志根據這個線索，立刻找到文家廟的農民張吉貴、杜明月兩戶人家，他們都表示過去這麼多年了，沒有多少印象，當時也不清楚借宿人的身份。
綜合這些資訊來看，朱家溝石灰窯裡面的三具無名屍骨很有可能是張文津、吳祖貽和毛楚雄的屍體。
但是想要確認的話，必須要有實質性的證據，就在這時，調查組的同志找到了中原軍區15旅45團3營營長陳永壽，陳永壽提供的一些資料讓調查組的前期工作基本前功盡棄。
根據陳永壽反映在1946年農曆十月上旬，有一個40多歲的當地農民到陳永壽部向他提到一個重要的情況。
這位農民反映說，在1946年8月上旬，他親眼目睹了殷克明和陳尤軍等反動武裝人員謀殺五名同志的具體過程，並搶走所帶的金條、銀元和錢幣等財物。
上級領導給陳永壽下達了任務，讓他當晚率領一個連的同志到文家廟捉拿兇手，為死去的烈士報仇，戰士們很快抓獲了參與殺害新四軍的六名兇手，並追回了部分被兇手搶走的財物，其他在逃的兇手，也在解放後被人民政府鎮壓。
根據這條線索，陳永壽判斷這五名被害人是張文津一行的可能性不大，根據他提供的情況，在1946年8月7日，王震率359旅西進時，行經鎮安縣時，還有一批幹部旅的幹部化裝趕赴延安，其中一行5人的有中共中央中原局組織部副部長張成臺、中原軍區後勤部供給部長吳先元、原鄂豫邊區黨委副秘書長李其祥、吳先元同志的愛人閿漢清及一位不知名的青年同志。
而且從被反動武裝人員所搶的金條、銀圓和錢幣等財物來看，與供給部長吳先元的身份更吻合。
張文津一行是去西安與國民黨談判的，不可能攜帶大量財物。
這幾乎可以直接斷定，此三具屍首並非張文津、吳祖貽和毛楚雄的屍骨，但是在調查中，能夠找到張成臺一行烈士的遺骨，也算是不小的收穫。
此案唯一沒有調查清楚的就是，張成臺一行人中的青年幹部身份，有一些老同志懷疑這名青年幹部可能就是毛楚雄。
聯合調查組的調查隨即陷入到困境當中，為了確認該青年是否為毛楚雄，調查組只好再次走訪王震將軍。
這讓王震再次回憶起了自己與毛楚雄在一起的那段歷史。
1945年9月，王震率南下支隊從廣東北返湖南，年僅18歲的毛楚雄找到王震的部隊。
見到王震後說：“王司令，我是毛澤覃的兒子，我跟您的部隊去延安我伯伯那兒！”
王震看了毛楚雄後，十分高興說：“好，既然你是毛澤覃的兒子，那也可以說是我的世侄了，我帶你去見你的伯伯！”
隨後，王震發電報給毛主席報告了此事，毛主席得知自己的侄子要去參軍，也很高興，他知道楚雄這孩子心裡憋了一口氣，在湖南是待不住的，因此委託王震把楚雄帶出來，18歲的毛楚雄被編在教導團第4連。
毛楚雄雖然年僅很小，但是幹起活來一點也不含糊，在部隊裡不怕吃苦，不怕受累，跟大家一樣扛槍揹包，有年長的戰士看他太辛苦，想要幫他拿一下，都總是堅決拒絕：“我年輕，多背一點，沒關係！”
在毛楚雄找到王震兩個月後，部隊經過長途跋涉到達鄂豫皖根據地，和李先念的新四軍第五師成功會和，組成中原軍區。
毛楚雄到中原軍區後在宣傳隊作宣傳員，由其堂叔毛澤普負責照管，之後又在司令部電臺學習收發電報。
學了沒幾天，毛楚雄就開始不滿足於現狀了，原來在司令部工作屬於後方，連把槍都不配，於是他到王震那裡請求把自己調到前線去，和戰士們一塊打仗去。
戰場上的子彈可是不長眼睛的，王震怎麼可能讓他到戰場上去呢？萬一出了什麼事，他如何向毛主席交待？
毛楚雄身份的特殊並不是因為他是毛主席的侄子，在毛主席的親人當中，為革命犧牲者比比皆是，為什麼毛楚雄不能有任何閃失？
因為毛楚雄是烈士的遺骨，是黨的寶貴財富！
毛楚雄的父親是毛澤覃烈士，他的母親周文楠也為革命吃了很多的苦，剛開始革命活動很辛苦，他們依然堅持鬥爭。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反動派公然破壞革命，毛澤覃與周文楠在黨組織的安排，由廣州輾轉來到武漢，與毛澤東、楊開慧夫婦生活在一起。
