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盎格魯-撒克遜人文傳統的英美兩國先後在19、20世紀成為全球霸主，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它們有國家性和世界性這雙重屬性，這與它們的普通法傳統之間有著深刻關聯。人們關注國際政治的時候，較少關注到法系問題，畢竟這遠不如軍事問題來得直接和有份量。然而，軍事戰爭畢竟是出現得相對少的非常關係，法律所維繫的合作才是面對的更多的日常關係；而一個國家在日常關係中積累的各種能力，才是軍事戰爭能力的基礎。所以，法系給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所帶來的影響，是我們理解現代世界秩序非常關鍵的一個角度。
普通法國家是大社會小政府的結構；成文法國家跟它相比，多半是大政府小社會的結構。並且只有海洋國家能把普通法的秩序維繫下來，大陸國家則做不到。當然，這裡說的是原生性的普通法；在此之外，還有次生性的普通法。在大英帝國曾經統治過的地方，它會把普通法系統都移植過去；在殖民統治崩潰之後，法系留在了已經變成英聯邦成員的前殖民地，這些地方的法律就屬於次生性的普通法。它們和英美的原生性普通法在法律邏輯上是一樣的，但是法律背後深層的政治邏輯是不一樣的。普通法和英美的國家性和世界性的雙重屬性之間又是什麼關係呢?
英國是大社會小政府，社會非常有活力。所以英國的對外擴張首先是民間行為，而不是國家行為。英國商人在海外進行貿易的時候，得適應當地的法律和習慣，這些法律和英國法律可能很不一樣。但對普通法來說，它最擅長的就是在大不相同的習慣之上尋找共通的規則了。結果就是，英國商人走到哪兒，英國法律就會被帶到哪兒。但這並不是要求對方接受英國法律，而是雙方保留各自的法律，但為了做生意，要去找到超越於各自法律的更有普遍性的一些規則。
在這個過程中，普通法就開始呈現出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是英國人自己的法律，另一個層次是超越於各方的更有普遍性的規則，這個更高的規則也會不斷演化並擴充套件，這樣英國的法律秩序就不斷擴充套件為世界的法律秩序。
即便到了今天，不同國家的商人之間在進行國際貿易的時候，如果各自的法律規定有衝突，雙方也經常會約定採用普通法來保障合同的執行。幾乎可以說，普通法體系就是規範整個海洋世界與國際經濟秩序的基本法律邏輯。
大英帝國那些到海外冒險獲得成功的商人，一般會更傾向於自己保護自己的海外利益，不願讓國家插手，免得受到國家掣肘或者被國家分利。但有時他們發現自己保護不了了，就會希望國家派軍隊來保護。出兵的事情需要英國議會透過，但議員們不會願意讓國家隨便為冒險的商人去火中取栗，商人們就只好到議會四處遊說。遊說成功，他們的海外利益就被界定為國家利益，由國家來進行保護；遊說不成功，他們在海外還是自生自滅。
軍隊出動的目的是什麼呢?通常只是要求強制執行英國商人與對方簽訂的協議。這種軍事目標是一種有限目標，只要對方在英國的軍事打擊下，同意執行當初簽訂的協議，英國就會停止強迫。兩國之間接下來的貿易規則該是什麼樣，則會透過商人的活動繼續演化。
大英帝國就是逐漸以這種方式擴張起來的。英國有一個歷史學家叫希利，他寫了一本書叫作《英格蘭的擴張》。書中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說法：英國在漫不經心中獲得了一個帝國。之所以說是“漫不經心”，是因為這個帝國的成長並不是英國一開始就有一盤大棋，沿著國家戰略向外推進的結果，而是民間冒險家出去冒險，成功的冒險家又和英國議會進行各種博弈的結果。
總結一下就是，英國法律跟著商人到來，軍隊又跟著法律到來。軍隊到來的主要目的是保證各種貿易規則得到執行。
