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水
一年一度的“正倉院展”10月30日將在日本奈良國立博物館展出，第73回展覽共有55件寶物，其中8件為首展，重點展品包括樂器、筆墨紙硯、經卷、染織品、文書、佛具等。
學者揚之水的新書《與正倉院的七次約會》不久前出版。於她而言，正倉院是一個想了很久的題目，很早就計劃寫一本與傅芸子《正倉院考古記》有所不同的書。因自二〇一二年起至二〇一九年，她與幾位朋友年年秋天往正倉院看展（唯二〇一八年是個例外），像是認真履行一個不變的約會。“正倉院乃寶山一座，既無緣遍觀，則不過著眼於‘可意’者，於‘他人見不到處’得其一二，也算是小小的心得。”
《澎湃新聞·古代藝術》(www.thepaper.cn)經授權刊發此書第二部分。
坐夏日偏長，知師在律堂。
多因束帶熱，更憶剃頭涼。
苔色侵經架，松陰到簟床。
還應煉詩句，借臥石池傍。
——項斯《寄坐夏僧》
展陳於第六十四回的“紫檀金銀繪書幾”，是我關注已久的物事。初唐時候，印刷術尚未發明，書皆卷軸式，閱讀則須雙手卷持，自然不很方便。初唐四傑之一的楊炯有一篇《臥讀書架賦》，略雲：“伊國工而嘗巧，度山林以為格。既有奉於詩書，固無違於枕蓆。樸斫初成，因夫美名。兩足山立，雙鉤月生。從繩運斤，義且得於方正；量枘制鑿，術仍取於縱橫。功因期於學術（一作殖），業可究於經明。不勞於手，無費於目，開卷則氣雄香芸，掛編則色連翠竹。風清夜淺，每待蘧蘧之覺；日永春深，常偶便便之腹。”“其始也一木所為，其用也萬卷可披。”“風清夜淺，每待蘧蘧之覺”，用《莊子》之典；“日永春深，常偶便便之腹”，用後漢邊孝先故事，都是切臥讀之意。這篇賦文義並不深，難於解讀的卻是臥讀書架的形制與式樣究竟如何。所謂“其始也一木所為，其用也萬卷可披”，註釋家或曰此句意為“書架只用少量木材製成，卻可插放萬卷圖書”‹7›，未免更令人增加疑惑。那麼且看這一個“紫檀金銀繪書幾”：小小的方座上一根立柱，柱上一根橫木，橫木兩端各有一個圓託，圓托里側則為短柱，柱上兩個可以啟閉的小銅環。若展卷讀書，便可啟開銅環，放入卷軸。
紫檀金銀繪書幾 正倉院第六十四回
紫檀金銀繪書幾使用示意 複製品
所謂“兩足山立，雙鉤月生”，“不勞於手，無費於目，開卷則氣雄香芸，掛編則色連翠竹”，唐人賦詠之物究竟如何，見此而解。掛編則色連翠竹 ，應該是指收起書卷，納入竹編的書帙。第六十九回展覽中， 展出名品最勝王經帙的同時， 又展出一件竹書帙（原用於收納經卷），正教人見得真切。
竹書帙 正倉院展第六十九回
晉城博物館藏一件青蓮寺出土的北齊乾明元年（五六〇）曇始造像碑座‹8›，其中一側榜題“波林羅”之下方是坐在方榻上的僧人，右側一個經架，式樣與正倉院藏紫檀書架幾乎無別。
北齊乾明元年曇始造像碑座 晉城青蓮寺出土
北齊乾明元年曇始造像碑座 晉城青蓮寺出土
紫檀金銀繪書幾通高五十八釐米，用於“臥讀”固然尺寸偏大，但臥讀書架的形制與樣式與此經架相仿應該是不錯的。臥讀書架的創意或者就是來自經架，經架也多在敦煌唐代壁畫中構成敘事‹9›，可見它的使用在這一時期之普及。項斯《寄坐夏僧》：“坐夏日偏長，知師在律堂。多因束帶熱，更憶剃頭涼。苔色侵經架，松陰到簟床。還應煉詩句，借臥石池傍。”釋子讀經與士子讀書竟是一般況味。
《正倉院考古記》提到中倉所藏十七枝唐式筆，不僅可見古式，且“裝潢之華麗，尤足驚人”。展覽第六十七回裡，我見到了其中裝潢華麗的一枝。
斑竹筆 正倉院展第六十七回
斑竹杆，兩端分別套金箍，末端的象牙飾好似塔剎。憶及柯橋博物館藏唐墓出土一枚被稱作戒指的金箍，外膨如扁鼓，內徑一點五釐米，外徑兩釐米，重二點九克。口沿內斂，緣邊上下均打作連珠紋。兩道弦紋內的裝飾帶以規整的魚子紋為地，其上打製四個飛奔的有翼獸：虎、豹、獅子、鹿，鹿身鏨出梅花。雖體量很小，卻製作甚精。以正倉院藏品為比照，或可推知它是這一類物品的裝飾件。
筆之難得固不待言，不過更令人關注的是與筆同在而尤其不易儲存的筆罩亦即筆筒。宋無名氏《致虛雜俎》中說道“（王）獻之有班竹筆筒名裘鍾”，“裘鍾”似乎很難與筆筒相聯絡，然而有此實物，這裡的意思渙然得解。“裘”，此指毛筆，“鍾”是形容筆筒的造型。後世或名斗篷曰“一口鐘”，也是形容它上銳下闊之狀。至於陳放在桌案用於置筆的筆筒，是在高坐具普遍使用的時候才廣為流行，早期言“筆筒”，均指筆罩或曰筆帽。