隨著革命形勢的變化，毛澤東與毛澤覃要一塊發動農工革命，境況更加危險，楊開慧與周文楠就回到了湖南。
1927年9月8日，周文楠在白色恐怖的氛圍下，生下了毛楚雄，幾個月後，周文楠被捕，毛楚雄也被帶進監牢中。
敵人為了從周文楠的嘴裡得到有用的革命情報，對周文楠展開了嚴刑拷打和虐待，媽媽受折磨，小小的毛楚雄也被折騰的夠嗆。
黨組織為了營救他們母女，利用輿論抨擊國民黨反動派，敵人在未掌握充分證據的情況下，只得先把已經奄奄一息的毛楚雄釋放出來，送到外婆周陳軒那裡照料。
1930年，彭德懷率領紅軍攻克長沙，周文楠也被營救出獄，為了繼續革命，周文楠將孩子放到母親周陳軒那裡生活。
革命鬥爭是危險的，1935年4月25日，毛澤覃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圍剿”下壯烈犧牲，而毛楚雄卻沒有見過自己的父親。
外婆擔心身份暴露，被國民黨反動派抓走，因此從小就隱瞞了毛楚雄的身份，1935年冬天，周文楠回到長沙後，看到兒子十分激動，但是小楚雄卻不認識自己的媽媽。
外婆周陳軒對楚雄說：“她是你媽媽呀！”小楚雄才趴在媽媽的懷裡痛哭。
隨著小楚雄的年紀逐漸大了，經常問外婆自己的爸爸哪裡去了，後來外婆才將他父親被反動派害死的事情告訴了他。
當時只有幾歲的毛楚雄咬著牙說，等自己長大了一定要替爸爸報仇，讓敵人血債血償。
全面抗戰爆發後，黨組織為了照顧毛澤覃親屬的安全，將毛楚雄和周陳軒一塊送到了韶山，與在韶山工作的周文楠一塊生活。
當時毛澤東得知侄兒在韶山的處境不太好時，還寄來20塊大洋給周文楠。
毛楚雄的父親毛澤覃為了革命犧牲，母親周文楠為了革命東奔西走，王震豈能不知，這樣的烈士子弟，身份怎能不特殊？
毛楚雄在359旅的一年多的時間裡，王震對他是最關心的，在中原軍區北部部隊要突圍的時候，軍區政治部機關幹部毛澤普帶著毛楚雄到正在開會的王震那裡報告說：“我就要下團隊，上前線了，那地方不安全，小毛怎麼辦？”
王震一錘定音：“讓小毛跟我走！”
中原軍區部隊在這次突圍中是異常艱苦，即要急速行軍，又要突破敵人的阻攔，為了保護毛楚雄，王震特意囑咐警衛員黃英成找來一匹馬和一支槍，交給毛楚雄，讓毛楚雄跟在自己的身邊。
在部隊進入秦嶺後，戰鬥越來越頻繁，行軍也越來越困難，正在這時，敵人提出“和談”。
王震考慮到接下來部隊很可能要在這裡分散開來打游擊，相比之下，去西安談判較為安全，於是才同意毛楚雄作為警衛員一起去談判。
他的計劃是，到西安後透過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把毛楚雄送往延安，也算完成了毛主席的囑託。
張文津、吳祖貽和毛楚雄穿著灰布軍裝，牽著兩匹戰馬，離開了部隊。
王震還不放心地朝他們的身後大聲叮囑：“小心，注意安全！”
毛楚雄聽到後，還回過頭來，揮了揮手中的軍調部第九執行小組的旗幟，回覆道：“放心吧，越是有敵人的地方越是安全……
當調查組到王震這裡走訪時，王震十分堅定地告訴調查組的同志，可以肯定毛楚雄是跟張文津從鎮安縣離隊赴西安與國民黨談判的，絕對不是在行軍途中掉隊被敵人殺害的。
這也直接否定了張成臺一行中那名不知名青年幹部是毛楚雄的可能，張文津、吳祖貽、毛楚雄三位烈士犧牲地點不應該侷限在鎮安縣，也可能在通往西安途中的柞水縣和寧陝縣。
在調查組的同志告別的時候，王震老將軍叮囑調查組的同志：一定要找到小毛的遺骨，一定要把小毛他們犧牲的真相搞清楚。否則，真無法向毛主席和毛澤覃的在天之靈交待。