這就是為什麼英國以及後來的美國這兩個原生性的普通法國家，能夠作為平臺型國家，成為世界霸主。因為平臺首先就是規則，英美的擴張首先是規則的擴充套件，而不是領土的擴張。問題是，為什麼成文法國家就只能作為產品型國家，成為區域霸主呢?這跟不同法系之下，霸主國統治世界的成本差異相關。統治成本決定帝國的規模以及可持續性。
霸主國統治世界的成本。英國在整個19世紀都是世界秩序毫無爭議的主導者。不過，除了印度這個特例，在很長的時間裡，它在海外的殖民地並不多。有一篇研究大英帝國史的著名論文，題為《自由貿易的帝國主義》°。這篇文章就提出，大英帝國包括正式帝國和非正式帝國兩個部分。正式帝國就是英國直接統治的地方，比如印度；但規模更大的是非正式帝國，也就是加入了英國主導的世界貿易體系，但又不被英國直接統治的地方。
我們在世界歷史地圖上經常看到，世界各地到處都是英國殖民地，但這是19世紀末期的狀態。在此之前，英國並沒有佔領太多殖民地。原因很簡單。自大航海時代開始的遠洋貿易，再加上工業革命，使得世界各地都被捲入全球貿易網路當中，沒有哪個地方可以脫離這個系統。而對英國來說，只要能夠把一個地方納入貿易體系，就可以透過自己的主導權獲得很多利益，犯不著花錢去直接統治。直到19世紀末期，其他歐洲國家開始大規模搶佔殖民地了，英國才開始主動佔領殖民地，免得其他列強佔了殖民地，用政治手段關閉市場。
英國對國際秩序的主導，從根本上來說是透過對規則的主導來實現的。覆蓋全球的政治規則體系和貿易規則體系相互支撐，大英帝國在世界範圍內的治理物件並不是具體的領土，而是普遍的規則體系。加入英國這套規則體系的國家，都會進入全球市場，讓自己的經濟獲得更好的發展條件。如果不願加入這套規則體系，那就沒法搭上發展的快車。
英國主導的這種秩序，在原則上不會排斥其他國家的參與，所以是一種開放秩序。對規則制定權的掌握，在軍事意義上，並不以對土地的佔領為前提，只要控制住最重要的貿易通道——海洋——就可以。而要控制海洋相對簡單，只要控制住海上航道的幾個咽喉要道、佔領幾個據點就行，比如直布羅陀海峽、好望角、蘇伊士運河、新加坡。對據點的佔領和統治，與對大片殖民地的佔領和統治，是大不一樣的。
在18世紀乃至19世紀末期以前，除了那幾個咽喉要道上的據點，英國經常在把一個地方打下來，確保當地願意加入世界貿易體系之後，又退出這個地方。實際上，即便是在印度，仍有許多地方是通過當地土邦王公進行間接統治的。可以說，幾乎整個非西方世界都處在大英帝國的非正式帝國範圍當中。如此一來，英國不需要付出多少統治成本，卻能收穫貿易的利益。至於正式帝國這部分，英國在統治殖民地時基本上不會去動當地原有的習慣。當地原來的統治者只要肯與英國合作，英國就仍然會利用他來統治。英國基本上也不會動當地原來的法律。假如發生了什麼訴訟，在實體法的部分，除了它跟英國的理念有實質衝突的情況之外，基本上可以按當地法律來審理；而在程式法的部分，則要遵循英國的普通法。於是，像奈及利亞、印度、馬來西亞等地方的傳統法律，都可以被整合到帝國的普通法體系當中。打個比方，普通法是平臺，土著法律是產品，而平臺對多樣性的產品有巨大的容納力。如此一來，殖民地的傳統社會結構、傳統宗教信仰等既可以得到保留，又可以作為英國的統治抓手，統治成本就降得很低。
法國就不一樣了。它是成文法系統，中央集權的立法機構依照它認為最理性、最文明的原則來制定法律，對多樣性傳統的容納力比較低。再打個比方，法國的大陸法本身就是個產品，土著法律也是產品，不同產品之間會有激烈的競爭。法國看到殖民地的土著法律傳統跟自己所認可的理性原則不一致，就認為那是落後愚昧的，要幫助他們進步，把那些落後愚昧的習慣給改掉。但要改變人們的習慣是最難的，人們會想憑什麼我非得跟你一樣?法國改造殖民地的努力引發了各種激烈反抗，它只好用暴力鎮壓。這樣一來，法國不僅沒法藉助當地原有的社會結構來統治，大量的精力還被內耗掉，其統治成本肯定遠遠高於英國，所能統治的帝國規模也就遠遠小於英國。
這兩種統治手法的差異還產生了另一個影響：由於英國在各個地方都是間接統治，對當地傳統社會沒有什麼觸動，等到大英帝國瓦解、英國的力量撤退之後，其前殖民地仍然儲存著基於傳統社會結構的自治能力，當地的秩序比較容易重建起來。而法屬殖民地的傳統社會秩序被破壞得比較多，在法國撤退之後，重建秩序的難度就大很多。所以在非殖民化之後，英屬前殖民地的發展多半好於法屬前殖民地。