北倉藏品中，有兩枚中土傳入的唐代人勝殘件，人日風物，這是稀見的實物遺存，傅芸子《正倉院考古記》“北倉上”一節記所見“人勝殘闕雜張”雲，“據齊衡三年（八五六）《雜財物實錄》稱：「人勝二枚，一枚有金薄字十六，一枚押彩繪形等，緣邊有金薄裁物，納斑藺箱一合，天平寶字元年（七五七）潤八月二十四日獻物。」今品則以二殘片粘合為一者。一片繫於淺碧羅之上，粘有金箔剪成十六字雲「令節佳辰，福慶惟新，變（當為燮字之訛）和萬載，壽保千春」。《雜財物實錄》所稱有金箔字者即此，今金箔諸字已變黝黑，羅色亦暗矣。又一片較大，約四分之三粘於其下，邊緣圖案以金箔剪成，上粘紅綠羅之花葉，緣內左下端有彩繪剪成之竹林，一小兒戲犬其下。金箔邊緣及彩繪人物，色彩如新，惟犬形已殘耳，此當即《實錄》後稱之物。考人勝為用有二，一以金箔鏤成，人日貼於屏風；一剪綵為之，戴於頭鬢。今觀正倉院所存殘片，可知乃屏風貼用之物”‹10›。
正倉院展第六十六回中適有此物，因得以仔細觀摩。人勝殘件之一，是貼了十六字吉語的一枚綠羅，吉語字上面的金箔雖已全部脫落，但在展櫃的燈光下，仍可見黑字上面泛出幾點細細的金光。
人勝殘件 正倉院藏
《荊楚歲時記》曰人日“翦綵為人，或鏤金簿為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鬢。又造華勝以相遺”，隋杜公瞻注云：“人入新年，形容改從新也。”吉語中的“令節佳辰，福慶惟新”，正是“人入新年，形容改從新”之意。另一枚人勝殘件，卻是各樣剪綵花分層貼上在一尺見方的橘紅色絹帛上。緣邊圖案下邊的一層剪作紅花和綠葉，上面一重，是粘覆金箔的楮紙剪作圖案，鏤空的花和葉正與下面的紅花綠葉相套合。剪紙的四角，各一個連珠紋緣邊的方勝或曰疊勝，殘存的兩朵紅花，便是疊勝的內心。兩枚人勝的製作，都是剪綵與鏤金共用，所謂“鏤金簿”，此“金薄裁物”即是；“為人”，乃為小兒。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時屬盛唐至中唐的墓葬出土剪紙人勝，可與它互看。用作隨葬，大約有祈福之意。不過《荊楚歲時記》中說到的“華勝”，似與此式樣不同。隋唐以前，勝的造型乃中圓如鼓，上下各有一個梯形與圓鼓相對。山東嘉祥武氏祠畫像石的祥瑞圖中有此物，兩勝之間以橫杖相連。唐代銅鏡中也還有這樣的影象，如許昌博物館藏一面祥瑞圖十二生肖鏡，祥瑞之一便是“金勝”，與榜題相應的金勝影象即為古式。此鏡的時代約當初唐。
唐祥瑞圖十二生肖鏡 區域性 許昌博物館藏
金勝作為祥瑞，也當是來自古義，《宋書》卷二十九《符瑞下》曰：“金勝，國平盜賊，四夷賓服，則出。”唐代作為人日風物的人勝卻是取了別一種樣式，即如正倉院藏人勝殘件。當然它不是孤證，卻是因為伴隨著與人日風俗相合的吉祥語而意義最為明確。由此發現，唐代廣為流行的所謂“菱形”圖案，原來就是來自人勝，當名作方勝。方勝相疊，可稱疊勝，但方勝也不妨作為通名。河北定州靜志寺塔地宮出土一枚金花銀片，懸墜於銀鉤的方形銀片邊長九釐米，造型以及鏤空的地紋均與正倉院藏人勝佈置於四角的疊勝相同，兩個方勝交錯相疊的四個角，上下各一隻“金雞”，左右各一隻“玉燕”，方勝中心一隻牛，乃一一與新春裡的節物相合，此即唐代的人勝。它也常常用於銅鏡，書寫“千秋”吉語，並且不以用於“聖節”的千秋鏡為限。
金花銀人勝 河北定州靜志寺塔地宮出土
方勝又成為唐代圖案中的一個基本元素，每以各種方式組織到不同的紋樣中，如邊飾，如花心。而綴瓔珞、垂流蘇成為幡勝，也都是常用的構圖方式。第六十四回展品中有一件黃地花文夾纈，紋樣可視作花的套疊， 也可視作勝的套疊。
唐鸚鵡銜幡勝鏡 出自黑石號沉船
黃地花文夾纈絁 正倉院展第六十四回
由此想到方勝和疊勝設計構思的來源之一，或是建築中流行的鬥四藻井。若進一步延伸，則寶相花的基本構圖也是若干花朵疊相斜向交錯，以此不斷伸展，蔚作花光五色。而正是這些大體同源的意匠，形成裝飾領域裡豐美富麗的唐風。
‹7›《楊炯集箋註》（祝尚書箋註），頁72，中華書局二〇一六年。
‹8› 承學友李丹婕相告，遂專程前往參觀並拍照。
‹9›郭俊葉《敦煌壁畫中的經架：兼議莫高窟第156窟前室室頂南側壁畫題
材》，頁70~74，《文物》二〇一一年第十期。
‹10›《正倉院考古記》，頁46，文求堂一九四一年。
《與正倉院的七次約會：奈良博物館觀展散記》揚之水 著 上海書畫出版社 2021.7
責任編輯：陸斯嘉
校對：張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