從王震將軍那裡走訪回來後，調查組的同志更感覺身上的擔子不輕，找到張文津、吳祖貽、毛楚雄三位烈士的遺骸及犧牲真相是刻不容緩的。
因此，他們將調查的範圍從原來的鎮安縣，擴充套件到柞水縣和寧陝縣，對在這三個縣轄區內駐紮過國民黨軍隊的地方進行了細緻的調查，並召開了上千個各種型別的座談會，最終在檔案中發現寧陝縣東江口鎮的一堆神秘人骨很可能是張文津、吳祖貽、毛楚雄三位烈士的遺骨。
為了弄清楚這堆人骨的來龍去脈，調查組的同志在東江口鎮展開了調查，走訪了很多群眾，特別是曾擔任國民黨鄉保人員座談會，向他們打探有關張文津、吳祖貽、毛楚雄的訊息。
在調查組兢兢業業的調查下，曾擔任國民黨政權副鄉長的鄧耀俊告訴調查組：“有一件事，埋在我心裡快40年了，今天我要說出來。”
原來鄧耀俊當副鄉長的時候，聽自己的老同學、防空哨長唐進玉說過：“共產黨、新四軍派的和談代表到西安同國軍談判，國軍叫鄉長石星一和我們幾個人把他們活埋在城隍廟背後了。”
毛楚雄
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線索，這更加讓調查組的人確信，寧陝縣的這堆神秘人骨是三位烈士的。
很快，曾經擔任國民黨民團成員的石友成更是提供了有價值的線索。
他說當時國民黨整編36師123旅61師181團就駐紮在東江口，181團團長姓岑，住在張文堂。
有一天鎮上來了4個人，有兩匹馬，4個人當中有3個人身穿灰布軍裝，說是共產黨王震部隊派的和談代表，還有一個穿著便衣的老百姓，聽說是他們在月河鄉請的嚮導。
岑團長得到訊息，立馬帶人到魁星樓歡迎，雙方還吃了飯。
過了兩天，石友成聽說共產黨的談判代表已到西安去了，還很高興，因此對江口區區長姜捷三說：“這下好了，談判成了，就不會再打仗了。”
姜捷三看了看四下無人，悄悄對石友成說：“和談個屁！”隨即用手向下一劈，示意被殺掉了。
石友成沒敢再細問，後來他無意間聽別人說城隍廟後沙壩裡埋了三四個人，於是就問唐進玉那裡埋的是啥人，唐進玉悄悄地對他說：“是新四軍。”
聯合調查組讓石友成領著調查人員到現場，親自核對了原地點，就是搬運社的建房處，與鄧耀俊提供的地點一致。
透過鄧耀俊和石友成提供的線索，基本可以斷定神秘遺骸的身份，但是為慎重起見，調查組的人知道必須還要找到更多的實質性證據，才能給出結論，如果出現紕漏，那可是他們的失職。
只有找到當年害死三位烈士的兇手，此案才算有了結果。
胡宗南
可是那個岑團長所在的部隊36師123旅181團當時隸屬於胡宗南的部隊，在解放戰爭後期，胡宗南的部隊一瀉千里，被風掃殘雲般消滅在了四川省廣袤的大地上，想要找到這支部隊，那是很難了。
但是調查組的同志們卻下了必須尋找到的決心，很快他們乘飛機趕往四川，到四川省各級公安、各級黨史、軍史、檔案等部門去尋找這個岑團長。
經過調查也只找到這個岑團長全名叫岑運應，至於他的下落，一概不知。
有的說他在戰場上斃命了，有的說他被我軍俘虜了，也有的說他在雲南隨國民黨殘匪逃往緬甸一帶去了。
種種說法都是捕風捉影，沒有實質性的證據，幸運的是，調查組的同志竟然在西南軍法處的檔案中，找到一條1953年5月20日對罪犯韓清雅的判決書，在這份判決書中記載：“該犯1946年在胡宗南部隊61師181團少校團指導員任內，在陝西省寧陝縣參與秘密殺害我李先念將軍派往西安參加軍調小組的和談代表張文津等3人。”
調查組立刻展開對韓清雅的調查，在他的“審查表”中還有一份他的口供及曾任胡宗南部隊61師181團營長鄒壽珊提供的旁證，才將當初張文津、吳祖貽、毛楚雄三烈士犧牲的經過梳理清楚，讓調查組的人無不感覺到憤怒和遺憾。