在不同法系之下，霸主國統治世界的成本有很大差異，而統治成本又決定著帝國的規模以及可持續性。
“二戰”之後，美國接替了英國世界霸主的地位。再來看看英美這種普通法國家的政策生成過程和成文法國家的區別。
成文法國家一般會預設一個國家利益，它通常都是和立法時所依據的理性原則相聯絡的。然後在這個國家利益的基礎上，審視國家內部的各種具體事務，如果這些事務和預設的國家利益衝突，就會被排除掉。
但對英美的普通法邏輯來說，因為其頂層純屬程序正義，不承諾實質的具體內容，也就沒有能被事先識別出來的國家利益，從而沒有什麼利益會被事先排除出去。就美國來說，國家各個機構形成的重大政策都需要議會批准，於是議會就成了各種利益群體最核心的博弈平臺。各種群體都會僱遊說公司去議會遊說，甚至其他國家以及外國利益團體也會僱美國的遊說公司去遊說。美國的行政部門也同樣需要去遊說，否則無法從議會拿到財政預算。各種利益不斷博弈、對沖，最終均衡出來的結果，便被識別為當下的國家利益。隨著博弈的發展，國家利益的內涵也會不斷演化。
因為其他國家也會來美國議會遊說，這就使得美國的政策生成過程內在地包含其他國家的政策意圖，差不多隻有普通法國家才能以最低成本做到這一點。美國的政策生成會充分接受外部世界的反饋，最終反映出來的，在相當程度上是全球的力量均衡。隨著全球力量均衡的變遷，政策還會動態演化。如此一來，美國主導世界秩序的成本，一定大大低於成文法國家同樣想要這麼做時需要付出的成本。
因為這種政策生成機制對外部挑戰的反應通常是成比例的，不至於出現外部世界對它的威脅是100個單位，它用500個單位或者只用50個單位來反擊的情況。如果反擊力度經常過度，這個全球帝國就長期處在超負荷狀態，很難持續；如果反擊力度經常不足，這個全球帝國又會長期處在威信不夠的狀態，也很容易潰散。
要想做出成比例的反應，政策生成機制的基礎就應該是對外部挑戰的反饋，但這種機制也有一個問題，就是其反應很多時候會慢半拍。比如在“二戰”之前，希特勒在國際上不斷提出各種訴求，想修正凡爾賽體系對德國的束縛，而英國民眾在某種程度上是認可其訴求的正當性的。因為在《凡爾賽條約》簽訂之後沒多久，西方國家很多人就後悔了，覺得這個條約太過分了，對德國壓榨太過，條約本身實在有欠公正，所以當希特勒試圖挑戰凡爾賽體系的時候，很多西方人都覺得他做得不無道理，也就不願意為此與德國發生戰爭。
於是，時任英國首相張伯倫就跟希特勒簽了《慕尼黑協定》以滿足其要求。張伯倫回到英國之後，揮著那份協議走下飛機時，說自己帶來了幾十年的和平。後來的歷史書經常嘲笑張伯倫的愚蠢，說他喪失了按住希特勒的最後機會，而丘吉爾早就看清一切，一直堅持要打擊希特勒。然而實際上，張伯倫當時非常受英國人民的歡迎。因為很多英國國民也覺得希特勒的主張是有道理的，不應該為此與德國發生戰爭，這也就意味著，從德國輸入的刺激力度相對較小，所以英國人願意做出的反應也就不會太大。張伯倫願意妥協，而丘吉爾一直在叫嚷要強力反對希特勒，顯然在當時的情況下，張伯倫是英國人眼中更合適的領導人。
但是沒過多久，英國人就發現張伯倫上當了，希特勒開始了全面戰爭，英國人這才明白德國的野心絕不是修正《凡爾賽條約》，而是要徹底統一歐洲。從德國方面輸入的刺激力度陡然上升，於是英國反應的力度也就陡然上升，人們就把丘吉爾選上去當首相了。丘吉爾帶領英國度過了至暗時刻，等到戰爭行將結束之際，德國方面輸入刺激的力度又下降了，英國人的反應力度也隨即下降，丘吉爾又被選下臺了。幾年之後，兩大陣營之間的冷戰開始了，從蘇聯輸入的刺激力度又上升了，於是丘吉爾又被選上去了。再過幾年，蘇聯領導人換成了赫魯曉夫，他改變了政策，主張要跟西方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刺激力度又下降了，丘吉爾就又被選下去了。
