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 韓 偉
從蘇維埃臨時最高法庭，到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黨對人民司法的領導貫穿於各個時期的司法工作實踐，積累了豐富的司法經驗，形成了獨特的法治理念。從蘇區司法幹部甘當人民公僕，到馬錫五審判方式一刻也不離開群眾，“人民司法為人民的好傳統好作風貫穿始終”，人民司法實踐形成的紅色司法案例，集中體現了優良的人民司法傳統，是黨史中紅色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值得今人認真總結，並加以傳承。延安時期的馬寶祿醫療事故案發生後，司法人員認真的調查與審判，顯示出實事求是與審慎嚴謹的精神，實現了司法公正，體現了人民司法優良傳統的突出特色。
1943年冬，陝甘寧邊區綏德分割槽周家礆區保安助理員黃光耀患病，前往馬寶祿處診治，當時黃光耀全身發燒、腿腫，馬給其服用了阿司匹林，當時病人“全身出水”，症狀似乎有所緩解。次日，黃光耀病情又有加重，馬又按普通發熱的情況給他開了兩個金雞納霜丸，“叫病人吃去，用開水引送下去”。到了第三天，黃的病仍不見好，馬寶祿詢問了其大便情況，在徵詢區委書記之後，前往黃家用“日光肥皂”為其“過一下腸子”通便，黃的病未減輕，反認為是特務來害他，“要女人找槍”，後被阻止。之後，區委書記又聯絡一箇中醫大夫為其診治，探討病源，期間“將病人後心拍了兩下”。不久，黃光耀病故。
當天，馬寶祿由黃家返回時，途中遇到鄉長萬錦興，叫他去鄉政府。馬不明就裡，去了後就被捆綁起來，關押在伙房裡。被關的第二日，區委書記來審訊，問他是否參加特務組織，是何人介紹加入的？馬最初不承認，之後鄉長萬錦興對其實施刑訊，他受不過，被迫說“參加復興社”。
由於黃光耀家屬疑其中毒，經過區鄉前述調查，馬寶祿案被轉交綏德分割槽保安處起訴，署名“布魯”的分割槽保安處呈文謂：“查馬寶祿未清病症，輕易治療，對病人不負責任，以致治死我幹部黃光耀同志，現該人主不受，我本警戒隨意亂診之庸醫，並消除人主之不平，故擬將該案轉交政府司法機關以法處理。但該馬寶祿於前年反奸中已被保安機關關押一年之久，故嗣後處理，謹提議將馬之罪狀在群眾大會上公佈，並將處理經過制一判決書給黃光耀同志家屬，以消不平，是否有當，尚請裁處。”保安處隨文附上較為詳盡的《馬寶祿材料》，其中有馬寶祿的家庭背景，及其學習西醫的經過，他十二歲在延安喬溝天主學校唸書，“該校教員介紹我參加天主教會，在此唸了四年後，回家務農，三年後在本地李家砭天主堂，在此管理牲口買些東西，三年後在綏德新店天主堂（主任雷正花，西班牙人），我任管理員，每月薪金三元，因為他們會看病，因此我看的學會西醫治病法。”後來教堂主任雷正花離開，他就回家擺攤治病。
最後，保安處提出了初步意見，“該犯治死黃光耀同志，而不是毒藥害死，而是他的醫術不高。黃光耀同志雖不是他治死，但要馬寶祿負責。現將該馬寶祿送來法院請以法處理。”從保安處的呈文來看不難發現，其已經作了更深入的調查，與區鄉的意見有很大差異，最重要的是明確黃並非是“毒藥害死”，而是馬“醫術不高”，但迫於死者家屬“不平”之意，要求司法處依法裁判。
司法處接到此案後，同樣十分審慎，工作人員不僅詳細訊問了馬寶祿及有關見證人，針對醫治中的問題，還專門邀請了專家證人，即群眾醫院、華新診療所的李化南、馬光壁等三位醫生。
李化南等人在調查後，站在醫學角度對黃光耀之死提出了意見：“研究黃光耀得病的經過、治療情況及死後情況，可能是猩紅熱或斑疹傷寒等熱症，而斑疹傷寒的可能性最大，因為有這種熱病的人，必定是發熱高，少說話，少飯食後發紅疹，臨死時發急躁，必能使口鼻出血。黃光耀這次病中，雖會每日體溫，可供參考，但按照他老婆及馬寶祿所談，已實屬熱症無疑。”
根據馬寶祿的診治情況，可以證明黃並非汞中毒致死。馬寶祿主要是庸醫誤人，自己在治療過程中也摸不清是什麼病，把斑疹傷寒當成感冒治，而使病人沉痾。在黃光耀病入最嚴重時期不應再給他洗腸了，“他的洗腸，目的是清火，想把病能診好的話可多掙幾個錢，落個好名譽。”但結果相反，病人的死亡期提前了。
在全面瞭解各方面證據及案件事實後，司法處再度訊問了馬寶祿，當問及其責任時，他答：“也許我學藝不通。”司法處推事告訴他，“根據這種情形來看，並非是服毒，但可能你對病症未弄清，亂服藥，使病人受到挫傷，才死的很快。”馬寶祿承認自己對病情確實“搞不清”，自己“醫道不通，治病誤人”。
訊問結束後，司法處進行當庭宣判，“你的錯醫（致人死亡事實）是對的，今決定將你坐了禁閉，判決一年半徒刑，再由當地召開群眾會公佈之，日期以後決定。”這個判決，實際也包含將前期禁閉日期折抵刑期之意，馬寶祿當庭表示服判。
馬寶祿醫療事故案看起來是比較簡單的，診治、用藥等事實也容易查清，但是，一是病故的是保安處幹部，身份較為特殊；二是被害人家屬誤認為黃被以“汞”毒殺，懷疑特務故意謀害，加之區鄉政府不符合程式的訊問，導致冤錯的可能。然而，因為分割槽保安處更為細緻的調查，以及司法處合理地引入了醫學專家證言，使得案件事實得以澄清，不當診治與病人之死的因果關係更為明確，最後才得出較為客觀公正的判決。
由馬寶祿一案，也能看出革命時期我國司法工作者的優良作風，特別是實事求是、審慎嚴謹的精神，正如當時總結司法經驗中提出的，“唯有確定了為人民大眾利益服務到底與實事求是的科學工作態度，才能不在困難面前低頭，從困難中尋找工作，積極工作，克服困難，堅持到底。”
以馬寶祿案為代表的紅色司法案例中體現的這種態度與精神，與當代中國司法“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以及“公正司法”的要求是一脈相承的，都體現出基於事實真相的法律觀、正義觀。唯其如此，司法審判才能“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作者單位：西北工業大學法學系）
文章來源：智慧普法平臺