在1946年8月，國民黨181團駐防在寧陝縣東江口鎮時，該團四連連長李清潤於8月10日發現了3個穿布軍裝的新四軍，和一個帶路的農民，其中兩個中年人騎著高頭大馬，其中還有一個人的軍銜為上校，另一個步行的新四軍持槍警衛，三個新四軍均為南方口音。
李清潤隨即將這一行人扣留，在得知他們是王震部隊派來的和談代表後，直接上報到團部。
此時，岑團長在江口鎮魁星樓列隊歡迎，便將他們幾人迎回團部，然後由少校團指導員韓清雅負責審訊。
根據中年上校拿出軍調部第九執行小組的相關證件，以及國民黨方面給李先念的數封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和談的邀請信函，可以看出這名上校是軍調部漢口第九執行小組的新四軍方面代表，叫張文津。
岑運應隨即向胡宗南發電報請示，胡宗南那邊報告給蔣介石，蔣介石自然不願意看到新四軍和談代表出現在西安的談判桌上，從而影響其發動全面內戰，因此密令胡宗南“迅速解決”。
當天晚上，岑運應讓四連連長李清潤負責執行“就地秘密處決”的命令，李清潤遂叫來江口區鄉政權的幾個地方官員，在東江口鎮城隍廟石坎下旬河旁的河灘裡挖了幾個坑，當夜秘密將三個和談代表和一個農民嚮導推入沙坑中活埋。
透過這份寶貴的檔案，再加上鄧耀俊、石友成提供的時間、地點、情況及細節基本吻合，最終確認了張文津、吳祖貽、毛楚雄三烈士的遺骸，以及被害經過。
聯合調查組經過將近一年緊鑼密鼓的調查，終於將案件查得水落石出。
1984年12月4日，調查組的同志與中共寧陝縣委黨史辦和縣民政局的同志，到掩埋張文津三烈士的地方對遺骨加以保護，並連夜向上級起草了此案的調查報告，並給出結論：“現在，確鑿事實證明，毛楚雄是隨中原部隊和談代表去西安途中，被敵殺害於寧陝縣東江口鎮。”
調查報告經陝西省和四川省兩省有關縣、地、省領導審查同意後，於1985年2月呈報李先念等領導同志審定。
時任國家主席的李先念審閱後公開表示：“調查清楚。”
為了悼念獻身革命的沙場未歸人，李先念主席在1985年6月18日題詞：“豫鄂陝革命根據地的烈士永垂不朽！”
很快陝西省民政廳專門撥款，在寧陝縣東江口建了一處烈士陵園，將張文津、吳祖貽、毛楚雄三烈士的遺骨存放到裡面。
毛楚雄死因的查清，也了卻了王震將軍多年來的一樁心願。
因為毛楚雄的母親周文楠還在世，聯合調查組專門派出同志到哈爾濱將這個訊息告訴了周文楠，得知兒子去世的詳細經過，老母親失聲痛哭。
哪有母親不想念自己兒子的，這一天，她已經等了幾十年，早在兒子犧牲時，她就已經得到了訊息，但是一直不知道兒子犧牲時的經過。
在承受了喪父之痛，與喪子之痛，她還要一個人默默承受，尤其不能把這個訊息告訴自己的母親周陳軒。
毛楚雄一直是外婆周陳軒撫養長大的，此時她還不知道外孫犧牲的訊息。
新中國成立後，周陳軒寫信給周文楠，說自己想念楚雄這孩子了，想要見一面。
周文楠當時在東北工作，想到老人家自己一個人在韶山居住很辛苦，決定把她接到哈爾濱來照顧。
1950年，周文楠路過北京時，在中南海與毛主席見了一面，毛主席還特意詢問了周陳軒老人的生活情況。
談及毛楚雄的時候，毛主席讓周文楠跟老人撒個謊說：“你告訴外婆，就說我說了，楚雄是個有志氣的孩子，是韶山人民的好兒子，送他到國外很遠的地方學習去了，也不能通訊……免得老人家受刺激，時間長了，慢慢也就好了，楚雄年齡不大，為國捐軀，雖死猶榮。”
外婆周陳軒1968年在哈爾濱去世，至死也不知道外孫毛楚雄犧牲的事情。
周文楠向調查組的同志提供了毛主席對毛楚雄烈士的評價後，動情之下寫下了《雄兒，媽媽想念你》的紀念文章，調查組的同志看過之後，無不傷感落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