英國一直能做出恰如其分的反應，不是因為英國人聰明，而是因為英國特定的內政機制，其政策生成機制能夠把各種要素都包含進來，並且成比例地應對，這種內政機制是跟普通法傳統緊密相關的。其代價是普通法國家經常走後手棋，需要等到對手的刺激力度真實呈現出來，才會出臺相應的政策。於是，從短期來看，普通法國家的應對經常慢半拍，被迫跟著對手走；但從長期來看，由於總是能夠成比例地應對，於是綜合成本就呈現為一種最具可持續性的狀態。
普通法和成文法對經濟的影響也很不一樣。
由於兩種法系當中一系列權利設定上的差異，以及由此引出的在金融監管邏輯上的差異，在普通法地區，直接融資市場的效率遠遠高於間接融資市場；成文法地區則正好反過來。直接融資市場包括股市、債市、期貨市場等，間接融資市場就是吸納存款的商業銀行。所以，世界上最重要的股市都在普通法地區，比如紐約、倫敦、香港、新加坡，最重要的期貨市場也在普通法地區。
有些成文法地區的股市規模也很大，比如東京證券交易所、歐洲證券交易所，規模都大過香港證券交易所，但這是因為前兩個股市所依託的國家/地區經濟規模大，而不是因為它們有能力從全球廣泛吸納資本。普通法地區的股市則可以從全球廣泛吸納資本。所以，普通法地區的資本市場更加活躍，市場深度更大，對國際經濟和國際貿易的影響力也更大。
不過兩種融資機制在經濟上也各有優劣。直接融資市場並不承諾本金的安全性，風險更大，相應地，收益也有可能更大。所以，普通法地區的金融市場就是冒險性更強，經濟更有活力，但是因為各種金融槓桿效應，經濟的波動性也會更大。間接融資市場因為接收存款，必須承諾本金的安全性，在融資過程中對風險的控制勢必更嚴格，收益也就相應會小一些。所以，成文法地區的金融市場更加穩健，經濟的波動性相對小，但是經濟活力就會不如普通法地區。
兩種法系的經濟效應還會帶來創新效率上的差異。普通法國家是大社會小政府，也就是說政府對社會的控制力相對較小，在這種情況下，各種各樣新奇的腦洞都會冒出來；普通法地區的金融市場在氣質上也更有冒險性，這樣的地方就更適合那種不確定性較強的“從0到1”的創新。成文法國家是大政府小社會，政府對社會的控制力相對更強，政府的組織力也更強，社會上新奇的腦洞冒出來的機會就比較少；成文法地區的金融市場在氣質上更具穩健性，這樣的地方就更適合那種不確定性較弱的“從1到N”的創新。
“從1到N”的創新，追求的主要是大規模複製效應，有利於財富的普遍擴散；在經濟上，它更多的是拉動外延型增長。“從0到1”的創新，追求的不是複製效應而是原創效應，有利於財富的巨大單點突破；在經濟上，它更多的是拉動內涵型增長。
如果沒有“從1到N”所帶來的外延型增長，經濟的發展經常會帶來貧富分化，引發社會問題。如果沒有“從0到1”所帶來的內涵型增長，經濟的發展很快會耗盡既有的勢能，陷入低水平的重複，同樣會引發社會問題。兩種增長—創新模式對世界都有著不可替代的意義和價值，但真正具引領性的還是“從0到1”的創新，因為它是拉動經濟不斷形成質的提升的根本。由此我們也就看到了，美國能夠成為世界創新中心的重要原因和意義。
最後，說說香港對於中國的重要性
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擁有一塊實行普通法系的地方，那就是香港。它具有一種重要的二元屬性。一方面，香港是中國這個成文法國家不可分割的領土；另一方面，它又和整個海洋世界分享著普通法秩序。這種二元屬性使香港成為中國連線世界的樞紐，其作用在中國內部獨一無二，無可替代。中國透過香港有了一個與海洋世界形成無縫連線的介面，可以透過香港來影響國際資本市場；反過來，也可以透過香港從國際資本市場汲取巨大的力量，香港是中國參與國際經濟時一個重要的借力打力的支點。
不能只因為看到深圳的國內生產總值(GDP) 超越了香港， 就以為深圳可以取代香港。兩個城市在經濟意涵上有著質的差異，而量的多少在質的差異面前根本不重要。所謂“中國想讓哪裡成為金融中心，哪裡就能成為金融中心”，基本上屬於囈語。
