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到康隆寺時被打散，我藏到冰窟窿裡。天亮後，到處都是死人。藏著的同志彙集到一起，有二十多人，各部分的都有，有男的有女的，往山裡走，轉山，向放羊的討飯。”

“等到春麥三寸高了，樹葉也麻錢大了，我們餓得沒有辦法了，想出山。民團搜山把我們十八個一起抓住了。我們女的沒有武器，男的有武器也沒有子彈了。”

躲進冰窟窿裡的

1987年，一個記憶模糊的69歲老人董桂芳，倖存的西路軍女兵，回憶了當年被俘的經過，語言簡短，卻包含了多少血與火的洗禮。康隆寺戰鬥發生1937年3月，當年這個女兵還只有19歲，半個世紀以後，老人可能記憶了許多東西，卻唯獨對當年的紅軍經歷記憶猶新。

1936年底至1937年初，本想打通河西走廊的西路軍兵敗祁連山，大部分官兵或犧牲或被俘，在這些官兵中，還有幾千人的女紅軍，當時最小的只有十幾歲，她們的命運更加悲慘，那些被俘的女紅軍，慘遭馬匪兵蹂躪，有的被馬匪兵殺害了，還有的被任意分配給馬家軍官兵作小老婆、當丫鬟，除了少部分女紅軍逃回延安，回到革命隊伍外，多數的女紅軍最終流落到了河西走廊。

上世紀80年代以後，流落河西地區的紅軍被重新重視起來，尋找失散紅軍，挖掘西路軍的歷史記憶。

1987年9月16日上午，《西路軍女戰士蒙難記》一書的作者董漢河，在甘肅省張掖城裡採訪了老紅軍董桂芳老人，她是被俘後在張掖“新劇團”關押過。

董桂芳，這位當年出生在四川巴中的女紅軍成士，時年已經69歲，當時正領著一個小女孩站在大門口的老槐樹下。陪同的縣黨史辦王主任走上前和她打招呼，問她還認識不認識，老人木然地搖搖頭。

“前幾天我們不是還見過嗎？我是縣黨史辦的，姓王。”王主任自我介紹著。

董桂芳“啊啊”應了兩聲，也不說認識不認識，把幾個人領進了院門。

這位被俘過的女紅軍戰士穿著乾淨，臉上也還舒展，近期記憶卻如此糟糕。最初還有些擔心提供不了更多需要的東西，誰知她對當年紅軍時期的記憶非常好，提供了當年張掖“新劇團”一些被俘女紅軍的下落。

董桂芳打開了話匣子：

“我1932年正月十六參加兒童團，十一月到四方面軍新劇團，在樂隊裡負責一種打擊樂器。當時新劇團有50多人，團長姓易，外號易莽子，個子大，是鄂豫皖的人。”

“到一條山，我病了，住在醫院裡。到永昌病好出院時，我們的劇團已經被馬匪俘去了，我就到了供給部。到倪家營子，又讓我到三十軍政治部當宣傳員。人還不熟，就突圍到梨園口。快到康隆寺時被打散，我藏到冰窟窿裡。後來在山上就被馬匪抓了。”

頓了一下，董桂芳老人接著說：

“敵人把我們押到張掖大衙門，王定國他們已經先被關在裡邊了：共有七個男的，十四個女的。我記得還有孫桂英、陳桂蘭、蘇佩珍、蔡德珍、李玉珍、陳秀英。孫桂英四方臉，高個子，苗條。敵人讓我們站成一隊，馬家軍的旅長韓起功問：‘共產黨好還是馬家軍好？’我們說：‘共產黨好。’敵人就把我們打了一頓。”

或許漫長的時間沖淡了一切，老人把“打了一頓”，說得如此輕描淡寫。

張九九怎麼沒來上班？

“敵人的參謀羅平見孫桂英長得好，想要。韓起功不給羅平，要給回族，孫桂英不同意；又說送她去涼州，是韓起功的清水副官送的。他的女人是被俘女紅軍，過了幾天哭著對我說，清水副官把孫桂英殺掉了，是奉的韓起功的命令。”

　實際上，在押送孫桂英前，韓起功早已派人在二十里鋪沙窩裡挖好坑了，做掩埋屍體用，後來據韓世昌說：“我在沙窩準備掏手槍時，孫桂英猛地一下把我的手腕握住了，爭持了半天才擊斃了。”

“陳佳蘭被分給了韓起功的一個參謀。蘇佩珍被分給了韓起功手槍隊的一個漢族傳令兵。”

“蔡德珍和張水清開始是結了婚。張水清的外號叫張九九。一天晚上，韓起功打發人來叫張水清，一去就沒再回來。第二天，敵人裝傻，問：‘張九九怎麼沒上班？’蔡德珍說：‘被你們的人叫去，沒回來。’事後，敵人把蔡德珍賣給了回民阿訇，1942年隨韓起功到青海去了，至今下落不明。”

喝大煙水死掉的陳秀英算烈士嗎？

“陳秀英分給了韓起功手下的一個人，不到一個月，她就自己喝大煙水死掉了。李玉珍也給了韓起功手下的人，到青海去了。我們‘新劇團’那個男的李漢炳，被編到敵人的補充營，跑掉了。原先在張掖住，1952年回了四川老家。”

小編在網上百度了一下，想找到有關女紅軍陳秀英的資料，但是沒有查到，也不知道她這樣不甘受辱，喝大煙水死掉，能否被評為革命烈士呢？

董桂芳老人關於戰友的記憶出奇的好：

“我怎麼出來的？韓起功把我分給了手槍隊的傳令兵，叫劉根強，是河南洛陽縣人。1943年韓起功調青海去了，劉根強帶我逃了回來。解放後，1956年我們離的婚。我們無法共同生活，他常罵我是‘老共產’，我罵他是馬匪，後來他又找了個小老婆。1958年，劉根強年被法辦，去了新疆，再沒有音信。他那個小老婆也改嫁到新疆去了。”

“離婚時，我最小的孩子還沒出生。離婚後我給人家洗衣裳，納鞋底，挖大糞，後來又到搬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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