香港的這種特殊地位，是基於其普通法邏輯的；而普通法的運轉，又是基於大社會小政府的邏輯以及背後的一整套生活方式的。這些是成文法地區感到很陌生，卻又必須意識到的一種質的差異。如果中國希望能夠擁有香港這個介面，就需要尊重普通法的一系列法理邏輯及其所依託的生活方式。否則的話，就得承擔失去這個介面的代價。
在日常的網路輿論中，我們還能感受到，國人在看待香港的時候，總還是帶著一種深切的屈辱史觀，香港經常被放在一種單向度的殖民史、屈辱史的視角下來理解。因此，在網路輿論中，人們很容易透過挑戰英國人留在香港的普通法秩序來獲得一種掃除屈辱的快感。這種網路快感要付出很多代價，如前所述；而快感所依託的屈辱史觀，則值得進一步分析。毋庸諱言，中國近代史上確實有過很多屈辱，但近代史還有著宏闊得多的面向，如果僅僅抱持屈辱史觀，則這些面向都會被遮蔽掉。
一系列歷史研究已經表明，在清代中期，中國由於人口過度膨脹，已經陷入一種“內卷化”困境，也就是說，勞動力過剩導致其過於便宜，從而使得中國無法內生性地出現技術躍遷，也就無法內生性地出現工業革命。過剩人口靠農業經濟無法消化，但正因為人口過剩，中國又無法內生性地進入工業經濟，這樣就進入了一個死迴圈。要突破它，似乎只剩劇烈的社會動盪引發人口劇減一途了。
突破死迴圈的辦法也是有的，就是從外部引入新技術，進而啟用工業經濟，推動中國歷史演化至新的階段。在當時，能夠帶來新技術的唯有西方，新技術伴隨貿易過程而來。中國是在西方槍炮的脅迫下加入世界貿易的，其中當然有屈辱，但是我們更要看到這個過程對中國走出死迴圈的意義。這與任何參與方的好心或壞心都沒有關係，只是一個客觀的歷史過程。只有恰當地理解這一點，才能恰當地理解歷史，理解中國與世界的關係。
一旦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秩序，另一個更加重要的變化就會出現。過剩人口只有在封閉的經濟體系中才會“內卷化”，一旦加入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過剩人口會轉化為一種競爭優勢。因為加入世界經濟體系，就能在全球範圍內獲得比較優勢，所以過剩人口就意味著在勞動力成本上有著巨大的優勢，也就打開了一種更宏闊的潛在可能性。
這種潛在可能性如何現實化，還是個複雜的歷史過程。“革命”也成為其現實化過程中難以繞開的一步；但毫無疑問，在與西方的歷史互動過程中，中國加入世界經濟體系，是無論如何繞不過去的第一步。同時，中國的革命需要一系列新理念的輸入，還需要一系列的資源支撐，香港和新加坡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無論是觀念的輸入還是革命資金的籌措，都是撬動近代中國歷史的支點。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兩個地方作為中國大陸地區與海洋世界的介面，其意義就遠遠超越於經濟之上。
我們在這樣一種新的視野下重新觀照中國近代史，就會發現，屈辱毫無疑問是存在的，但是單向度的屈辱史觀，實際上遮蔽了更加重要的歷史面向，相當於用一個指頭遮蔽了另外九個指頭。這樣的遮蔽使得我們無法恰當地理解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也會嚴重地扭曲中國的國家目標的表達，以至於讓復仇成為目標。這是近年來網路上各種“戰狼”式情緒的根本來源。
“戰狼”式情緒對外會表達為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這會讓世界對中國充滿疑慮。疫情期間網上曾經流傳著一個“戰狼”式影片，一個年輕人用待出口的口罩擦腳。這種影片傳播到海外，其負面效應大過多少次正面努力所帶來的效應。其他國家不知道中國會如何使用自己的強大力量，不敢相信中國對國際責任的承諾，中國的各種努力因
此無法獲得國際的信任，乃至被惡意解讀。層層惡性迴圈展開，各國在信任關係上陷入了“塔西佗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